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北京）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时间转折点上，我关注的是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别趋势。

　　收入分配历来是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作为所有经济关系中的核心内容的利益关系或利益格局，是通过收入分配环节而最终形成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可以说几乎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同收入分配相联系。然而从总体上看，在我国目前及下世纪初的条件下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就是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

　　同许多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变化不同，笔者自80年代末以来，集中研究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制度及政策的变化的结果，即在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过程中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状况及其趋势。应当说，收入分配制度与收入差别程度是关于收入分配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近几年国内关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迅速增多并丰富起来，文后所附参考文献部分反映了这种状况（也包括英文文献）。这实在是可喜的局面。

　　在八十年代末我开始研究收入分配差别时，正是我国居民间的收入差别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之时。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极大兴趣。通过文献考察我发现，在国际经济学界虽然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极其丰富，但主要是围绕着库兹涅茨假说展开的。库氏关于私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曲线理论，启发我思考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别的现状和趋势。

　　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和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在公有经济中社会经济制度能够保证收入分配的平等（平均），或者说收入能够被平等地分配，不会出现差别过大；即使有一定的差别在不同时期也会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收入差别关于时间的变动曲线可能近乎一条直线。无论如何，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不会是倒U型的，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库兹涅茨倒U理论是资产阶级为粉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而提出的：按照这一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差别将不是沿着马克思所描述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发展，而是相反，收入差别可能将日益减小（至少是停止扩大）。就是说，剥削程度将减小，甚至消失。所以在传统观点看来，库兹涅茨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受此观点影响，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人们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剥削，所以收入分配差别也不会是倒U型的。或者可能有人认为在公有经济中收入差别的变动不会有什么规律，可能是无规则的，或者根本就不发生变动。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有人简单地把库兹涅茨的倒U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公有经济之中，或者直接相比拟，用库氏理论来解释和推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别的现状和趋势。

　　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即一方面如一些人所认为 ，在公有经济中收入差别真的不发生变动？或者即使有变动也是无规律的变动吗？而另一方面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在公有经济中也有效，可以简单套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吗？正是这些问题的萦绕，促使我思考，促使我研究有关的理论，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材料，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日益丰富的材料，提出了所谓“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 ；后来又把体制变革因素引入分析，研究了在市场经济中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形。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讨论公有经济条件下一元经济中诸变量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变动对其的影响；重点讨论经济体制变革中在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变革导致的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的双重变动中“倒U曲线”发生“阶梯型”变异和我国目前及21世纪初期的收入差别变动趋势；最后，专门讨论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与库氏关于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的基本区别。

　　一、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

　　我们将单一公有制经济（包含计划经济的假设）情况下一元经济及二元经济中的收入差别变动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理论模型”，用数学公式表达即为：
　
　　式中 GT为总收入差别，A/f为包括零劳动者在内的劳动差别，r为剩余／生计比，为人均生计收入，L为劳动者，N为零劳动者，Y为国民收入，K为资本积累，Gm/为部门间收入水平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GW为人口迁移对总收入差别的影响。在这个模型中，除了两部门人口转移同收入差别的关系不具有单调性(在初级阶段正相关，在较高级阶段负相关)之外，其它变量都同收入差别是正相关。即在初级阶段，劳动差别扩大，剩余／生计比上升，部门间收入差别扩大，人口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但农业人口仍占较大比重，这些因素都使收入差别逐步扩大 ；在发展的较高阶段，劳动差别在新的水平上缩小，剩余／生计比由于生计收入的上升而下降，部门间收入差别由于传统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缩小，人口工业化持续上升到农业人口占较小比重，因而这些因素又都使收入差别缩小 。所以，上述分析支持我提出这样的假说：在公有经济发展中收入差别的长期趋势呈现为倒 U形状。

　　二、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收入差别变动及21世纪初的变动趋势

　　下面主要讨论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情况。上文简单介绍的是单一公有制（及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元经济及二元经济中的收入差别变动趋势，但是现实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进行着市场化体制改革。当一国的经济体制或制度发生变革时，也必然导致收入差别格局发生变化。一般而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会使收入差别上升，即使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 U曲线等距离地上升。为什么向市场经济过渡会使收入差别扩大，从而等距离地提高倒 U曲线的位置呢?

