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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渔的演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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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
小渔的选择告诉我:迈出去，如果不能海阔天空，退回来，那也不失为一种理性与智慧……
小渔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拎着一个大包，她说：“罗姐，我要回家了。”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你不是去马来西亚了吗？”她笑了，实际脸色比哭还难看：“有些事你还不清楚吗？”随即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得到了某种解脱说：“回去了！我不想再把青春浪费在这里。”
我是京城一家影视公司的职员，每天都要跟演艺圈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小渔曾经接受过我的帮助，所以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她来向我告别。慵懒的阳光射进玻璃窗洒在她轮廓分明的脸上，不可否认，小渔很漂亮，而且身材与气质都很出色。但她为什么要走呢？小渔笑笑说：“我的经历都可以写成故事了……”接着她开始慢慢讲起了自己在北京演艺圈的闯荡生涯。
一、“你一定行，因为你在这里是最好的。”
我出生在江南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1995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爸爸自作主张地给我报了幼儿师范，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我在那时就有了离开这个小地方去大城市闯荡的念头。幼儿师范的艺术教育抓得很好，我当时特别受教师的器重而且还是学校里的文艺尖子。走在校园里，时常都会有人用一种看明星似的仰慕眼光看我，我陶醉在那种眼光里沾沾自喜，总觉得自己一定是块当明星的料。于是等到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闯京城，去那个向往已久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明星梦想。
1998年11月，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爸爸妈妈和同学来送我，爸妈流着泪依依不舍，我的同学用一种绝对的口吻说：“你一定行，因为你在这里是最好的！”我充满信心坚定地点点头说：“你们放心吧，再多的苦我也能吃，别人都能闯出来，我也行！”
到了晚上，我铺了几张报纸在火车的车厢过道里躺下，听着哐啷的车轮声兴奋得难以入睡。闭上眼，我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向北京接近，也就好像已经在一点一点地向梦想靠近。
二、一下火车便上了剧组的车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终于随着汹涌的人潮挤出了北京西客站。看见那么多的人和车还有面前偌大的城市，当时真有两眼一抹黑的感觉。看看时间，清晨6点，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去处：北京电影制片厂。因为我曾在许多报纸杂志上看到过，许多来北京闯影视圈的“北漂”族都聚居在北影厂附近。
于是我打车去了北影厂。刚下的士我就看见北影门口有好多的人守在那里，男的女的，各种年龄和穿着的都有，旁边有几辆中巴车，一个光头的人正招呼那些人排队上车，我拎着包站在一边看他们，不明白这是做什么。
“喂，你！站着干吗？你去不去啊？”那个光头指着我大嗓门说。“去哪里呀？”我傻愣愣地问：“去昌平拍外景！”
啊！这是剧组的车，“剧组”这两个字对于当时从来没拍过戏的我来说具有多么大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啊！我真幸运，刚下火车就遇上了剧组，什么也来不及多想，我就挎着包上了车，车里的人个个都面无表情，只有我一个人无比兴奋地东张西望。
中巴车把我们拉到了距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荒郊，负责服装道具的人让我们脱下厚的外套穿上又薄又脏的古装戏服。年轻的小伙子扮演清兵，其他的人扮演老百姓。导演说今天拍的是一个战乱时期的大场面，他要我们听指挥在前面的荒地里和山丘上“四处逃跑”，那些清兵在后面追撵我们。
