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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与下层职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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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少莹
一、当代文学写作中下层女性的缺席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文学关注的的女性主要是女知识分子、城市中上层职业妇女，城市居民或典型的农村传统妇女，近来还加上了所谓的新新人类。为数众多的下层职业女性、流动人口（下岗女工、外来妹），很少进入作家的视野，或者成为作品的主角。《废都》等作品中虽有少数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但往往成为男性的陪衬或殉葬品，离女性真实相去甚远。确实，那些"没文化，言语粗鄙，见识浅薄，穿卡其布，胸部扁平，成天忙碌于车间、流水线的女?quot;，是被遗忘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在女性写作中同样存在，以高潮迭起，备受关注的九十年代为例，90年代大陆的女性写作可以概括归结为"拒斥宏大叙事，重寻女性传统"、"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女性都市小说"等内容。90年代女性写作高潮的形成，表明中国女性对自身的想象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形式全面展开，包括重寻女性传统，建构女性话语等丰富的内容。对女性私人生活及其特质的个性化写作，改写着被歪曲、遮蔽的女性形象，颠覆着传统男性话语。但是，女性写作总体上过强的个人性，显示某种集体的"创伤性记忆"，其对民族国家、人文理想有着明显的"淡化"趋势，更难于掩饰的是对广大下层妇女的遗忘与漠视。这种状况，无疑表明当代女性写作存在着巨大的缺失与局限，视野和题材有待进一步拓展更新。 知识女性对事业的追求独立，一个个感伤却又潇洒的现代城市爱情故事，揽镜自赏的私人生活，名牌、酒吧、美容院、下午茶，吃喝玩乐的"格调"、"品味"，在当代女性写作中随处可见，更不用提前一阵到处刮起的"宝贝风"。这些，与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妇女的真实生活，无疑存在着遥远的距离。评论家葛红兵针对当代文学状况曾提出疑问："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真相。一个有着近10亿农民的国度，一个有着数亿蓝领工人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的题材、工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蔽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逐出了文学的园地？……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述？" 确实，庞大的下层职业妇女，承当着几乎是最繁重的社会和家庭担子的劳动女性难道不值得文学家关注吗？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在"打工文学" 作品中，当代下层职业妇女的人生境遇、生活经验得到了再现，来往于城乡之间的新的女性形象正得到关注。
（参见拙作：《觉醒与困惑：从九十年代大陆女性写作看中国当代女性意识》（2000）
葛红兵：《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的中国文学》，载《新华文摘》2000年7月，P108．由于种种原因，"打工文学"未能得到较高的专业评价。但是，各类报刊及出版社不时推出的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已使"打工文学"这一说法获得了相当的认可。下文中还会再作介绍。）
二、当代生活的重要景观--"打工"与"打工文学"