　　1、“混合经济”对收入分配差别变动的影响
　　通常在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过程中，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日益上升，这就意味着在国家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有了个人资本积累(个体和私人经济)、家户积累(农村大包干)、企业资本积累(法人所有)。这些非国有类型的积累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不同于国家积累，即同收入差别是增函数的关系。从长期看，如果没有别的因素的抑制，非国有资本积累导致的收入差别只会单调地扩大下去。然而，当收入差别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抑制因素总会出现。私有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这类抑制因素主要表现为遗产税、超额累进税等政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对促进收入差别的缩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旦一个经济社会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则该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要采取这些措施。一般在中下收入阶段的后期以及高收入阶段，这些措施对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会愈来愈大。 中国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 G k，t)代表资本积累和各种收入调节税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则这一影响正好也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先升后降的。

　　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如果将私人、家户、企业积累以及遗产税等作为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引入分析，已把我们上述讨论的单一的公有经济社会改变为“混合经济”了，即经济制度的假设已经变化。这虽然使经济成份构成模糊了，但却使分析更接近制度变革的现实了。很明显，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新的制度条件相适应的收入差别轨迹，必是整体等距离上升的倒 U曲线。

　　2、市场经济中劳动供求因素对收入差别变动的影响
　　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供求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前面关于计划经济的假设也得到修正)。对我们这里的分析来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劳动供求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劳动供求是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在计划经济中其作用受到抑制，在市场经济中则会在劳动市场上独立地发挥作用，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差别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劳动粗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即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两大类，则无论哪类劳动的供求状况变化，都会影响收入差别，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向不同。通常复杂劳动供不应求将使收入差别扩大，而简单劳动供不应求，则会使收入差别缩小。如果相反，当简单劳动供过于求时，其收入会更低；而复杂劳动供过于求时，其收入也会更低，即可能低于其劳动所值。这都会对收入差别产生相反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即使不考虑资本收益，当引进劳动供求因素后，在公有经济范围内按劳分配也不可能在像传统政治经济学论述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纯粹状态中实现，它必然要受到劳动供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收入差别偏离劳动差别。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经济发展的长过程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整体供求状况的变动。一般地说，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可以假定经济中存在大量过剩的简单劳动，这会使收入水平被压得很低；但由于这一阶段对复杂劳动的需求较少，其供求大致平衡，所以劳动供求状况对相对收入差别不会有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现代部门的比重加大，产业、行业、专业逐步复杂化，经济发展对复杂劳动的需求增加，但由于发展水平还较低，教育落后，致使这种劳动供不应求，“人材”缺乏，因而这类劳动的实际收入将会更高，甚至高过他们的劳动贡献；而简单劳动仍处在过剩状态，收入不变。因此收入差别会因劳动的这种供求状况的影响而趋于更大(大于劳动差别)。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度地提高，教育事业发达，大多数劳动者变为复杂劳动者，大多数部门都需要复杂劳动，所以复杂劳动的短缺状况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过剩的简单劳动的大量减少，又会使其供求趋于平衡。所以，在较高经济发展阶段，劳动的供求状况又会促使收入差别缩小。可见，在市场经济中，劳动供求状况本身在经济发展过程（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以复杂劳动的供求状况LZ代表）的变动将直接导致收入差别先升后降，呈倒 U形状。就是说会对我们前文分析的收人差别倒 U现象产生强化作用，使倒 U轨迹更加明显。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倒 U曲线比，无疑会在其上方形成一条更高的类似曲线。

　　将经济体制的变动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纳入“收入分配倒 U理论模型”，则前文介绍的公式( B)，就要作一些修正：

　
　　式中G k,t 代表资本积累和各种调节税对收入差别的影响，是收入差别的直接增加，故同其它变量是相加的关系。劳动供求的影响LZ 则不同，它是对劳动差别A/f的矫正变量，故是相乘的关系；劳动差别和劳动供求影响的是收入中实行差别分配的那部分收入(生计剩余)的分配差别，而剩余／生计比r反映的是收入中差别分配与平均分配两部分的比率，因此它是前两个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的矫正，所以，与其也是相乘的关系。由于生计剩余与消费收入之比是影响收入差别的更直接因素，即当二者之比为0时，收入差别为0；当生计剩余接近于全部消费收入时，收入差别趋近于劳动差别，所以剩余／生计比这个矫正变量可借助于生计剩余与消费收入之比来表达。这就是上式中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体现了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双重影响。

