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诸子异乎寻常地重视名实问题，并就此展开了绵延百年的大讨论。窃以为，这场名实之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1）词与物（语言与世界）的关系；（2）言与行（语言与实践）的关系。前者着重考察语言对世界的可陈述（或表达）性以及如何陈述的问题，较多地涉及逻辑学和知识论；后者则较多地涉及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实践哲学问题。用塞尔的术语说，前者侧重话语施事行为中的“断言”方式；后者则侧重其中的“指引的”、“承诺的”、“表情的”和“宣告的”等等语效性较强的言语行为方式。[1]

　　不过，尽管每个人会有所侧重，但都不同程度地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且视后者为目的。即使是以“诡辩”著称的公孙龙子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至于他藉以出名的“是辩”（白马非马），对这位周旋于王侯将相之侧的著名辩士来说，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孔子之“正名”思想更不待言。因而可以说他们是试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当然，其中似乎有两条不同的方向：名?实和实?名，这又与上述两个问题相交叉，因而相当复杂。按下不表。

　　现代语言哲学中有两条争执不下的考察路向，一条是从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到蒯因和戴维森。“这条路向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其基本问题是：‘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而且显然，此路向同科学哲学有密切的联系。”[2]另一条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赖尔、斯特劳森、塞尔等人为代表，他们更多地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作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因而其基本问题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者说一话语的意图的关系是什么？”[3]跟名实关系的两个方面相比，这两条路向无疑是更为深入了，但问题却似乎还是一个，尽管有点“貌合神离”。如果我们能从今天的路标出发回溯一下昔日的里程碑，也许会理解得更清楚，更深入。

　　2．《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名、命相通，皆是“口中之称”[4]；（2）冥而不明，无法指物以称（即进行实指定义），故需发声制“名”以达其指。《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古之圣人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冥与命也。”因此，名之产生缘于“不明”，故鸣（发声）而命（命名）之以“指举”[5]，名的本义应该是“标明”[6]。《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作为言，名即词，乃是基本的语言单位；名不能超越时空，故书之以字[7]。这样，我们从字源学上清晰地获得了“名”的含义和功能。那么，名之所命、所明的是什么？是实。 《说文》：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段注：以货物充于屋下为实。从“实”之本义又引申出两个意义：（1）与“空虚”相对的“充满”之义；（2）与“虚假”相对的“真实”之义[8]，总之，是与虚相对的实[9]。由“充满”可以抽象出物的“广延”，由“真实”可以抽象出“真实的存在”。通过上述简单考证，我们大致了解了古人对名实二词的理解和用法，由此出发可以深入讨论名实之争。

　　3．西晋学者鲁胜尝言：“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也。[10]”今人谭戒甫“反覆咀诵，知鲁胜分‘名’为三”，（即正名、名本、形名）确为的见。[11]不过这只是就其核心内容所作的划分，三派的努力方向都是“正名”，即名实相符，尽管各自对名实的理解不尽相同。

　　儒家的“正名”一派，始于孔子之微言大义，而继之以孟荀，督名正辞，阐幽发微，以明圣王之道。孔子之“正名”思想正缘于当时的“名不正”（《子张》），如“觚不觚”之类（《雍也》），即名实错位，是与应当（is and ought to）冲突。从这一否定式的断言出发，由名而推及言?事?礼乐?刑罚，最终落脚在“行为”上（民无所措手足），即“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张》）暂且不谈这一经验式推理本身是否合理，关键问题在于名怎样才算“正”。这里的“正名”显然不是“正书字”，这里的“名不正”也不是呼牛为马之类的“不正”，而是“《春秋》以道名分”[12]的“名分”不正。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季氏八佾舞于庭”为例（《八佾》），孔子认为，季氏的名分是一定的，因而所对应的实（行为）也应该是一定的（应然），而其“实”（实然）却僭越了实际上的名分，因而其名不正，名实不符。也就是说，孔子是把《周礼》所规定的名分作为无可怀疑的先验标准，来责察某人之“实”是否与之相当。换言之，孔子是要人根据确定的名分来确定其行为方式，从而以确定的行为方式来表示其名分，以名分为社会确立一套合式的秩序。这一方向是由“名”?“实”，或更清楚一点，由先验的等级秩序?现实的社会秩序或行为方式，否定式的说法是：“非礼勿为（视听言动）”（《颜渊》）。但事实是，春秋战国之为春秋战国，正是因为它以“实”（实际行为）破坏了周礼之“名”。因而无论孔子如何痛心疾首也挽救不了他无可奈何的“道不行”的命运。