按通常的理解，我这里所说的"打工者"，多指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的外来人口。80年代以来，引庾剩攀谐。斐闪舜罅康睦投κ谐。舷旅窆こ币焕烁吖焕耍愣椎逼涑澹晌饫疵窆ぷ疃嗟氖》荨＞萦泄刈柿希?990年，广东已有外来工932万！ 至今，仅深圳一地，就有外来工近300万， 广东及沿海开放地区的外来工总数，当以上亿计！在深圳、东莞等地如雨后春笋般随处可见的工业区里，打工一族正成为都市引人注目的景观。平时，打工一族紧张地忙碌在流水线、服务台；假日，打工一族涌出工厂，公园、街巷、广场、邮局、小饭馆，几乎找不到没有打工者的地方。打工者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抛洒在南国热土，给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工者走出贫困的山乡，城乡之间因而有了从未有过的沟通与互动。 "民工潮" 带来的各种影响和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相当的关注， 所以，有学者认为"打工，是我们这个国家20世纪后半叶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
由于特殊的国情及时代背景，打工群体的境遇是特殊的，对长期匍匐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来说，"打工"可谓一突发事件--被户口制度束缚在原地不动的成千上万人，随着改革开放的一声号角，竟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他们本身即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最直接地迎接着时代风雨的吹打。另一方面，作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改革开放后，跨国资本大量进入，只需要简单廉价劳动力的加工业迅速成长。10亿农民第一次拥有了打工进城的机会，却又都面临着严酷的竞争。加之种种劳动保障制度，社会服务系统并不完善。事实上，打工一族面临的是低廉工资、高强度劳动，合法权益和应有福利却难以保障的现实。凡此种种，无不直接影响着远离故土，从乡村到都市，由农民变为工人，缺乏必要的物质与心理准备的打工者们。几近赤膊上阵，毫无依凭地浮沉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之中，他们的生活有别于传统的样式，也不同于原先的城市工人。如此迅速形成的庞大群体，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年轻是他们唯一的资本，发财致富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当成功的喜悦或失败的创痛反复冲击着他们年青的心灵，"打工文学"自然开始萌生。
( 杨宏海：《打工世界》，花城出版社2000年5月版P5.（下同）
《深圳统计手册》（1999）。深圳市统计信息局编
参见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1995），田夫：《"民工潮"：中国跨世纪的难题》(1995)，中央政研室：《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地狱流动问题的初步分析》(1994)。郭庆松：《民工潮"的社会经济后果分析》（1996）等。
南翔：《于无声处听涛来》，载《深圳商报》2000年7月30日)
"打工文学"最早出现在80年代中期，但到90年代才真正引起注意。1984年深圳《特区文学》杂志开始推出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1988年，深圳宝安的《大鹏湾》杂志明确定位以反映打工生活为己任，受到了广大打工者的热烈欢迎。同期，《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等杂志纷纷开辟专栏或征文，支持打工文学发展。海天出版社等也开始出版打工文学作品。随着打工文学园地的稳定，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如林坚、张伟明、安子、黎志扬、周崇贤、黄秀萍、缪永、谭伟文、黄开林、麦知妹、海珠、高小莉等等。尽管大多出自打工者之手的"打工文学"，所谓"文学性"、"经典性"受到很大的限制，长期得不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然而，"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背井离乡，从乡村走向都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其中的人物、故事、种种无以名状的体验，来自鲜活的现实，来自社会的底层，与时代主潮，民族经验息息相关。因而受到了广大打工者的喜爱。发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的杂志《佛山文艺》发行量高达近60万份，号称中国最早的打工刊物《大鹏湾》发行量也稳居10万以上。此外，还有《外来工》、《深圳青年》、《花城》、《天涯》、《南方文学》等各类杂志在发表着数量惊人、丰富而杂乱的打工文学作品。打工文学的文学价值虽然一时难以获得共识，其社会影响却是难于估量。在当下不无迷茫与困惑的文坛中，打工文学以直面人生，关注下层生活，关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火热场景显得"元气淋漓"， 难能可贵。有评论家甚至认为：打工文学是时代的潮头文学，这一文学对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是中国农民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桥梁。"( 龚彦华：《深圳打工文学研讨会综述--九万里风蓬正举》，载《文学报》2000年9月7日)
