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扶贫的争论谈起
　　1999年12月3 日《南方周末》第2 版探讨了关于扶贫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专家在移民扶贫问题上表述了不同的见解。简言之，崔晓黎认为，“就地脱贫不灵光”，而出路在移民，并提出移民的“四个方向”。崔的言下之意，政府应当积极地组织和实施移民。而丁力对此表示慎重，“不能轻言移民”，“市场化脱贫大有潜力”，就地扶贫仍是一条出路。双方持论各有依据，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丁力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却要人为限定一个市场的空间有效范围；崔晓黎虽注意到资源配置优化的超越地域的要求，又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强力介入。此外值得进一步指出，移民也不仅仅与扶贫脱困相联系，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

　　在我看来，当前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应否通过政府行为推动或限制移民。重要的事实是，在体制内规模极其有限的人事调配和移民安置之外，浩浩荡荡的自发移民无时不在进行。且不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离乡又离土”）或到发达地区农村承包农田（“离乡不离土”），许多内地在职人员和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也置户口档案于不顾，纷纷前往沿海地区寻求发展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其他路径和方向的自发移民，
以上仅择其要者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些当事人的经济理性，他们必然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计算，趋向于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这对于整体经济无疑也是一种帕雷托改进。正所谓太史公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盲流”的称谓实属不当，只有盲目和盲动的政策，决没有盲流的人民。

　　迁徙、就业自由与户口、档案制度然而上述自发移民过程却是残缺不全的，其合法性处于尴尬的地
位。固然，没有任何部门直接声称其为非法，但现行的户口制度（在农村还有与之相联系的“集体”土地制度，在城镇则还有“单位”住房制度、子女入学制度等）以及人事档案制度，却分明与之站在对立面上。

　　首先，须知农民在中国远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主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谓予不信，请看那些早已不下田地的人，不是仍被不假思索地称为“农民企业家”或“农民工”、“（农）民（教）师”吗？
这种农民身份系于举世独有的中国户口制度。所谓户口制度，远远超出了其字面上的居民登记的含义，而是一种基于血统的、画地为牢的人身束缚。例如，只缘你的父母是农民，你就是农民，而且必须是户口所在地（通常也就是出生地）的农民，无论你是否还真的从事农业生产。就算是死心塌地在乡务农，虽然所耕作的土地据说是归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但这个集体无非是个抽象而空洞的符号，你只得逆来顺受基层党政干部的瞎指挥，成与不成都是他们的“政绩”，血本无归你自个儿兜着。较远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年砸了饭锅大炼钢铁，较近的则如各地农民承包的果园、农场被“公家”擅自收回重新发包的坑农事件仍然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明朗而稳定的制度预期，承包农民的合理反应便是不惜地力、竭泽而渔，至于植树造林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功在长远的事情则乏人问津。

　　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此话用在农民头上，确可以引申出一些经济学含义。黄仁宇先生早年就对农民的经济理性给予高度肯定。1949年后，农民虽不曾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
也历来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方面低人一等，又身受“剪刀差”的掠夺，但仍然百折不挠地怀有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在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渐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纷纷外出谋生，亦
在情理之中。最为离奇反倒是，据说经过“土改”和后来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土地，意味着翻身求得解放，而今却连放弃土地的自由也成了问题，事实上无异于强迫劳役制。因为如果索性弃地不种，
也得照样承担各种税赋：工人尚可以下岗拿最低生活补助，农民若是“下岗”反倒要每年净贴一笔进去，更不存在主动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可能了。在其自谋出路的迁徙和就业中，又时时处处遭到歧视性的等而下之的待遇。很多人疲于奔波旅途，徒然耗费经济资源（想想春运高峰吧，还有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种种身份上的束缚令他们举步维艰。外来民工往往又被排斥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难免沦为犯罪的高危人群，个别人直至铤而走险，这容易进一步引起本地人不加区分的歧视和敌意，必然造成社会治安上的恶性循环。

