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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一份职位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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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明
来深圳的前一个晚上，为多给我带30块钱还是少带30块钱母亲和父亲生气，暴怒的父亲摔掉了一只玻璃花瓶，那是贫困的家中唯一的奢侈品。
第二天，父亲送我去车站，等车的几十分钟里默无一语，泛黄的眼神里是一个男人不能养家糊口的悲哀。为了调解一下这让人难受的气氛，我对父亲开玩笑说：“看你的背后”，父亲转过身，身后空空，不解地问我背后有什么，我说：“背后全是太阳！”
隔一天才一次的通往县城的长途汽车就在初升的太阳中开过来，我上车，在阳光的照射下我看到前挡风玻璃上油漆斑驳的四个字——下窑至沁县。那一天是1994年3月12日，因为我和父亲一直背对着太阳站着，灿烂的阳光照得后身暖洋洋的。
为了省下每一分钱，我住了两天30元一晚的旅店后就改到了东湖公园，知道深圳有特色的10元店是在我找到工作很久以后的事。
一天晚上，我找好一棵树，正准备在树下铺报纸，忽听树上有人说：“上来，你能不能上来？”树上的人是个急性子，没等我回话就先自蹦了下来。我们的景况大体相同，他说他已找到一份工，明天去面试。第二天，没事可干的我陪他一起去，结果双双被录用，他做搬运，我做清洁，包食宿，试用期间，每月400元。
我兴奋异常，我觉得好机会来得太顺当了。事后多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警察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从其上衣的袋中搜出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写道：“我已到深圳，深圳男人个个手拿大哥大，女人个个穿金戴银，我也找到了工作，我的工作是白天睡觉，晚上上班，我很快就能给你寄钱回去，记住，都是电汇。”这个到深圳后一直未找到工作的人，写完此信后上街行窃被当场抓获。
我做卫生员的那两个月，由于连垃圾筒都清洁得光可鉴人，第三个月便被调到办公室做勤杂。当时公司一样新产品刚推向市场，由于技术上的一个小失误，那段时间，用户的咨询与要求换货的电话不断，办公室人员接到电话后便按程序记下来，然后集中送到厂部，再由厂部通知仓库，仓库发出货再给公司，辗转几道手续，等完好的产品换到用户手中已是几天甚至十几天后的事了，并且因电话大体雷同，接听的办公室人员到后来连句道歉的话也懒得说，所以许多电话后来都由咨询变为要求退货继而上升成投诉。
有一位先生因打过电话后一直等不到答复，气急之下自印了一些“××产品是垃圾”之类的传单四处张贴。公司人员看到这些带有偏激之词的张贴后意欲将之告上法庭。
他们讲此事时我正在旁边给电热水器加水，我三个月的试用仍未到期，但我还是忍不住讲出我的观点：就算那位先生有污蔑之举，就算我们赢了这场官司，而最大的输家也将是我们自己。因为在服务日趋显出其重要的今天，生产厂商居然对自己的顾客大兴诉讼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一旁的老总饶有兴趣地盯住我问：“那你的意见呢？”我说我刚到公司不久，其它业务不熟，但这件小事交给我，我想我能做好。
随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成了接听电话，当天下班后，我连夜找到老总，将此事如处理不及时很可能就会把小事变大的后果分析给他听，并征得他的同意，申请到凭电话记录我可以直接从仓库调货的权力，然后等收回用户手中的次品后再以旧抵新。然后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产品保修单上印的联系电话旁，保证上午接听到的电话安排在中午休息的时间送到，下午接听的电话在晚上下班后送到。这期间，有一位内地的顾客，他是上次出差来深圳时买的，回去后发现问题，这一次出差到广州，专门抽出半天时间赶到深圳退换。他是在火车站给我打的电话，询问公司地址具体怎么走，想他对深圳的陌生，我告诉他不要离开车站，我带完好的产品去找他，我向他保证在放下电话两分钟内我就出发。他说：“可能吗，下这么大的雨，你别耍我！”我连朝窗外看都没看一眼就说“没关系”。
半个小时后，我如约赶到他面前，把用雨衣包得严严实实的产品给他，我诚恳地向他道歉，并替他买好返回广州的车票，告诉他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如果真的再有问题只要打个电话换就可以了。那个人憨直地说：“就冲你们这办事态度，就是真有问题我也不换了。”
如此大约20天后，首批卖出的3000件产品基本善后处理完毕，结果圆满而理想。
此事后，我就一直留在了办公室，半年后升任为办公室主任。两年后，因老板总是大多时间在香港，深圳的事情基本上由我打理，同事、工友开玩笑叫我“小老总”，当时我21岁。后来连老总也开始这样叫我，有时我去向他请示什么，他就会和蔼地笑着说：“你自己决定啦，你是老总。”
来深圳前，我是邻县农贸站工作了半年不到的临时工，我离开后，原来我一个人干的事情分成了3个人来干。到深圳后，我在两年之内在同一个公司完成了“三级跳”，我觉得一个人不要老是抱怨别人不给你机会，不给你职位，大多时候，职位是干出来的，不是谁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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