三、打工文学与下层职业女性
打工群体中，女性占的比例非常高。80年代中期开始在深圳、广州、东莞、顺德等地建起的成千上万家打着各式招牌的电子、食品、玩具、钟表、首饰、塑料、箱包皮具厂里，最需要的是心灵手巧，勤劳而廉价的女工，！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持续十数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打工妹如流水般从全国各地涌来，吹街榻侵拚飧鋈蜃畲蟮某隹诩庸せ亍４罅颗┐迩嗄昱缘耐獬鼍鸵担跋焐钤抖薮蟆Ｗ钪苯拥暮蠊皇牵槿怯捎谕蝗坏嚼吹拇罅颗ぃ鱿至搜现氐哪信壤У鳌Ｒ陨钲谖钲谠?0年代中后期，男女比例一度高达1：14，至今，一般的工业区，男女比例仍在1：3～1：7之间稳居不下。如深圳横岗镇，本地居民男女老幼一共仅9千多人，外来女工人数却达1万5千多人！(陈秉安：《来自女儿涡报告》，载打工文学作品集《打工世界》，P561) 这种情况在深圳是非常普遍的。许多工厂，从工人到厂长全是女的，堪称地道的女儿国。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繁忙的流水线，每天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拥挤的宿舍，粗糙的饭食，低劣的卫生条件，贫瘠的娱乐生活，便是打工妹--中国下层职业女性基本的生存状态。
"打工文学"从萌芽到现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地留下了女性的笔迹。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安子的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都市寻梦》，黄秀萍的小说《绿叶在风中颤抖》、《这里没有港湾》、《云深不知处》，海珠的小说《703》、缪永的小说《驶出欲望街》、梦溺的小说《敬你一杯苦酒》、《默默地拥着自己》、麦知妹的小说《花开花落》等。打工女性的职业工作已是十分辛苦，业余的写作是受尽艰辛与压迫，饱尝冷眼与孤独后唯一的宣泄与寄托。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对很多打工妹，写作几乎被视作一种人生的拯救。她们把心，把所有的感情都交给了文学，把改变命运的希望交给了文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读到在床板上、蚊帐里，打着手电，忍着蚊虫叮咬写出的饱含血泪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反映打工妹辛苦劳作，奋发上进的，有面对繁华的都市生活茫然迷失的，有不堪老板欺压，产生尖锐劳资纠纷的，有思乡想家，牵挂病床上的父母，失学的弟妹的，有寻找爱情却面临金钱与肉体交换的。每个打工故事的后面，是青春、是渴望，是下层女性的命运与不甘命运摆布的抗争。
如果说打工阶层是弱势群体，那么打工妹则是弱者中的弱者。从乡村到都市，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面对日益陌生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犹如面对流水线不停传来的工件，永无休止的劳作，最大限度地承受来自低下的社会地位，性别、年龄、传统乡村家庭等种种的挤压。打工文学正式她们重负之下免不了的呐喊与呻吟，她们用日记、书信、稚嫩的诗文、小说，记录着自己这群人的梦想与希望，颠簸与悲欢，尝试认识自己眼前这个世界尝试分析自己的命运。顽强而无奈的写作，刺耳而真实的声音，沾着"有碍观瞻"的血汗的粗糙文字，折射出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提供了当代写作的新题材，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打工土壤上长出的文学之花，有着别样的芬芳。
（一） 都市寻梦·青春驿站·个人奋斗的神话