从没想过拍戏是一件那么辛苦的事情，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晃而过的场面竟是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拍成的。我们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地跑得气喘吁吁，导演还不断地喊停重来。11月的北京已经开始寒冷，郊外的风吹得只穿着薄薄戏服的我们直打哆嗦睁不开眼，导演不喊过，我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来，身边的人不停地埋怨着，而我没有，我的心正被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忍不住跑到导演工作台去看回放，屏幕上我的背影只有一点点，一闪而过。
中午，剧组送饭的车来了，群众演员们一下子像饿急了的狼一样拥过去抢，我呆呆地站在人群外茫然不知所措。导演和工作人员在一旁搭个桌子单独吃，没有人理会这边的疯抢。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抢饭的阵势。
“喂，给你。”一个留大胡子的中年人挤出来递给我一份盒饭，“你以前没拍过吧？干这个就得不要面子，你不抢就要饿肚子，饿肚子也没人理会你。”我感激地接过盒饭向他道谢。他叫来几个人在荒地里升了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蹲下来在寒风里狼吞虎咽。
我嚼着发凉的饭听他们边吃边聊，听得出来，他们好像对群众演员这一行很熟悉了，哪个剧组好，哪个剧组抠，哪个剧组发的盒饭好吃，哪个剧组导演待人客气，还有谁又在哪里拍戏遇见某个大明星了，那个大明星又怎么对群众演员不屑一顾把递上来的笔记本推到地上了……尽管从他们的话里我听出了做演员的苦多于乐，但我还是很羡慕他们无论如何也是在这个圈里混啊，我问：“在北京能有那么多的戏拍吗？”那几个人笑着说：“嗨！做群众演员还不容易？有的戏，只要是人就行。不过，你要是想要在这个圈儿里做大，那就难了！”
我当时还不明白他们这话的意思。
吃完饭，我们又继续迎着寒风在荒地里“逃窜”，“避难”，等到导演喊收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中巴车又把我们送回了北影厂门口，那个光头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每人发了20块钱，有的人好像不满意跟他大声争吵起来。我拎起包走向给我递饭的大胡子问他附近有没有便宜的住处。大胡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才问清楚了我是今天刚到的北京，他瞪着眼睛说：“你来北京就冲着影视圈？”我点点头。
大胡子摇摇头笑了：“怎么，你也是想像赵薇他们一样一夜成名？你把这个圈子想得太好了，只怕大家都没那个命哟!”
我当时看着他苦笑的脸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很不服气：像你这个年纪和条件当然没这个命，这个圈子再不好也有人闯出来，我为什么不行？走着瞧吧，今天不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吗？
三、都有受骗经历的北漂一族
那个大胡子叫老杨，他后来带我去了北影厂附近的一个驻京办事处大院里的地下招待所，住进去以后才知道，那里住的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北漂”一族，不过，在我的眼中，他们好像和书上报道的不大一样。
像老杨他们这种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大多是曾经来京打工的民工。他们都是无意中发现有群众演员这一行可以挣饭钱的，而相对来说，做群众演员要轻松有趣得多。尽管这种工作很不稳定，而且经常会被人欺骗，比如被“穴头”叫去拍了戏拖欠劳务费等等，但他们还是住到北影厂附近来，平时无所事事，专等“穴头”或其他人通知他们拍戏，实在不行他们就自己到北影门口去“蹲戏”。
我刚开始也跟着老杨他们到北影厂门口去“蹲戏”，早晨五六点就在那里等着，如果哪个剧组临时需要人便会来这里“抓”我们，可是大多数时候别人都要男的，而且我“蹲”久了，便开始不想仅仅是被人叫去排群众戏，我时刻都记着自己出来时候的抱负，于是我开始留心身边的机会。
可是机会对于我这种无亲无故，只身在外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茫了，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