　　3、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及21世纪初的变动趋势
　　如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同时从计划经济型转向市场经济型，即如中国近20年所发生的情况，则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就会呈“阶梯型”不断提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阶梯型”的变化?因为体制改革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整体性的，会使收入差别的整体格局发生变化，即导致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位置上下移动；体制变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不可能是一点点地发生作用，不可能是毫无感觉、毫无震动地进行，而必然是跳跃性的，即从一条曲线变为另一条曲线。而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则不同，它的影响通常是逐渐的、光滑的，从而是沿着原有经济体制所制约的倒 U曲线做线上的前后或上下运动。所以，当二者同时发生时，即一旦某种体制发生变革，从而新的倒 U曲线产生后，这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会使收入差别沿着这一新的曲线运动，直到又有新的体制变革导致另一新的曲线产生，从而各种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又会沿着这一新的曲线推进收入差别。如此循环交替，在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别的变动轨迹必然呈现为阶梯型提高。就是说，这种“阶梯型”曲线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同时推进条件下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一种变异。

　　“阶梯型”收入分配曲线可以清晰地说明为什么中国近些年收入差别扩大较快。我试着用这种“阶梯型”曲线来描述中国近些年收入差别的变化，结果基本令人满意。我们看到，由于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收入差别已经在以前东欧公有经济国家的资料为依据而得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之上，又跳升了几个“台阶”，即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轨迹不断从较低的倒U曲线跳到更高的其它几条曲线上。总之，从1981年原经济体制下大约320美元时的0.2635的基尼系数,上升到1997年现经济体制(经济的混合程度大大增加)下大约1900美元时的0.4210的基尼系数。很显然，“阶梯型”收入差别变动理论把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归结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两个大方面的因素的函数。

　　那么，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将呈现为怎样的趋势呢？显然，这取决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两大因素的变动。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将稳步推进，但是根据已经呈现出的买方市场和社会需求不足的特征判断，类似近20年出现的高达10%的增长速度将不易再现；体制改革将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完善阶段，一些制度、规则、措施将不断得到规范，比如累进税制、遗产税、社会保障制度等，将逐步得到贯彻执行。总之，经济中既有促使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又有促使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总体上看，收入差别将继续扩大，但边际增速将减缓，以基尼系数表示将逐渐接近和达到倒U曲线的顶点，并且很有可能会在顶点（0.45以上）上徘徊若干年份，使曲线的拐点呈不规则状。就是说，21世纪初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很有可能会在高位上运行较长时期。如果要使其尽快通过倒U曲线的顶点，过渡到曲线的下降段，解决的思路将不得不主要依赖于地区平衡发展和城乡平衡发展的所谓“发展政策”，而不是税收等简单的“收入调节政策”。

　　三、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比较

　　需要进一步指出，虽然公有经济(这里不包括改革后形成的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和私有经济中的收入差别在长期发展中都呈现出倒 U型轨迹，但是由于不同经济中制约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因素不同，或同一因素的作用方向及作用程度不同，所以，不应将我们所论证的公有经济(以下的比较仅指传统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曲线同经济学文献中流行的库兹涅茨的关于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曲线混为一谈。

　　1、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模型关注的变量
　　库兹涅茨是如何论证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导致收入差别扩大同使收入差别缩小的因素是不同的，导致收入差别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扩大的因素有二：( l)增长的源泉是储蓄和积累，而储蓄和积累在私有制经济中是作为资本的收益而集中于少数资本家阶层的。他举例说，在美国占人口5％的最富裕的资本家的储蓄额占全部个人储蓄的三分之二，而占人口10％的最富裕资本家的储蓄额则几乎等于全部。(2)增长是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进行的，但在私有制社会的城市里的收入分配由于主要受资本占有量的影响，因而比农村更加不平等，即城市内部收入差别比农村内部的更大，因而城市化意味着经济中更不平等的部分增加。也就是说，是少数人占有资本及其收益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恶化。