　　但户口制度的受害者，也不仅仅限于农民，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居民，概莫能外。只不过后者尚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补贴和特权地位，而常常沾沾自喜并以优越感示人，浑然不觉所已丧失的机会和利益为
更多。打开各地的任一张报纸的任一则招聘广告，几乎都有本地户口的要求，今人啼笑皆非的却是，取得户口的前提往往又是先已被当地单位录用，这种死循环致人于无望境地。当然，不乏少部分“精英”最终突破了上述种种束缚，但他们本人和这个社会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如近年来不少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为科技人才落户大开方便之门，时人多表赞许，我却有所保留。是不是符合需要的人才，究竟值多少钱的人才，归根结底，不靠学校的标签、政府的批文，而取决于市场的评价。一般而言，高学历者本已在自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居然还要求助于政府的优惠政策，岂非笑谈！

　　所谓优惠与歧视不过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对一些人的优惠就是对另一些人的歧视。当务之急是要肃清市场上的一切障碍，确立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的基础。政府人为地将低学历者排斥在市场之外，
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有违社会公平。究其实质是，这些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歧视性政策视若不见，却避重就轻，在外来人当中制造新的制度性的学历歧视（社会性的学历歧视总归是难以避免也无可厚非的，不在此讨论之列）。凡此并非治本之计，一片叫好之声可以休矣。

　　前面主要讨论了户口制度。而现行的人事档案制度，同样并非望文生义那么简单，也大大有别于国际上通行的犯罪纪录或信用纪录的登记制度，其作为泛政治化时代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产物，今天虽仍不失为“组织上”考察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但已远不能适应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形势发展。所谓“人事档案关系”和“户口”一道实际成了在职人员头上的紧箍咒，因之成为单位领导的杀手锏，主要的功用在于限制人才流动。一些另谋高就的专业技术人员及至其子女都被迫成了“黑户”，另些人则与原单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档案争夺战。

　　但是，恰恰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在上述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自发移民仍保持并不断增强着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发人深思的。经济规律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发挥着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的远非从政府角度推动抑或限制移民，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都只是给予事实上不断发生的自发移民合法化。换言之，这也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对内确立统一的国民待遇的问
题。顺便说一句，打击外来人口犯罪的关键也不在于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和遣返，那样不仅在客观上收效甚微（如经验所证明的），也直接违背经济规律，更有违宪之嫌（如下所述），根本之策还是将他们接纳和溶入当地主流社会。

　　移民关系到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等公民权利，所以这里谈论移民合法化可能显得很可笑，移民本来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嘛。但是我们却笑不出来。现行的户口制度不过起源于五十年代的某个条例，来历甚为可疑，不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依据，根本就大有违宪之嫌。至于人事档案制度之类，其实际作用已远超出《档案法》的限度，天知道是另外哪一部法律授权的！现在要紧的已不是落实什么政策，而是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重的问题也不在于教育“盲流”的农民，而在于更新我们自己某些冥顽不化的观念。

　　谁来养活中国人
　　譬如，总令一些人顾虑重重的是，一旦打开户口制度的闸门，农民会不会蜂拥而出，造成大量田地抛荒，危害国家粮食安全？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世世代代深爱土地的中国农民，今天居然不愿种田，完全是因为种田在经济尚不划算。你既然都不肯去种田，又凭什么要求农民自我牺牲来“顾全大局”？农民自发的经济理性要远强于坐吃山空的国有企业和一味追求所谓政绩的政府领导。农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发展经济学大师舒尔茨有句名言：只要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农民能把沙土变成黄金。诚哉斯言！“三自一包”，仅仅引入了少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就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正由于农村改革的不彻底性，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陷于徘徊不前的局面，积重难返。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危机日益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分散、“粗放”性质，由此出发，大力主张农业的产业化。他们热衷于讨论“公司+ 农户”、“合作组织+ 农户”等等设计。但是，如果仅仅从规模化、集约化角
度看待产业化，那就尚停留在经营的层面上。我认为，在其本质上，农业的产业化，也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过程是一种自发过程。