有一天我惊喜地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家叫“XX影视”的公司的招聘启事。上面写着“为某某剧组招演员，需主角、配角各多少名，面试合格可以马上上镜”，还说：“帮助你实现演员的明星梦。”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找到那家公司，公司的接待小姐说他们是由几位知名艺术家联合指导的影视公司。她很热情地给我看了许多照片，那是有很多明星在内的剧照，我由此十分信任地交了50块钱面试费，她领着我去了旁边的经理室。
经理室里坐着一个道貌岸然的中年人，他一本正经地要求我唱歌，跳舞、朗诵，还表演了一个小品，最后，他再打量着我思量了半天说：“嗯，你的条件非常不错，发展前途一定很好，不过，你不是专业院校出身，所以你必须参加我们的专业培训，这样你的机会会更多。”我看了他递来的培训简介，2000块钱的培训费让我瞠目。
他看我为难便改口说：“不参加培训也行，你得跟公司签约，交400块钱给公司，公司一年之内给你排10次以上的拍摄机会，机会难得啊！”同时，他递过来一份合同。
我看着这份印得像模像样的合同书，再听他说公司有多少人跟他们签约，现在都已经拍了什么什么戏，还跟哪些明星都合作多少次了。听着这些诱人的话，再想着自己以后不用再去蹲戏了，而且拍戏还能上角色，我很痛快地交了钱签了约。
原以为从此就有希望了，可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后来总算通知我去拍戏了，到了拍摄现场才知道，又是一些群众角色，而且，拍完戏的劳务费还要被公司扣走一部分说这是惯例。
我很生气地找公司理论，那个接待小姐脸上那天的微笑荡然无存，她翻着白眼说：“合同上写的一年安排10次以上的拍摄机会并没有说这个机会是什么角色。”她还说：“能给你安排戏就已经不错了，整个北京有多少人闯影视圈？比你条件好的多的是！你别不知满足，有的人想拍群众还拍不了呢，你不去自然有人去。”
看着她冷冰冰的样子，我明白受骗了，我不但交了400块钱给他们，而且同时又成了被他们安排去演戏从中扣取劳务费的挣钱工具。
尽管明白受骗了，但我还是得去演，也许她说得对，跑了几个剧组以后我才发现，条件好的女孩不止我一个，也许我确实应该从群众演员做起。
后来我在许多拍戏过程中遇到很多像我这样来影视圈闯荡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有和我相似的受骗经历。不是被导演去交“保证金”，就是被告之专业水平不够需要参加培训，交几千甚至上万的钱去学习表演，公司廉价请的老师也许是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也是在到处找戏拍的二三流演员，学完之后只能得一个盖着钢印、走到哪个剧组谁也不会看一眼的结业证。而更多的就是像我这种抱着美好的幻想、希望和信心，却不知道如何寻找成功途径，一不小心便为了寻找机会踩进了别人设下的陷阱的。其中有一个女孩叫阿丹，我们都签在同一个公司，她是湖北人，来的时间比我长，而且来北京之前她还是一个小城市里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她说自己曾经是那样光彩夺目，而来北京以后就感觉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一融进去便找不回了。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我们便互相鼓励着为了生存和梦想，从群众演员做起。
那段时间，我和阿丹不辞辛苦，四处奔走，我们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将照片送给各种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但坚决不签约，并且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替我们找了戏，拍戏的钱他们可以提走一部分。
我们的戏渐渐多了起来，但仍是那些几乎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最好的，也就是有几句台词，走走场，不会超过一集戏。我和阿丹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条件都不比某些主角、配角们差，而机会总是垂青到她们的头上呢？
后来日子跑久了，剧组呆多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没有关系。所谓的关系很复杂，跟导演的关系，跟制片的关系，跟投资人的关系。反正影视圈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利场，我们光有外表的实力是不行的。
为了跟剧组里的人套近乎，我们不得不学会装巧卖乖，去说那些不想说的话，比如：对快40岁的化妆师说：“大姐，你还没结婚吧……哟 ，真的？一点也看不出你有孩子了。”还抢着给导演沏茶，导演念叨有点饿，马上就去买饼干塞给他。有时，对于一些不正经的导演拍拍肩拉拉手的轻浮举动还要强忍着装出敷衍的笑……
