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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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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最近，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决心，要在商业领域树起诚信大旗，下 力气打击商业欺诈；各新闻媒体也空前活跃，对商业欺诈大加挞伐。 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3·15”活动已经搞了十余年，商业欺诈 未见减少，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令人深思。
冷静想来，对于建立诚信商业原则，我们没有自己的操作经验， 不要看我们的历史典籍把“诚心、正义”喊得山响。虽然我们可以从 诚信开始思考我们的问题，但从历史逻辑上讲，诚信是现代社会发育 的最末环节，而不是一个起始环节。现代主要发达国家为建立诚信商 业原则付出了数百年的努力，大体的历史进程是：商业活动发展并产 生诚信诉求———私人财产权的初步建立———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晚 近王权政治的建立———更强有力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民主政治的建立 ———诚信商业原则的最终建立。简单说，诚信商业原则不是凭空建 立的。
考察西方古代社会，对商业诚信的破坏力量主要是贵族和王权， 而不是商人自己。商人之间相互欺诈是愚蠢行为，是自毁前程。但贵 族和国王没有这种顾虑，他们想拥有攫取他人财产的特权。他们的垄 断力量允许他们实施这种特权。财产权的不稳定不允许人们有长期打 算，及时取乐、尔虞我诈便成为社会风尚。亚当·斯密针对这种现象 评论说：“任何国家，只要她不具有管理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她的人 民就不会享有财产的安全，契约信誉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她的商 业和制造业要长期繁荣是不可能的。”
最终，商人和工匠迫使政府接受了新的政策，财产权的观念被逐 步接受了，尽管这个观念还不甚清晰；甚至宗教对财产权观念的形成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晚近时期西欧社会的地方割据限制了贸易 自由，财产权的稳定性在大范围的市场里还是不能得到保障，于是， 强大的王权应运而生，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提高了。
王权的作用不久便变得过时。日益复杂的贸易要求遵守契约，用 健全的商业活动规则来尽量降低商业风险，提高商人对投资回报的预 见能力。王权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最强烈要求废除王权的社会力量不 是工人，更不是农民，而是商人和工业家，民主政治主要在他们的推 动下得以建立。美国重要经济学家奥尔森曾经怀疑民主制度对商业繁 荣的作用，可是在临逝世的前几年，他还是认识到，民主制度对于维 护财产权利和契约权利的意义是存在的，对商业繁荣和产量增长的意 义也是存在的。公开的政治制度会很好地限制政府征收私人财产。
尽管有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商业诚信制度的建立还是不能一蹴 而就。据史学家Linebbaugh提供的资料，伦敦直到18世纪，财产权概 念还是漂移不定的和模糊的。商业活动中每一项交易都包含着欺诈， 在今天看来是腐败的东西，在那时司空见惯。然而，漫长的努力最终 还是收到了效果。今天，工业化国家的欺诈与腐败仍然没有绝迹，但 它们已经躲到暗处去了，商业诚信制度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个漫长的变化过程中，有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就是商 业信誉主要建立在民间往来的基础上，民间合作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解决商业信誉问题，只要政府尽量不直接介入民间的交易，只是充当 最基本的制度的供应者和主要基础设施的供应者，商业诚信原则的建 立就会省事得多。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政府有可能中立，而中立又有 可能使政府公正。政府的公正是商业诚信原则最根本的保证。
从发达国家商业诚信原则建立的历史中，我们能悟出什么道理来 呢？在我看来就是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确立和保护个人财产权 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围绕这个目标的实现逐步改革一切 不适宜的政治经济制度，使政府成为可靠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者和商业 诚信原则的维护者。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终建立起商业诚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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