打工，是广大打工者抱着改善自己物质生活和经济地位的梦想，全情投入的一个寻梦之旅。打工文学正是梦想的展开或破灭所演变成的文字。作为一种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文学，贫困与摆脱贫困，苦难与谋求拯救是打工文学的主题。在一个个挣扎奋斗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读出女性格外的重负和艰难。很多打工妹打工的初衷，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父母治病，为哥哥娶媳妇，为弟弟读书。传统女性吃苦耐劳，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在打工妹们身上得到继承和光大。杨燕过得很苦很苦，却老是写信给妈妈说自己过得多好多好（安子：《说好一?quot;再见"》；雁晴发誓："一定要在深圳闯出一个天地来，接老爹。老妈出来住。"（安子：《用泪洗亮旗》）。
对打工妹来说，都市又只是一个"青春驿站"，市场经济虽然为打工妹提供了出外挣钱，成为职业妇女的机会，但由于人口众多，竞争激烈，以及女性肩负的生育任务，三、五年青春期过后，她们大多仍是要回乡嫁人，继续担当农村妇女的传统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生涯并未能改变女性一贯低下边缘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受社会，也受男权家庭盘剥的事实。
然而，崭新的城市生活，日益增长的知识和见识，在呼唤着打工妹们的主体意识，改变着她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特别是一些奋斗成功的打工妹，更是成为了她们人生的榜样，成为打工文学作品中着力加以表现的"光辉形象"。如在安子的小说：《打工女郎》中，随建筑队到深圳扛石头的打工妹康珍，在深圳奋斗7年，经历不同工种的磨炼，老板的不公，艰难的自学、爱情的波折，最终，成长为一个富有现代气质，任职美国某公司驻深办事处主管的打工女郎。小说的结尾，"她的下一步目标是争取出国培训或外派的机会。她说：'是深圳，使我寻找到自我，我还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进一步实现自我的价值。'"。以安子作品为代表的个人奋斗主题确实表现出了下层职业女性在都市之旅、青春驿站中觉醒的个人主体意识，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和对不公现实的不屈抗争，表现了中国新一代农村女性求新图变的精神风貌和昂扬奋进的坚实脚步。
但是，这类作品康?quot;理想主义"色彩和对未来过于乐观的想象，影响了作者对复杂现实的分析与观照，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应有的批判锋芒。更因种种因素的介入产生了耐人寻味的作用。以打工作家安子为例，安子是一个成功的打工妹。初中生安子17岁闯深圳，作为一个平凡的打工妹，她当过电子厂流水线工人，酒店服务员、公久厥椤⒂∷⒊ぃ岢忠涤嘌埃ü烈剐；竦么笞ㄎ钠荆?quot;超越自我、超越平凡"，几年来先后创作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青春絮语》、《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等作品，安子成为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会员，现在还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深圳市好友就业市场和深圳市安子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安子的成功，使她成为个人奋斗的神话，也成为千千万万打工妹心目中的偶像。她的打工系列作品，无论纪实还是虚构，总体来看，都是以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拯救苦难为主题。安子有一句著名的话是："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从安子编著的大量书信体作品中，可以毫无疑问地读出安子对打工妹们巨大的鼓舞与安抚。尤其是安子找到的大学毕业、有深圳户口、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如意郎君，更是让她们艳羡不已。然而，事实上，安子的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打工妹更多的是苦苦挣扎的丑小鸭，最终化成天鹅的，只是她们中的极少数。个人奋斗作为拯救苦难的唯一良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安子的作品以及安子本人富有说服力的现身说法，对鼓励打工青年奋斗，缓解劳资矛盾，掩饰阶级分化，稳定下层社会，无疑起到了绝佳的作用。因而，安子的成功其实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在安子成?quot;深圳市十杰青年"，出席团中央十三大等重要的成长里程中，政府都投去了赞许和支持的目光。从安子以及她的作品对打工者的影响等，我们可以看到打工文学对打工者潜移默化的塑造，也可以读出政治与文学的微妙关系。