有一次，我去一个剧组应聘女二号，那导演色迷迷地拉着我的手说：“给你这个角色也行，但你要让我记住你呀！不然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女孩……”说完他便向我靠了过来，我吓得落荒而逃，那个角色自然是泡汤了。
阿丹后来消失了，我想她是感觉到了前途渺茫。
四、给XX女明星当助理
想着当初离家的信心，我一直坚持着，但始终觉得离梦想很远，一年多了，我没有回过家，带来的钱快花完了，演戏的钱又入不敷出，我也想过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可是那样我就没有时间拍戏了，就在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家影视公司的罗姐（注，即笔者），她见我当时彷徨无助的样子便给我介绍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且又不偏离影视圈。
这份工作是给某个女明星做助理，吃住在剧组，每天跟着那个女明星，给她拿剧本，拎化妆箱，接电话，甚至给她端茶送水，说白了，就是她的保姆。
女明星的名字不便告知，她因演过许多有名的电视剧而家喻户晓。在观众的印象里，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人。而在现实中，她却恰恰相反，自私、刻薄、心胸狭窄，嫉妒心强还自高自大。我每天跟在趾高气扬的她后面听她呼来唤去，她连一点尊重我的意识都没有，也许在她的眼中，我连保姆都不如。没有哪个明星会让助理洗衣服，她让我给她洗，还让我给她刷鞋子，大雪的天让我冒着雪出去给她买吃的，回来晚了，东西不合意她便把东西扔了指着我刻薄地说话。
我因需要这份工作所以忍气吞声地跟着她。和我们在一个剧组的还有香港的影星袁咏仪，袁咏仪比她年轻漂亮，她每天对袁咏仪抛白眼，还在卧室里给别人打电话中伤袁咏仪。有一次，剧组里的群众演员拍完戏后一拥而上地找袁咏仪签名拍照，把她晾在了一边。她气得脸色发青，终于，她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她气冲冲地站起来，我没有及时把大衣披在她身上，顿时，她当着剧组所有人的面冲我发起火来：“你想冻死我啊？冻死我你们好换人是不是？”然后她用尽了一切尖刻、侮辱的语言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谁这么难听地骂过我，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来北京的一年多，这是我第一次流眼泪。
回到宾馆，我红着眼睛路过袁咏仪的房间，袁咏仪走出来对我说：“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来好吗？”我进去了，她很和气地安慰我说有时候做演员很累，难免脾气坏一点，还说做助理的难免要受气。可我看她对她的助理很好啊，她们在一起就像姐妹一样。
后来，我拿出笔记本请袁咏仪给我签名，袁咏仪还主动让助理给我们俩合了影，临走时她看看笔记本对我眨眨眼说：“要收好哦。”
可是笔记本还是被那位女明星发现了，她在房间里大发雷霆给了我两巴掌，笔记本被她咒骂着撕碎了，我捂着脸看着面前这个在飘飞的碎纸屑里气得面部扭曲的女明星，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怎么演出那些人见人爱的角色的。
我想走，但我不能走，以后每个月300块钱的房租，还有四五百的生活费，还有从剧组里学来的为人处世经验，我决定振作起来奋力一搏。
我又开始四处奔波，跟所有能帮助我的人套近乎，跟想从我身上图谋不轨的人周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尝尽了空有理想，寸步难行的滋味。
有一天，一个公司的老总很高兴地打电话对我说：“现在有一个好机会，一个香港的剧组来北京挑演员，香港的剧组很正规，不会看你有没有背景，只要有实力就行，你来公司一趟吧。”
我很振奋地赶到那家公司，客厅里已经有了好多穿着妖娆正嗲声嗲气地跟那个老总开玩笑的女孩，不一会儿，进来两个香港人，一胖一瘦，老总介绍说，那个胖的是这部片子的制片，瘦的是副导演。
这两个人很挑剔地在我们中间打量着，有的女孩还搔首弄姿展示着自己，我很大方地面对着他们，用眼神告诉他们我也许可以试演这个角色。
最后，那个制片指定我和另一个叫虹的女孩到剧组去试镜。
香港的剧组管理严谨，分工细致，我一走进去便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团结协作的气氛。这部片子的主角都是香港的大明星，我和虹竞争一个女二号。制片递给我们剧本和通告单，我看见上面明星的名字心就怦怦直跳，要是我的名字能和他们印在一起该多好啊，如果我能上，那无疑是迈了一大步！我暗自对自己说：这个角色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
