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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生晓梦－互斥与互补
上面讲的，主要是儒道两家互相排斥、互相非难、互相贬损的一面。但同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又是可以相通和互补的。但这种相通和互补又只能发生在两家的最高境界上。
为什么？其一，庄子与孔子体道的差异并不大，都是无力而无不为的天道和上天生生不已的大德，只是道术有异。其二，庄子游于方之外，孔子务于方之内，内外不相及而恰可以互补，就像直尺不圆，圆规不直，但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画出无数美妙的图形（几何学上称之为“尺规作图”）。其三，儒道互补是文化上的互补和融汇，文化上的互补又可以产生思想和气质上的多样性。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就不是单纯的贬抑和排斥，而且不无敬意。有一次，他对惠施说：“孔子生年六十，而六十年中与时俱化，起初所认为对的，最终又否定了。不知道最终认为对的就不是从前五十九年中认为不对的。”惠施说：“那是因为他勤于志而敏于行。’”庄子却说：“孔子不是这样的，他未曾言及此。孔子说他的才智禀受干大道，含灵性而生。孔子这个人，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在利义面前，一般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是非好恶来服人之口，唯独他能服人之心而不敢违逆，立定天下之定则。算了吧，不说了。我是比不上他啊！”（《寓言》）
此节当为信史和“庄语”。所以也难怪孔子一会儿备受讥讽，一会儿又充作庄子的代言人，似乎有矛盾。庄子对孔子是又敬又恨的！而苏东坡说庄子实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而他弟弟苏辙说是“阳挤而阴助之”，（《右史》卷十）正俗语所说“小骂大帮忙”。朱熹说庄子是深解孔子，只是不肯学孔子，康有为说其学直得孔子直传，恐怕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为庄子做辩护了。后代儒生对庄子也是又爱又恨的！这恐怕是儒道互补的绝妙例证了。“儒道互补”古已有之。比如，“据于儒，依于老，逃于掸”；又如：“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有诗曰：“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第47回）其实，据于儒、儒治世不错，但所依所逃者、治身治心者，还是老庄佛禅的合壁。就庄子来说，他笑儒家、非礼乐、反仁义、超功利，但这是次要的，只是他逍遥精神的一个副产品；而对孔子来说，仁义礼乐固然是他所专注的，但让生命活泼泼地流淌或许是他最向往的境界。
有一次，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曾皙。他铿然一声，舍瑟而起，说：“暮春之季，春服已成，我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风乎舞雩，歌咏而归。”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与庄生之逍遥游相去恐怕不远，亦为后世的士大夫所希冀：“我欲归休瑟渐稀，舞雩何日着春衣？”（苏东坡：《宿州次韵刘泾》）这种极高境界上的互通，为儒道的互补提供了契机。而儒家思想的弱点、社会现实之残酷，终于使互补成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典型气质。
在多灾多难的古代文明中，土大夫和文人士子自幼习五经、学六艺，不少人抱一颗赤诚之心，一腔忠义之血，一点浩然之气，以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为毕生宏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承载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但残酷而荒谬的现实往往会把理想变为幻想，把梦想换作玄想。
君王常常是无德无能而疑心重重，朝廷里常常是小人得志、结党营私，有志之上常常是一腔碧血空洒，七尺之躯徒丧。
唐代的韩愈上书皇帝不要去迎奉佛骨，虽没被杀头，算是死里逃生。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左迂至蓝关示侄孙湘》）唐时广东为荒蛮瘴病之地，这一去恐怕要客死他乡了，而忠心蒙屈，生不如死。也是唐代，柳宗元因参与“永贞变法”，被贬至湖南永州十年，在那里他的著作凝聚出高峰性的建构，十年后一纸进京诏书，使他按捺不住欣喜之情，急急赶去，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广西柳州。
然而，无论朝廷让他们多么失意，他们的仕途多么失意，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无法忘情于庙堂之高，礼乐善缨之荣。一方面“阳和不散穷途恨”，另一方面“霄汉常悬捧日心”。（钱起：《赠阙下裴舍人》）那位以疾颜厉色批评时弊而著称的白居易，晚年也心归庄禅，乐天知命了（白居易字乐天）。“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在人间？”（《白云泉》）所以那位在王安石变法及“乌台诗案”中备遭不测的大文豪苏东坡，也不禁在“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的壮志和乘风归去的遗世独立之间徘徊，终于在儒家人格和道家风韵中找到了平衡，“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水调歌头》、《定风波》）于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身隐变成了心隐。身在江海之上者，其心或许在魏阙之下；（《让王》）身居庙堂之高，心或许居江湖之远。正所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人扁舟”。（李商隐；《安定城楼》）在这里，没有出世，只有人世；但入世有人仕和无心于仕。仕是仕途，是宦旅，是飘泊，亦是归依。即世间出世间。不在红尘外避红尘，而在红尘中出红尘。这种境界，使他们可以忘情于山水之乐，但不能忘怀经天纬地之志；可以忘怀于惊天动地，但不能没有圣王理想。