（二）艰难的身份辨认，无名的阶级现实
打工文学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当代女性生活场景。没有我们熟悉的机关、学校、研究所，自由撰稿人，办公室、咖啡馆、精品屋，有的是规章制度严酷的工厂，紧张的流水线，青春年少单纯无知毫无人生经验的打工妹，衣、食、住、行，无不显示下层民众的艰辛。她们穿的是廉价土气的化纤衣服、塑料凉鞋，吃的是"又老又黄的菜叶上有几块水煮的肥肉，饭里有石子。"（梦溺：《默默地拥着自己》），住处则脏乱不堪--"这是一片'贫民窟'，一大片破旧的平房是昔日村民们的住宅，现在租给各家小厂作工人的宿舍。宿舍大门外是一大片黑色腐烂的稀泥，发出腐臭味，泥中间有几块半截砖算是走进宿舍大门的路。八平方米的一间房内有一个特制的大铁架，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放五张草席和很旧的五床棉被……，最脏的要算洗手间，这是意见全村公用的洗手间，整个冲凉房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粪便。冰看了一眼，直想吐。没有冲凉房，三天供应一次冷水，一个星期能用冷水洗上一次头已经不错了。"（梦溺：《默默地拥着自己》）"假如你能在任何一天的清晨六点，走进四海的任何一幢宿舍，你会看到，八张铁架床，密密麻麻躺着以各种姿势睡着的八个打工妹。……有人喊：'要打卡哟--'一想到六亲不认的打卡机，打卡迟到要罚钱，忽然一下，八个人全都下床，手脚快的抢了宿舍唯一的洗脸池，动作慢的一脚跨进厕所，把牙缸伸向只有一尺八高的水龙头……半小时后，最后一口早点还在口中，人却已在机器班操作了"（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因新来，没有床位，我只好和表姐睡在一张1米宽的双层钢丝床的上铺。钢丝床太软，翻身都要两个人一起翻，躺在床上，如同煎鱼，一伸手臂，被流水线弄得紧张兮兮的手指居然会神经质地抖动，接着又是一阵穿心穿肺的痛……"（安子：《青春驿站》）出行，除了公共汽车，便只有步行。更难以想象的是那紧张繁重的劳作，一首被写进打工文学作品的民谣（录自三洋录音机厂的厕所墙壁）写到："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昏倒，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久持落去（粤语"九"、"久"同音），十会死亡。"( 安子：《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原载《特区文学》1986年)
告别父辈厮守的原野，突然涌到城市、涌到工厂、涌到流水线旁。面对陌生的机器、冷酷的跨国资本，她们有着背井离乡的痛苦和独入无援之境的悲壮、困惑与不安。问路，求职，试工，饱尝冷眼与孤独。加班，抢厕所，拥挤的宿舍，逼仄的生存空间，紧张而枯燥的流水线……心中，弥漫着历史的风尘，脚下是必须踏过的荆棘与泥泞。打工妹挣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渴望获得城市的认可，却又难于走出乡村的阴影。希望渺茫，日复一日的劳作，大部分打工妹几年青春一过，仍不得不回到乡下嫁人，打工生活对她们有时就像梦一般。"生活像一台永不罢休的，它制造出来的日子一个又一个，个个一模一样，像这塑胶的机器'啤'出来的胶球儿。机器一开一闭，两个半圆被猛地一挤一压。成为活蹦乱跳的小球儿，转眼就'溜'得无影无踪。生活不留记忆，不留痕迹，而机器永不罢休"（安子：《超越自己》）。在打工作家菩闫嫉谋氏拢蚬っ?quot;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小说《这里没有港湾》），问题是走不进城市，却也难回到乡村，回乡的小菲说"我匏率拢醋苁亲圆话玻残恚涣硕嗑茫矣只嶂靥ど仙钲诘耐恋亍"（黄秀萍：《这里没有港湾》）。打工文学以粗糙质朴的语言，写实的表现手法，再现了打工妹艰辛的打工生涯。90年代文学写作及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在这里荡然无存。大量真实的细节与感受，深刻地揭示了打工妹们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既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却又难以获得城市的接纳，成为奔走于城乡之间的漂泊者的身份困惑。传统的女性意识在繁华的都市生活面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多赚点钱，然而，付出很多，收获却十分有限，除少数的幸运者，多数打工妹总难贫困者的身份。艰难的打工生活，隐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各阶级急剧分化的状况。
