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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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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牙
在首都机场，女出租司机对我说：平安。
不必告别，就此结束北京十年。
在上海，我只花半天就找到房子，在五原路。——这么小一条街，我还以为应该像北京的哪条胡同一样不可能有人知道，其实不是。东妮丫就惊呼说：五原路啊，你知道谁住在五原路？
谁住在五原路，你是想说陈丹燕夫妇，还是想说卫慧？
网上一篇来历不明的文章说：“卫慧……如今总算在上海扎下根。她花20万在五原路买下了一套一大间书房兼客厅，一小间卧室，外加一个阁楼……”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卫慧会那样熟练地写到五原路，随手就让她的男女主人公闯了这条街的单行道。她是暗有在这里外地人扎根的翻身之喜吗？而且，据说这里还曾是上海的“上只角“来。
上海上只角，大概像北京东四：昔日王谢深宅，能联系到几个名姓的地方，如今还不是大杂院、贫民窟。就像我住的这个房子：一门五户，黑咕隆咚，破败不堪，污垢年深日久，到处修修补补，东塞西掖，还坚持住在这里的，只能是属于最底层。
不过，这一门五户里，其实只有那对只会说上海话的老夫妻还在守，其他房间都住进了我这样的租户。——进门，穿过一楼的公用灶间，在没有灯的过道里摸索着转个弯，忍住谁摆在房门外的鞋子的气息，上两道陡得能跌死人的木楼梯，右手边，就是我的房间。
住在这里，就像跟全世界同居：这两层楼上，谁出门了，谁上天台晒衣服了，谁做饭以及做了什么了，都容不得错过。此外，房间南北都有窗，南正对弄堂，北正对相距约三米的另一座楼，它们也负责提供许多声音和眼光。尤其是北窗所对的那栋楼，家家都没有拉窗帘的习惯，所以几乎就等于是在我眼皮地下上演七十二家房客真实版。——我承认，自己真的有时候，躲在那十年前一定时髦的紫红丝绒窗帘后面，一格格地窥视人家的窗户。
于是，夜夜睡得很不安静，但不用担心迟到：许多许多的喧哗，都足够把最恋床的人唤醒。
于是，夜晚或周末，这条路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就变得对我很重要，即网吧：带一大桶桔汁，上那网吧去，以一小时五块钱的代价，享受它所谓贵宾室的沙发，对着电脑，打下许多几无意义的字词，即使有蒲公英台风就在窗外猛烈捶打天蓬，我也无动于衷。
到网吧或者上班，都要穿过乌鲁木齐中路，一条像极王安忆《小饭店》所写的街道：菜摊，外贸服装店，蛋糕店，日用杂品店，２４小时超市，卖小龙虾兼外送的小食店，除了书店之外，这条街高密度地出卖一切蹩脚货。人行道上污水横流，自行车放得横横竖竖，小孩子跑来跑去，却有人支着躺椅，能在行人缝里坦然酣睡。
这代表市井的上海，有活力和可亲的上海吗？我就一天N次，垂头丧气地在这条街上走……垂头丧气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丢失了自己的食欲。湖南菜、广东菜、上海菜、四川菜，馄饨，辣肉面，杏子和杨梅，这条街上有的食物都被绝望试过一个遍，像那帮加勒比海盗一样，我饥火中烧却又食不下咽。
很夸张地诉苦，黛二说：哦，潜意识里对新地方还是有抗拒。而东妮丫，很闲淡地总结说：异乡综合症。
（我怎么能得上这么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病？）
又对毛蛋说，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物欲了，比如穿得比谁都土，却丝毫不想买衣服。毛蛋就预言说：如果将来你又恢复了物欲，那就是上海改变了你。
嗯，如果物欲也算是一种“意义“，那拥有它也比彻底没有任何意义好。
北京—上海，意义的患得患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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