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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已上调的电信资费还能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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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以来，随着各地消费者陆续按新的电信价格开始付费，各界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矛头直指市话费和月租费的上涨。不过，中国电信有信心保持镇定。因为，尽管在去年9月国家为这次调价举行的听证会上，已有多位与会代表提出类似的异议，甚至反对者中还包括中国邮政和中国联通，但最终的调价方案仅仅否决了中国电信创立市话“呼叫建立费”的设想。木已成舟，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浙中律师先礼后兵
4月9日，星期一，浙江金华市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亮奇(电话：0579—2301881)做了一件非常“礼貌”而又罕见的事情。他给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发出一份《法律建议函》，声称，该局在制订浙江省新的电话资费标准时，没有举行由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代表参加的座谈会或听证会，这有违《价格法》和浙江省实施《消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其程序严重违法，应该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并对新的资费标准作出补充、修改和完善。
严亮奇告诉本报说，他是金华市工商局“96315”的法律顾问。4月1日，当地电话月租费调价之后，“96315”接到众多投诉。尤其是兰溪市，居民收入在浙江本来偏低，而月租费却从12.90元调到18元。
严亮奇发函后，当地的《金华日报》次日即对此事作出了报道，报道引述了当地消协和消费者与此类似的种种不满。
严亮奇律师称，如果这份函未能奏效，他将像河北律师叫板春运涨价那样，再向浙江省邮电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北京消费者也表示不满
类似的批评声早已见诸不少省市。3月26日，北京市消协邀请各界消费者专门座谈北京的市话调价问题。会上一片批评之声。
这次北京市话调价，市话费由原来的每3分钟0.18元改为，首3分钟0.22元，以后每分钟0.11元；住宅电话月租费由原来的11.60元或21.60元，统一调到25元，同时还取消了城区住宅电话25次／月的免费市内通话。
会上有消费者说，北京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广州、上海，这次电话调价，广州、上海分别选择了中低档标准，北京的话费却调得最高。一位邮电学院的专家说，北京电话密度大，成本最低。
北京市人大财经办一位同志说，电信5年投资才200亿元，电话初装费就收了2000多亿元，电信到底是真亏损还是假亏损？他认为，这次北京电话费调价未召开听证会，显然与《价格法》相违背。
北京市消协已将消费者的意见转给电信部门，目前尚未得到正式答复。
沈洪嘉的最后一击
山东济南的退休教授沈洪嘉(电话：0531—5959960)，1998年3、4月间，曾在本报连续发表文章，对电话月租费和电话初装费的收取提出质疑，由此引起全国范围内对于电信资费的异议。作为中国电信的一位强硬批评者，前不久，他又一次给本报来函，声称这是他对于电信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该说的都已说明白了”。
沈洪嘉认为，从1998年5月7日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对电信资费4次作出调整，4次都未提及几个侵犯消费者财产权的法律问题，即：电话初装费，不予免费拨打市话的电话月租费以及手机双向收费等问题。
沈洪嘉再次提出，从当初收取电话初装费的文件中可以看出，电话初装费不是电信企业的经营收入，而是其基本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此可以明确，电话初装费应该作为消费者的一种投资行为。根据宪法规定，政府征用人民财产，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国家法律的授权，行政法规、行业法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文件均无权设定。因此，电话初装费的收取是违宪之举。
沈洪嘉在信中向全国法律界和律师们请求法律援助，希望在全国打这场官司。他表示，如果法院受理并能打赢的话，这笔几千亿元的赔偿将全部资助我国的教育事业。
电信业的解释
4月5日，信息产业部主办的《人民邮电》报在“来函必复”栏目刊登署名文章，解释“为何没有取消电话初装费”、“市话为什么要涨价”。
文章说，电话初装费与民航的机场建设费一样，属于国家的政策性投资。收取电话初装费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没有一个国家将此作为投资入股。
文章透露，国家有关部门正对政府性基金(包括初装费和入网费)进行全面清理。逐步降低乃至取消初装费的日子肯定不会太远了。
文章认为，市话涨价对90%的消费者的支出没有影响。依据是，信息产业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做的调查显示，消费者90%的电话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而调价后3分钟内话费基本维持不变。
该期《人民邮电》报同一版面上还列出了一组没有注明出处的重要数字：全国本地电话的月租成本是39.62元；全国本地电话区内通话平均成本为0.17元／次，北京是0.16元／次，广东最低，为0.09元／次。
一直以来，中国电信均称市话成本难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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