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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健翔事件”中评论者们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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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四
1、“意大利万岁！”这句话听来如此刺耳，二十年前或许就相当自然。黄先生用的是“万岁”，是“胜利属于所有热爱意大利足球的人”——他心中的纯洁之地、正义之乡属于八十年代。2、当我们要讲理、要抒情的时候，我们所能援引的资源却只有中学课本（以及一些零碎的警句）。
央视评论员黄健翔发飙了。他不是首次发飙——当年狠批米卢的狠劲仍历历在目。但无疑这次更为疯狂，因为黄先生直接采用了疯狂的形式：歇斯底里的叫喊，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造句。“灵魂附体！意大利万岁！胜利……属于所有热爱意大利足球的人！”他第二句就已失声，嘶哑的吼叫执拗地不肯收音，反而竭力上扬，让半夜看球的中国人惊悚不已。
在质疑黄先生的职业道德之前（这项工作并非本文重点），先来赞美一下他的职业水准吧！听听，连续3分钟的出口成章，情绪无比饱满，遣词造句流利顺畅全无口误，其间不乏起承转合，最后漂亮的收尾——若不是那嘶哑的失声，这3分钟可谓完美的即兴演出！这段解说应写入广播学院的教材，并将成为绝大多数吃嘴饭者心中的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众多评论指向了黄的职业道德——一个解说员应是中立的，不带私人情绪的。这批评颇令人信服，并为他本人预料到了。在赛后的即时连线中，他已辩称不可能不带偏向地解说。而一天后，他的道歉书则推翻了上述辩解，“我们转播的时候总希望裁判公平公正，作为评论员，我也一定会做到公平公正，做好CCTV体育评论员工作”。
普遍的舆论基调是，解说员的职业道德该是什么样的？该不该公正、中立？似乎这就是核心问题。ESPN的解说员出来说话了，精神与央视领导一致。而黄本人和力挺他的上视体育解说员周亮则有不同意见，虽然黄已作了道歉。然而，这一点上几乎不可能有争议。如果舆论强调解说员要公正，那么谁也无法作出反驳，因为谁也不可能鼓吹不公正。
但问题在于，带着个人的偏好来解说比赛，与公正并不矛盾，即使我们常常看到相反的例子（我已在上海忍受了唐蒙多年）。公正并非就是冷血无情，我们完全可以一方面希望意大利获胜并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承认那个点球存在争议。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者本可共存，大多数评论却混淆了这一点。
另一些评论指向了黄先生的男人身份。这些评论抓住了黄的行为中的积极一面，即敢于在面对压力时说真话，敢于表达自己的个人好恶，敢于不拍马屁。看起来，这些在体制中是难得的好品质。对此我绝无异议。然而，他们却把这些品质归于男人。黄先生是个男人，无论生理上或行为上都无疑问，但是，杀张都监满门血溅鸳鸯楼的武松也是男人，“男人”这个概念显然不足以理清或支撑这些品质。而要是把问题引向言论自由，似乎又有牛头马嘴之嫌。在我看来，恰当的进路是讨论真话和真理之间的纠缠，但此处打住不说。
面对黄健翔的突然爆发，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他疯了”、“神经病”。这一点是我最觉有兴味之处。解说当晚就被做成了手机铃声，各种调侃、戏拟纷纷出炉，黄先生的失声使娱乐至死的胡戈之流文思泉涌。这些充分地说明，黄的举动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耿耿于怀的新西兰在新一代球迷看来毫无意义，他对中国队执拗的感情似乎太过老派，他赋予足球的超娱乐意义显得莫名其妙。在新一代球迷看来，即便赢的是中国队，也没有必要如此激动，至少不用激动得“灵魂附体”，何况赢的是意大利？
更不合时宜的是黄先生的用语。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央视主持人，患有抑郁症的崔永元。从某种角度看，他们两位都是有点才气却愤世嫉俗的形象，都在央视混得不舒服。崔深深热爱着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倾力制作“电影故事”来纪念它们。而黄健翔的嘶吼像是从《英雄儿女》里摘出来的新鲜台词。他们看起来都有点“毛病”。
我不想夸大这两位的相似之处，黄的反抗似乎仅限于足球领域，因而要狭窄得多。但他们在愤世嫉俗时所援引的精神资源确实相当接近，而且同样是未经反思的——虽然崔是有意识的，而黄的援引更像是无意的。“意大利万岁！”这句话现在听来是如此刺耳，二十年前或许就相当自然。郑渊洁先生质疑“意大利万岁”还是“中国万岁”，并没说到点子上，这个区别是无所谓的。更重要的是那种气质。当一个人铁了心要赞扬、要抒情的时候，他使用的语言反映了他的气质。黄先生用的是“万岁”，是“胜利属于所有热爱意大利足球的人”——他心中的纯洁之地属于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
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可笑。实际上大多数嘲笑他神经病的人，在需要抒情的时候，恐怕亦难脱类似的语言巢臼。就像嘲笑恋人白痴、肉麻的清醒者，自己恋爱时恐怕也难免肉麻起来。看看那些看似前卫的超女或好男儿，当他们热泪盈眶地晋级时，不是也很会自然地说出“胜利属于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吗？
瞿秋白在绝命书《多余的话》中写道：“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
某事或某新闻发生之后，品评人物似乎是我们最习惯的做法。此次也自然形成了挺黄派和倒黄派。但我却于此兴味索然。是挺还是倒，这是一种了无生气的思维模式，沿着它走一遍，作用只限于强化某种观念——比如说职业道德，以及自以为是的治病救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对精神资源的反思，是瞿秋白那样的自我解剖。否则，我们所嘲笑的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给予恰当的时机，我们自己也会发疯，也会变成同一种神经病。
黄健翔的失声不只是失去对声音的控制，也不只是失去大众对其激情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某种反思的缺失。如今反智主义蔓延、娱乐精神至上，可是，其结果不仅不是前卫的，反而是保守的。当我们要讲理、要抒情的时候，我们所能援引的资源却只有中学课本（以及一些零碎的警句）。失去的并非某个纯洁之地（如崔永元认为的那样），而是开往纯洁之地的船。在某一领域才华出众并不能担保各类嘶吼都有理。你若不思考真理，谬误就会淹没你，因为我们总在下沉。
灵魂附体实在是可笑的，但遗憾的是，人是一种精神动物。与其让星座附体（多梅内克），不如让灵魂附体，当然，不是黄先生或马尔蒂尼或意大利的灵魂，而是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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