　　我们不需要婆婆妈妈地告诫农民该怎么做，相反倒很有必要认清农民和农业所处的市场地位。农业固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也只是其中的一环，有其上游和下游。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必然是有进有出，同样是“两头在外”. 择其要者，一头是购进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一头是卖出粮食等农产品。问题是农民处于双重的市场垄断之下。在粮食市场上面临着粮站系统的买方垄断，在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上面临供销社系统的买方垄断。这样的结果，就是无法生成舒尔茨所称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而使农业产业化成为空谈。

　　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害在于，“严禁私商粮贩到农村收粮”，就连农村基层的加工企业也被迫舍近求远地向粮站购买原粮。这等于关闭了粮食市场，只有一个买家的市场对于众多分散的农民（卖家）
可能公平吗？粮站系统阳奉阴违，套取收购资金挪作他用，少收、不收农民的粮食或变相压价，已是公开的秘密。工商系统则与私商粮贩不断上演“捉放曹”的默契把戏。政府的“保护价”必然是形同虚设。
此中的寻租空间已造成数千亿的财政黑洞。更难理解的是，粮站收来的粮食据说还要做到“顺价销售”，这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经济现实；就算能做到，岂不意味着粮价只会节节高升，可是粮改的初衷不是“平抑粮价”么？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也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幌子下实现“体制复归”的。前几年出现了几例“假化肥”案件，依法惩处就是了，倘若无法可依那就抓紧立法呀。谁知某些利益集团搏弈的结果，却是供销社系统重新确立起行政垄断地位。这确使我感到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任重道远，以及某些人对于市场的叶公好龙。

　　各国的经验多表明，农民面对市场，确实需要合作社一类的中介组织。但中国的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社”，当年是为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建立起来，是为先天不足；此后追求“一大二
公”，职工以“非农户口”和吃“商品粮”为荣，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是为后天失调；当前又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指望他们为农民融入市场经济服务，是为南辕北辙。不过，倘若我们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双重市场垄断，则农民自发的合作社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有的种粮大户、加工贩运专业户等亦将合法地延伸其服务，至于原来的供销社、信用社也终将焕发新生，或被兼并重组而实现再生。当然，废除垄断的根本意义在于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以吸引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本留在农业，并维持一个合乎社会需要的均衡产量。

　　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亟待创新。这也是废除现行户口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不妨由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这种使用权还必须是可以交易的。为防止贫富急剧分化和大量流民骤然出现，可在不同地区分别规定土地兼并规模的最高限额，视情予以浮动，同时将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到农村，以收稳定之效，并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生育的难题。

　　城市会爆炸吗
　　前面的分析表明，深化农村改革大有余地，也无损于国家粮食安全。但是，另一种担心仍然存在，即放开户口会否导致大城市人口激增。首先要说，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是必然的，因为农业和农村中的过剩人口必须转移出去，八九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必须改变。所有的后起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以及一个世纪前的日本，无不经历了一个农村人口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从而迎来了自身经济最繁荣、发展最迅速的历史阶段。1949年前的上海并没有户口管制，恰恰却处于其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号称东方明珠。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被迫接受了大量难民，人口空前膨胀，其经济恰在这期间一跃而超过上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大规模地进城并不至于引起全面的粮食、水电、交通、住房等危机。当生活费用相对上升之时，只有那些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的人才会在大城市留存下来，否则就会去生活费用相对低廉的中小城镇。而他们能够赚取更高工资或盈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市场已作出了优化选择。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也可以给原住民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盈利机会，最简单的例子如房地产升值可以大批地造就一代新富豪。

