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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这样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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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春
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予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即智慧的痛苦。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危机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萨伊德
“种种不合理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
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中国为什么穷？革命者、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都会思索这个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答案。作为搞经济的，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和我平时的观察中列举以下妨碍我们致富的司空见惯的事情
你跑步追赶公共汽车，刚要跨上车门，售票员却把门关上了；
你没在信封上写上邮政编码，信被邮局退回来；
大街上有人吵架，围观者众，因而阻塞交通；
红灯抢行，岔路口乱作一团，彼此动弹不得；
执法人员把乱设摊位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迟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街上的坑挖了填、填了挖； 只植树不养树；
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
假冒伪劣产品霸市，贪官污吏中饱私囊；
置个人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垄断行业——水利、电力、邮政、通讯。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则缴纳数倍罚金，此规定，使个别偷水现象演变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该市看见工人在制作一种精密水表，说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该表上市，让老百姓强行购买的话，集体不道德行为将导致集体利益受损，霉运均摊在每个人头上。此为损国不利己之一。
之二，邮局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信函，因而，邮寄印刷品时不准封口，要检查。如果寄书，与书有关的信则需另装信封。这样，分捡、投递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这项损国不利己的规定可造成国民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损人损国即不道德。道德水平高，社会成本低，就是说，社会的信用度越高，富裕程度越高，德国地铁既没售票又没检票，乘客自觉买票。高信用度使人力用于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反之，一个道德低下的社会，动用法律这个代价高昂奢侈品的次数越高。
刑事犯罪是显性的破坏法制，不健康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书报刊，它的犯罪是隐性的。它的出版暂时利于作者、出版社、销售者，而损害长远的是社会肌体。逃不掉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社会伤口的愈合付出代价。坏书造成社会思想化脓，购物券导致国家经济失血。
上述例子只是妨碍中国致富河流中的几滴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这类事情，追根溯源，每个人都有使国家致富或变穷的责任。那么，改变一下你办事的习惯，国家财富就会有所增加，从而，你所支付的同样劳动就会得到更高报酬。就是说，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欠，不仅取决于本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例如，中国医生一天之内的门诊量比美国医生多数倍，但待遇少数倍。于是，有医生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效率使他得到合理的高收入。
从经济学观点分析，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还有浪费普遍存在。
这些点点滴滴的磨擦因为滴漏了国家的财富，也妨碍了个人致富。所有致富人的口袋中，最瘪的是农民，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因为贫困，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划分等级的社会，是不公正的社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熟视无睹。作为搞经济的，是有责任的。
1993年，他开始了“以好带坏”的责任实验，即以“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使农民口袋鼓起来。
“一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农村”
1993年9月，茅于轼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茅于轼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他说：“一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农村。”
“城市家庭是消费家庭，需要储蓄，农村家庭是生产单位，需要资本。把城里的储蓄变成农村的资本。”茅于轼欲以此方式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社会矛盾”，达到人类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
那么扶贫对象的条件？茅于轼说：“一、有资源；二、有劳动力；三、愿意勤劳致富。”
基金分两种。一是扶贫基金，二是付息基金。付息基金利息每月1%。茅于轼问雒玉鳌受贷者能否承受？雒答，在贷不到信用社资金的情况下，私人高利贷盛行，最高利息达到15%。我们只有1%的利息，要借钱的人自然会转向我们。茅于轼规定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产。鉴于茅于轼的社会知名度和熟悉者对他的信任度，他身边逐渐聚集起助他实现理想的群体——有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如新加坡一普通工薪人员交茅于轼一万元，明确专款专用于龙水头村教师工资发放，每月220元。大连一教师出资11500元，茅于轼捐助20000多元。扶贫资金除外，还有能拿每月6%利息的投资者。8年来，城市储蓄源源不断变成农村资本，迄今达11万元。茅于轼说，8年间共贷出514次，其中医疗贷款109次，教育贷款7次，生产贷款398次。还贷情况良好，有推迟还款的，但没有赖账的。1996年，茅于轼在龙水头村调查借贷、管理情况。借款人对茅于轼表示：“公家的钱可以不还，茅老的钱要还，这是你私人的钱，私人的钱是辛苦钱，要还。”特别是读书的钱，农民对孩子的教育是：“上学的钱是借来的，要还的，你要好好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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