这种境界，使他们可以勇于进取，亦可以激流勇退；可以战战兢兢，亦可以笑傲王侯。可以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又不至于与周孔入世之名教有所触碍。儒家人格构成了他们内在的精神支柱，道家理想则给予他们以惊醒，以抚慰，进而执著中有超脱，严正中有放达。“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菜根潭》）中国有多少真正的隐土我们不知道，但隐士之为我们所知、所乐道，主要是因为他们往往隐而复仕，仕而复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政治的。无论穷达都安时而顺处，知足常乐，这是人生的。保持一块宁静空灵的心田，神与物游，悠游方外，这是艺术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是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也是陶渊明，“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的还是陶渊明。内儒外道欤？外儒内道欤？“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到了后来，到了中国古代文明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颓的时候，土大夫知识分子常常在骨子里也变成道家的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出一丝向往逍遥的笑容，然后便一抹而去，继续三拜九叩，或宣讲仁义，或君子慎独……至于那些没有骨气的，则改造出儒家式的虚伪与酸腐，道家式的圆滑和势利，就不必说了。
我们来看看文化。在黄河流域，经过夏商周三朝的惨淡经营，中原文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夷夏杂处的中华大地上，诸县以恢宏和精深占据了统治地位。东有邹鲁，西有周郑，中有卫家，夷狄戎蛮渐渐被驱逐到中原以外，或者被诸夏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但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中原文化不再唯我独尊，华夏大地上南北两支文化之流奔腾咆哮，一齐塑造了中华文明。北支即中原文化，雄浑伟岸如触批柱而东流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绮丽瑰伟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终于，他们汇流入海，喻示着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综罗百代。
楚文化从蛮荒之地，以筚路蓝缕、锲而不舍之功，惨淡经营，历经苦难终于脱颖而出，一鸣惊人，与中原诸夏分庭抗礼，至战国而为鼎盛。地理人文之异，历史、文化之别，使楚文化独树一帜；但楚文化师诸夏之长技、融中原文化于楚文化之中，因而更为丰富。如果说孔子是中原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么庄子、屈原则堪为楚文化的代表。文化气质深深地融入了个人的无意识结构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可以说，儒道之争在庄孔之争那里也有文化之间的争论，更恰当地说，是两大文化之间的对话。对话就是交流，交流中不免有冲突，冲突可以使交流更深入，直到融会贯通。
刘师培有一篇《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大抵北方之地，上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以水土来比附人性，恐怕失之偏颇，但北人尚实，南人务虚，也不无道理。
王国维则说：“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社会之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屈子文学之精神》）你看，儒道之争与南北之别多么相似！
文化的演进，总是在冲突中融合，在排斥中互补，在相反中相成。当南方与北方一并归入大一统的国家后，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之后，互补的意义要远大于相斥的作用，中国人的性格遂得以丰满、成熟。黄河、长江，是孕育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华学术的母亲河，是生命之源。儒家、道家，是构筑中国人心灵、性格、思想的黄河、长江。江水滔滔，绵延至今。我辈国人，切不可数典忘祖，务当饮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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