　　库兹涅茨认为，这两个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总是起作用的，如果收入分配只受这二因素影响，收入差别将一直恶化下去，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两极分化会日益严重。因此，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由恶化转而趋向于改善，必是受到其他因素的抑制。库兹涅茨指出了三种抑制性因素：一是富裕家庭的计划生育导致富裕阶层中有较不富裕的人进入。他认为家庭计划生育首先在富裕家庭中展开，这导致若干年后人口中富人的比重减少，从而相对固定比重的最富裕阶层中有一些收入相对低些的人口进入，这会使这个阶层的相对收入比重降低。二是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导致从事旧行业的富裕阶层的收入比重减少。在现代动态社会中技术进步加快，新兴行业涌现，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的收入会日益增加，这不可避免导致那些靠传统行业而致富的最富裕阶层的财产和收入比重相对地逐渐减少。三是一系列法律干预措施和政治决策，如遗产税、累进税制、救济法等，对富人收入的抑制和穷人收入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见，库兹涅茨对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论证主要是根据资本积累、城市化、人口比重、行业结构、及法律措施的变动而得出的。可以说，这些因素都是紧密地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相联的，或者说，只有在私有经济中才能找到这些制约收入分配的因素，而在传统的单一公有经济中是不存在这些因素的。首先，资本积累为少数资本家占有这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基础，在传统公有经济中没有(在今天的混合经济中是有的，其他因素也是如此)勿需讨论；第二，城市化在公有经济中虽然存在，但库兹涅茨讨论的核心是城市收入差别大于农村收入差别——其原因还是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的集中程度在城市比农村高，而在公有经济中情况恰巧相反：由于城市里主要是国家公有制，人均收入虽然较高，但分配更加平均；而农村中主要是生产条件不相同的集体经济，所以收入水平较低且分配差别上也更大些。这里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三，不同阶层人口比重的变动在私有经济社会里是收入水平的函数，即一般首先实行计划生育的是最富裕阶层，穷人是不搞计划生育的；而在公有计划经济中，计划生育是全民实行的国策，贫、富阶层都需执行；第四，行业结构的变动对于依靠资本收益的阶层来说当然是重要的，虽然投资的行业结构可以改变，但通常是由不同的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因此，投资于旧行业与投资于新行业一定会影响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在传统公有经济中劳动者在同一所有制范围内不论从事何种行业，其对收入的影响即使有也不会很大。最后，由于在传统公有经济中不承认财产私有，没有百万富翁，因而也不会实施遗产税、累进税等(当然在今天的混合经济中是有的)。

　　2、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Ｕ模型关注的变量
　　由以上讨论可见，库兹涅茨对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曲线的论证同我们对公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倒 U曲线的论证是很不同的，最大区别就是他所讨论的基本假设都是依据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而我们的讨论是严格依据公有经济的基本事实的：劳动差别、剩余／生计比、资本积累、人口在部门间的转移等等。有的因素库兹涅茨根本就没有讨论，如劳动差别、剩余／生计比，这并不是说这两个因素在库兹涅茨生活的私有经济社会中不存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在私有经济中劳动者同样也有劳动能力和劳动量的差别，收入中也有生计收入和生计剩余这两部分，并且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是在那里，这二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太小，特别是相对地同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如资本积累相比是太小了，以致于库兹涅茨在研究过程中不是将其忽略不计了，就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作用。相反在公有经济中就不同了，在我们的传统公有经济中由于谁也不能占有资本从而得到资本收益——这是由国家独占、独享的，从而劳动者只能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依据自己付出的劳动量得到收入，所以劳动差别就是最主要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剩余／生计比即收入中按劳分配与平均分配部分的比例也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另一些因素在库兹涅茨的讨论中也涉及到了，比如资本积累的作用及部门人口比重的变动(通过城市化因素讨论)。但是，这两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作用在公有经济中正好相反，或至少按照库兹涅茨的分析逻辑是相反的。比如，资本积累，在私有经济中正如库兹涅茨或马克思所论，是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根本因素、直接因素；但在公有经济中资本收益是归国家占有，因而资本积累是通过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而间接影响劳动者之间收入差别的，并且其影响的方向正好相反：在私有经济中资本积累增加，意味着富裕人口得到的更多，从而收入差别扩大，即二者呈相同方向变化；在公有经济中资本积累增加，意味着国家收益增加，居民消费收入减少，即按劳分配基数减少；而按劳分配基数的减少，又使剩余／生计比减小。而剩余／生计比同收入差别是正函数关系。所以，最终资本积累的增加在公有经济中会导致收入差别减小。

　　再看人口比重在部门之间的转换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库兹涅茨认为城市化(即农村人口比重减少、城市人口比重增加的过程)会使经济中收入差别更不平等的部分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更不平等，因为他看到了在私有经济社会中城市内部收入差别大于农村内部。那么很显然，按照库氏的这一逻辑，如果城市内部收入差别小于农村内部的(比如公有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城市化这一过程就将使整体收入差别减小了，因为它使经济中更加平等分配的部分日益增加了。按此推论经济增长将从一开始就推动总体收入差别日渐缩小，而不可能出现倒 U趋势了。前已论述，公有经济中正是这样的：城市内部收入差别小于农村内部的。因此，按库兹涅茨的逻辑推论，在公有经济中是不会出现“收入差别倒 U现象”的，至少不必然出现，因为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差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记住，在传统公有经济中没有资本积累的影响)，城市化的“负作用”有可能抵消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抵消不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在库兹涅茨的讨论中，完全忽略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全部社会人口逐步从低收入状态过渡到较高收入状态的过程。