　　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要求是个互为表里的过程。因而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特征的乡镇企业模式，也大有值得反思之处。那种“遍地开花”、“处处冒烟”的景观，如“新左派”的甘阳先生居然从中发现了“后现代”的真谛，这是令我自叹不如的。要素流动与深化统一市场总之，户口档案等身份制度尚停留在中世纪水平，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绝不相容的。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具核心意义的是要素市场。而在要素市场中，不仅有资金、技术等市场，更具要害地位的是劳动力市场（本文中采取广义，也含人才市场、经理市场之类）。不难看到，资金、技术和企业家才能这些东西，大多都
是跟着人走的。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统一市场不仅包括统一的商品市场，更包括统一的要素市场，尤其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本文所已阐述的移民合法化和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其经济学含义正在于促进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深化市场以改进资源配置。

　　说起市场，再不妨谈谈WTO.关于入世，长期以来在宣传上颇多误导和煽情。实际上不是入不入的问题，而是以何条件入的问题。即便未有加入世贸组织之手续，中国仍在以某些事实上的条件（更多是双边的）参与世界贸易嘛。入世无非是个讨价还价的问题，而中美双方各有内部势力借题发挥，加以政治利用，于是闹得沸沸扬扬。由于近来对这一事态缺乏跟踪，加之最终协议的细节中方尚未正式公布，我很难就事论事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加快其对外开放的步伐。经济发展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而贸易各方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借助于要素的流动，从而改进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理同样或尤其适用于对内开放。你可以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这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国内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以及中世纪般的身份制度（如本文所强调指出的）造成市场割裂，中国对内尚无统一、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可言。尤其是本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即九亿农民从来不曾享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个道义的或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它已严重影响到现实的经济运行。

　　我以为中国大陆经济和市场的内在统一性（非指行政上的令行禁止之类）程度可能远亚于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近年上海与湖北的汽车之争，就是商品市场上仍然存留割据势力的一个例证。又如每个夏天在许多城市都要上演的有当地政府介入的啤酒大战。至于要素市场上的割据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见惯了。我们在进一步追求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但现在所已达到的形式上的统一（特别是就大陆地区而言），尚需大力深化。换言之，统一不仅是一个在地理空间含义上归并的过程，更应当是一个在市场发育程度上不断有所深化的过程。（顺便说一句，同样因为这个缘故，此时只把统一问题限于台湾问题是不够的，至少是避重就轻）。

　　所以不难理解中国为何如此之快的遭遇市场的瓶颈。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解释当前内需不足和经济低迷的根源。全社会上下似乎都热衷于谈论种种宏观经济变量和调控手段，殚精竭虑者有之，忧国忧民者有之。我却感到从学术界到普通公众乃至有关决策部门，是不是已经陷入一个误区？宏观经济学并非
空中楼阁，而有其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全部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更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如果只把认识停留在宏观经济的表象上，岂非舍本而求末耶！

　　譬如人们天真地相信，我们有十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内部市场定然是非常之大了。更有一些老外也不明就里。一时间大家津津乐道于中国市场的“无穷潜力”，很快便碰了壁，碰到的是中国市场的无形铁幕。要知道，这是一个受到重重管制的支离破碎的市场。欧洲近代革命正是旨在冲决强加于市场自发力量的束缚。而在中国尚未发育出新兴的自觉的力量，可以打破目前的僵局。此时让老外大举进入，也好。普通百姓和青年学生被误导的民族情绪，是极其幼稚的，他们习焉不察，不知自己所已遭遇的不公平，远较外人可能加于中国的更甚（后者还是可以谈判的）。譬如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在当今世界上更是绝无仅有的，其严重性的程度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这对几代中国人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都被不假思索地接受或忍受，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警醒了。无论从政治的和道义的，还是经济本身的角度，乃至于社会治安的角度，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都一再重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头等重要问题。对此学术界包括我本人均高度认同。但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废除户口制度、改革档案制度，势所必行。
促进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如果真正落在实处，寓意极其深远，将为中国经济提供一个新的难以穷尽的增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