（三）饥渴的青春，靠不住的爱情，廉价的性消费，性与政治
如上所述，打工妹占了打工群体的相当比例，从来没有这么多乡村的女儿（打工妹的平均年龄只在20岁左右）处于一种性的"被抛掷"、"被闲置"状态。"由于女性的过度集中，春怨、插足、甚至卖淫，以及由于性导向所引起的问题，便时有发生。
"我记得当男士们经过那正在制衣或者装配录音机的上千名女工的身边时，从座位上投过来的焦渴的目光。我记得那位把收集的报刊上的征婚男性的名字剪下来，然后用剪刀一点点剪成碎片的姑娘。我记得每当夜幕降临时，在深圳＊＊桥边做着的一群群女工，嬉笑着指着过往的男士，用最地道的家乡土语互谑：'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陈秉安：《来自女儿国的报告》）
"我在皇都公司三年多的日子里，记忆中，车缝工场里，永远弥漫着女性的体味和丝绸味，这种混合的味道深入我的肌肤，使我的朋友们一下就能闻出来。工场里的日光灯管没日没夜亮着，几百名女工在苍白的光线下，默默地听着缝纫机的声音……最尴尬和心跳的是夏天，他们都穿上裙子，我们去修衣车时，一双玉腿令人目光迷乱。如果碰上那些开放型的女工，简直令你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她们不穿内裤，你的目光就像脱缰的野马，在她的大腿上狂乱地往里奔走。她心知肚明，却不喜不怒，用力一拍你的肩头，或一脚踢你的面门或胸脯，笑骂道：'看什么你，要看今晚让你看个够。'"（林坚：《别人的城市》）
在打工妹那里，性的问题不仅来自男多女少的现实，还来自一边是赤贫的家庭，一边是出卖性、肉体可能带来金钱的诱惑。自然的欲望、金钱的诱惑与强权的压迫，加上无知与软弱，对男性一味的顺从，使得不少打工妹沦为廉价的性消费品，老板、工头、有户口的男人肆意玩弄的对象。"北方佬张大川玩弄了米兰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怎么这地方的靓女就像牛毛一样多又像牛粪一样不值钱。"（麦知妹：《花开花落》）打工妹刘丽娜怀孕4个多月，当医生和同伴问她那不敢担当责任的"腥男人"是谁时，她只会哭着不断地责备自己，始终不肯说出男人的名字。（黄秀萍：《绿叶，在风中颤抖》）遭到男朋友辱骂责打的柳青青，仍将自己血泪挣来的带着血迹的钞票放到了男友的脸上（海珠小说：《703》）。被男友为金钱抛弃，又不幸被人诱奸的女孩苏青，最终沦为妓女，并在变坏有了钱后报复前任男友。（安子：《风吹响一树叶子》）。
青春的饥渴让她们企盼爱情，然而，漂泊的生涯让打工妹的爱情注定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远离家乡，家乡初恋的情人劳燕分飞。有的，干脆就是逃婚出走的。客居异地，男少女多，难得碰到合适的对象，而且，即便爱上了，物质的贫困，前途的渺茫，甚至老板、工头的横刀夺爱，时有发生。类似的故事，在打工文学中屡见不鲜。
性的饥渴以及对男性的失望甚至扭曲着她们，让她们产生了同性恋的倾向。打工妹李红对另一个被大款国国爱上的打工妹也非说到："男人，这个时代的男人，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下的自觉意识 了。他们总以为世界就是他们的，因此他们言语粗俗，形态张狂， 不可一世！他们一有了钱就四处找女人泄欲，或者干脆是闹着下流玩艺。我讨厌男人！李红有些激动的倾向，她在说话的时候，一双手在也非的裸身上四处游走。
她说，那些狗男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做爱的深刻含义，他们是狗！他们、他们连屁都不懂！非非，你说，你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周崇贤小说：《米脂妹》）
打工文学作品还涉及性与政治的问题。在为数不少的表现女性抗争的故事中，当那些腰缠万贯的港资、台资、日资老板垂涎于青春亮丽的打工妹时，性与金钱刺激着打工妹的民族感情，"性与金钱的问题转化为性与政治的问题，性的不平等成了民族不平等的表现形式，而因此所做的交换在打工作家那里受到了最为愤怒的鄙夷与拒斥"。( 杨宏海，尹昌龙：《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新潮：打工文学》，载《广州文艺》1995年第3期。) 打工妹容妮为生计所迫，置身舞厅"炒更"。当秃头香港佬对她进行非礼时，"容妮的身子激烈地颤抖，她的愤怒由此点燃。她霍地立起，双手扳住秃头的双肩，扬起脚就是那么一踹。"在港商"捂着裤裆落荒而走"时，我们的女主角容妮正昂扬走过繁华的街头。（黎志扬：《打工妹在"夜巴黎"》。
（四）市场的利用、改写与遮蔽