负责化妆和服装的人极认真地给我们上了妆，我看着镜子中的我和虹，心里暗自比较着。这个角色演的是一个理性、坚强的白领女孩，此刻镜子中的虹显得那么纤细，而上了妆的我无论是从形象还是气质上都比虹略胜一筹。我抱着必得的信心，自如地在摄像机面前试演着，把陌生的台词说得流畅清晰恰到好处，我看见导演满意地点了点头。
试完镜照样是回去等消息，我充满信心地回去了。果然，第二天那个老总就给我打来电话，不过，他没说角色的事，他说那个制片想请我吃饭，我的心咯噔一下，“多好的机会呀，难道你还不去？反正机会你自己把握。”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虹也来了。她迫不及待地说只要让她演这个角色她可以再在剧组里干一些茶水之类的活儿，而且片酬也可以要低一点。
“但是我们只要一个呀……”那个副导演意味深长地看看我又看看她，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看我和虹怎么表现了。
吃完饭以后虹主动说请大家桑拿，我没去，那位制片也没去，看着虹万般亲热地依着副导而去我心里蓦地升起一丝危机感。
我心神不宁地坐在制片的车里由他送我回去，他看我住在那么简陋的地下室便说：“小渔小姐一个人在北京做影视很辛苦啊？”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问我在北京拍过几部戏了，我十分酸涩地说只拍了一些群众角色。他马上吃惊地说：“不会吧，像你这么漂亮出色的女孩只拍过群众戏？不可能，不可能。”
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了我来北京一年多的遭遇，并且恳求他把那个角色给我。
他走过来靠近我拍拍我的肩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依靠，没有人帮你，在这个圈儿里做成功的哪一个没有人帮？”
“我很欣赏小渔小姐的性格，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帮助你，你跟我们到马来西亚，再去香港，今后我可以帮你留在香港发展。”他用充满诱惑的眼光看着我说，“以小渔小姐的实力，在香港应该前途无量啊……”
我的脑子被他说得乱极了，想着出来时候的雄心壮志，想着后来做群众演员四处找活遭尽冷眼，想着当助理时人家的明星架子，自己的忍气吞声；想着那个老总的话：“我们不要聪明的，只要明白的。”再听着马来西亚、香港，前途无量……
那个制片将脸靠过来的时候，我没有抵抗……
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剧组。我得到了那个角色，一个星期以后剧组准备出发去马来西亚。每个晚上，那个制片都在我的耳边描述着香港的生活，我打定主意，这次去了香港一定要不惜一切，想方设法打开局面！
我把地下室的东西都搬出来送给了老杨他们，唯一去看望的人就是罗姐，但我不敢提制片和香港，我只说被一个剧组挑中去马来西亚拍外景，罗姐衷心地祝贺我终于有了好转，我笑着，她哪里知道我付出的代价。
就在一切都准备妥当，我甚至为未来作好了一切打算的时候，一个早晨，我一睁开眼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平时都有人在门外来回走动忙忙碌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出去一看，所有的房间都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临时请的场工在收拾残留的东西，我冲过去问他剧组的人呢？他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冷冷地说：“走了，制片说带你走费用太大，你的角色可以在马来西亚重新找。”
我像掉进了一个冰冷的地窟，浑身都僵硬起来，大脑里一片空白，天旋地转中我感觉自己被人高高地抛起，然后又重重地砸落在地！剧烈的疼痛穿遍我的心里和身体，我像死了一样跌坐在沙发上向后靠去……
“你一定行，你在这里是最好的”，仿佛几时听过的话又隐约响在耳边，那是我的同学，是的，那时的我是多么出色呀，我是最好的，但那仅是一个小地方，中国有多少个这样的小地方啊！……
“怎么，你也想像赵薇一样一夜成名？只怕大家都没那么好的命哟 ！”这是谁说的？老杨。是啊！一夜成名，是多少少男少女梦寐以求的啊。成了名，会拥有多少想要的东西，会满足内心多大的虚荣？大家冲着这个圈子耀眼的光环而来，却不知，那只是个神话，我们盲目地追求着名利，浪费了多少时间，青春？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哭着，又笑了起来，随之是彻底的清醒，站起来，我走出宾馆。站在温暖的阳光里，我下定决心不再将青春耗在这盲目的追求上，我要回家，重新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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