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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打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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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甘林
1978年，我17岁。那时，进出口业务依然由外贸局独家代理，一个10多人的局一年就需多人常年押运货物去口岸城市。赶上车皮计划多，局里就还得雇人押运。一趟车跑下来，除了吃喝，只要不买东西，能混个20多块补助。这在当时挺让人眼热的，那时人们每月才30多块工资呢。
眼瞅着人家既观光又能赚钱，我心里总犯嘀咕：“这好事儿让咱也摊上一回多棒。”真是天遂人愿！有一批坯布要发广州，缺押运的。我们家老爷子虽说在局里掌印，但他一向正统，找他绝对没戏。我只得连夜到储运科长家活动。几经周折，这事儿竟成了。于是，我向班主任谎称老家舅妈得了急病，得请几天假云云。
临走的头天晚上，妈妈煮了鸡蛋烙了饼，又从兜里摸出2块钱，说是让我带着路上买水喝。我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要知道，那会儿，2块钱多金贵呀！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出远门。
坐在闷罐车里，我算是真正领略了常年吃“两条线”的滋味了。冬天的闷罐车，门窗紧闭，我们两位押运员就蜷缩在车门旁那几尺见方的空档里。渴了就喝壶里的水，饿了就啃坚硬如铁的大饼。货车一路不停地颠簸，加之急刹车，我们就更被折腾得头昏脑胀。只有当车停在大编组站时，我们才敢轮流下车用冰冷的水擦把脸，出出恭。
据说那时节，京广线上有亡命之徒“吃铁路”，凡碰上好搬运的货物抢了就走，遇上反抗的就捅刀子。因此一到晚上，每当听到车外边儿有啥动静时，我们就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哆嗦成一团儿。经过一天两夜的担惊受怕，第三天傍晚，我们终于捱到广东的门户———韶关。待将手续交接完毕，我们就直奔广州，住进了当时毫不起眼的流花宾馆。
随后几天，我们像陈奂生上城似的，徜徉于海珠广场、越秀公园，参观广交会，在当时最大的商场———南方大厦里感受着那个时代的都市繁华，也体味着没钱的寒碜。
此次广州之行，我净挣52.3元钱。为了不虚此行，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花35块钱买了一件当时内地难得一见的红色短袖港衫。回到家乡，煞是风光了好一阵子。
成年后，我南下北上，乘过飞机也坐过软卧，住过“星级”也吃过“档次”，但17岁那年难忘的怀揣2块钱闯荡广州的经历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想到那次广州之行中竟没为含辛茹苦一辈子的妈妈买上哪怕一块手帕时，我就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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