打工生活和打工文学，在时代的滚滚商潮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市场的利用。有学者曾就打工文学的代表性刊物《大鹏湾》分析过这一问题。在《<大鹏湾>的文学生产》(尹昌龙：《<大鹏湾>的文学生产》（2000），"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论文) 一文中，学者尹昌龙详细分析了市场导向的大众文化向打工文?quot;扩张"的过程。《大鹏湾》本来是一本定位打工文学的纯文学刊物，但是在市场的压迫与诱惑下，它从文学期刊逐渐被改造为一本大众读物。无论是刊物的封面还是内文，都更多选择以"女性"作为表现的主角。这样一本创刊于80年代中后期，号称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中，封面，由早期的打工生活场景或纯朴本色的打工妹，逐渐变为时尚的"摩登女郎"，杂志封面暗示或改写着打工妹的形象，疲惫、拘谨的打工妹经过"改写"一跃而成为活泼、灵动的甚至是性感的青春少女、城市女郎。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也逐步建立起来了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的协作模式。
事实上，《大鹏湾》及《外来工》、《佛山文艺》等打工文学的主要园地，都有被市场诱导、改写的痕迹。杂志的内容有意无意地牵涉许多打工妹的情爱故事，充满刺激的细节比比皆是。甚至一些早期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市场的导引下走向"媚俗"的发展路向，如周崇贤系列打工情爱小说和缪永的作品。( 如《周崇贤打工情爱系列》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缪永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着力塑造的，已是类似后来的《上海宝贝》中的倪可样的人物。在这样的转变中，打工女性的文学形象开始失去了往日鲜明的光彩，日渐模糊起来。要么是男作家笔下只会奉献，毫不索取，单纯无知的传统女性形象，对孤独漂泊的男性一味的多情而顺从，无怨无悔，要么是为金钱所惑，成为被人包养的"二奶"享受着物质的奢华和精神的空虚，被施与软弱的批判与同情，甚至近乎一厢情愿的想象。如在打工文学作家新秀王世孝的小说《化个蝶儿去》中，女主角梦蝶自述"……再后来我就遇到了余大嘴，他把我包了下来。我拥有了花园别墅、钻戒靓车。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三年。三年的时间我是一只真正的金丝鸟。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在杂志上看到你的诗。" ( 王世孝：《化个蝶儿去》，载《大鹏湾》2000年9月号。)更多的是迷失于都市之途的羔羊，在各式离不开性与暴力的离奇故事中扮演妖魔化或受害者的角色，以及充当无关紧要的陪衬与点缀。
总之，市场正在诱导、改写和遮蔽着打工妹们真实的生活面目。由于打工作者队伍文化水平、知识背景的限制，更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缺乏相当的支持，打工文学这?quot;改革开放的产物，时代潮头的文学，开放的现实主义，"(何西来语，见《深圳打工文学研讨会综述--九万里风蓬正举》，《文学报》2000年9月7日。) 对下层职业女性的关注与再现正面临某种扭曲的可能
结语：伴随改革开放产生于广东的"打工文学"，因为大量打工女性的存在而与下层职业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打工文学存在大量自传性、纪实性的作品，打工文学是否被看作一种文学现象或流派还存在相当的争议，本文更愿意将其作为一种复杂文化现象加以分析。打工文学有意无意间大量再现的下层职业女性生活及其丰富意蕴。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打工文学与我们民族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密切联系，与全球化的时代生活息息相关。打工文学涉及城乡关系、劳资纠纷、身份认同、性与政治、外销导向型经济及其影响等等重大问题，也牵涉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这一时代剧变。其间下层民众，广大妇女的复杂心态，体验，历经的冷酷苦难的现实，种种表明，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难以回避阶级、人民、民族国家、城乡差别、性别差异等宏大叙事。打工文学应当得到更多的文学评论家、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作者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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