　　3、“私有经济倒Ｕ模型”的局限与“公有经济倒Ｕ模型”的发展
　　在讨论了我们对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别倒 U理论的论证同库兹涅茨对私有经济收入分配倒 U理论的论证的差异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对库氏的某些讨论作些评论：第一，他以富裕家庭首先采用计划生育来说明在以后年份里富裕阶层中有较低级收入者进入，从而固定比重的整个富裕阶层的收入比重下降。这是不必然的。因为即使人口比重恰好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变化，但更少比例的人口占有不变的收入比重，并且他们的收入会因资本积累而日益提高，则必会使收入的集中度更高。因此，即使在固定比例的富裕阶层中有较低收入者加入，也不必定使整个阶层的收入比重下降，即人口的这种变动不必定使收入分配差别缩小。

　　第二，他关于城市化(即人口从传统部门转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过程)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是不完全、不确切的。在他的分析中，他只讨论了城市化会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人口的比重增大，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别扩大。这在他的假定条件下是对的。因此，按此逻辑，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即城市内部差别较小)，城市化又会使收入差别缩小。但重要的是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比重变动同不同部门内部收入差别的结合，从而改变着不同收入差别的人口比重；而且同时也必定改变获得不同水平收入的人口的总体比重，即这一过程也是获得较高收入的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的过程。我的研究表明，这一比重变化本身就会导致一个倒 U轨迹。因为正如前述，当少部分人先获得较高收入时，其总体收入差别必然首先逐步增大，当越来越多的人都获得较多收入时，特别是大约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口开始获得较高收入时，总体收入差别就会转而逐渐缩小；当全部人口都过渡到城市部门时，其总体差别就等于城市内部的收入差别了，即二者同一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内部差别与城市内部差别的关系格局不过影响的是转移前的起点和转移后的终点上的收入差别的高低而己，从而当然也会影响倒 U曲线的形状；然而是否发生倒 U现象与起点和终点上的收入差别高低无关，而仅同人口比重变动与部门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别的结合状况有关。库兹涅茨完全忽略了这一因素，因此他的论证并不充分；我们重点讨论了这一因素，因而就形成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的一大特色(事实上这一因素在私有经济中也存在，只是影响程度不同而己)。

　　总之，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同私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是不同的，最根本的差异是在不同经济中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是不同的。比如，资本收入在私有经济中是影响收入差别的根本性重要因素，但在公有经济中相对来说却只有相反的间接影响；劳动差别在公有经济中对收入差别有决定性影响，但在私有经济中相对来说却可能作用很小。同样道理，剩余／生计比、部门间的收入差别以及部门转移等等，在不同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方向不同、作用程度也不同，因而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也不可能相同。所以收入差别倒 U曲线也不可能是一样的，最终要表现为在同一坐标系中，两条曲线的形状、位置、高度等的不同。如果我们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 U曲线绘在同一坐标图中，二者的比较将显示出，所谓“倒Ｕ”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在各个发展阶段，私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都高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同。总的来看，前者较高而且变化较大，后者较低，其变动也比较平缓，即二者在高度和具体形状上都有较大差异。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对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 U曲线的论证同库兹涅茨对私有经济收入分配倒 U曲线的论证，是严格不同的。首先或最根本的，是不同经济中收入差别的变动规律事实上是不同的；其次是我的论证严格依据了事实(库氏基本也是如此)。这正如一些学者在评论我们的研究成果时客观指出的，“依据对公有经济实践的观察，在作出一系列只同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较为详尽地研究了在公有制经济中同时制约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诸种变量，考察了这些变量本身及与收入差别的相互关系和长期变动趋势，独立地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倒 U假说(与库兹涅茨关于私有经济的收入差别倒 U理论相对应)，并运用(前)东欧国家和中国现阶段的大量统计资料，通过计量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中探讨的变量关系和公有经济收入差别理论假说。” “可以说，这在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填补了空白。”（杨胜刚1994）鉴于此，“我们把这一创造性理论成果称之为‘陈氏倒U曲线’，以区别于关于私有经济发展的‘库氏倒U曲线’ 。”（胡鞍钢1992）

　　以上分析表明，将库兹涅茨关于私有经济的收入差别倒U理论直接套用于我国经济之中，如同一些学者已经作的那样，是对不同理论的混淆，是根本错误的。中国的收入差别变动趋势只能用笔者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理论模型”来解释，或者用“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的理论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