　　荀子毕竟晚于孔子一个时代，礼崩乐坏已成定局，因而只好有待于“后王”。但由于他既不肯放弃孔子的理想，又想跟上错综变化的形势，就难以避免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从先验论出发要求“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荀子·正名》，下同），以正“名守”；另一方面，又试图从经验论出发“稽实定数”，从约定论出发“制名”指实，以正名实。换言之，他既想在名分问题（明贵贱）上采取名?实的路向；又想在加于万物和人的“散名”问题（辩同异）上采取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义态度，达成一种折衷的方案——“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显而易见，二者是冲突的，在当时的情形下，前者要存在，后者的逻辑就不可能贯彻到底。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他所预言的“后王”秦始皇扫六合，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攫三皇五帝于一身，弃封建而设郡县，其名正乎？ 从孔子较为理想化的和荀子较为务实的努力来看，他们于乱世求治道的前提是维护传统，其方式则是依理想来矫正现实，依理定势；然而“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相形之下，法家更务实，责实以定名，实至而名归，故能依势定理。秦之能一天下，在政治思想资源上，远得益于商鞅，近得益于韩非。前者以“壹刑”“农战”为治国方略；后者以“法、术、势”为驭臣之道，都是取实利、重实用、增实力的务实之辈。因而“实”的含义便倒向了这一边，名则集法令、名分、言论于一身，成为（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系统的一部分。这便是刑名法术之学的名实观。具体说来，驭臣下则“循名责实”（《韩非子·定法》），定赏罚则“形名同参”（《主道》），“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以求其功”（《六反》），“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而行以“参伍之道”（《八经》）。从这种完全实用化了的名实观出发，名与实便有可能产生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争取到更大的实利。 4．如果说儒法两家的名实观侧重于讨论语言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更多地涉及价值哲学，那么公孙龙子的形名一派和墨子的名本一派则更多地涉及理论哲学，在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上更有成效。

　　形名一派的著名人物有邓析、惠施、尹文子，而以公孙龙子为代表。所谓形名，即《尹文子》所云：“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者正形者也；形由名正，而名不可差。”“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黑白之实；名而不形，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这里有三点应当注意：（1）名、形言器，非关大道，因而是认识论层面上的范畴；（2）形与实：形的具体内容是实；（3）形与名：形定名－名名形－形应名－名检形－名正形，显然这是一条经验主义的认知和反馈路向。

　　我们可以从上述三点来理解公孙龙子《名实论》开宗明义的关键性论点：“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这里四个关键词：物、实、位、正；有三个同类型的主谓结构：X其所X。尽管“物其所物”这一结构极易被理解为“实体、本原或终极原因”，但我们仍然不能从这种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角度予以诠释。因为这里的“实”只是质料，是黑白方圆仁义道德等任何具有内容的东西，而不是形式，更何况它没有任何时间性。换言之，所谓“实”，并非“何以事物是如此如此的样子（即亚里士多德所谓‘是其所是’）”，而只是“如此如此的样子”本身（即表象），也就是《尹文子》所说的“形”。同样，下文中的“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就是《尹文子》所说的“形以定名”；而“夫名实，谓也”，则清楚地表明了名实之“（正）当”与否，决定了言语活动的“正（当）”与否。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公孙龙子著名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之论的哲学意义。在《白马论》中，假设的主客双方（主为形名派，客为名本派）的讨论存在三个问题：（1）两人并不是在同一语义层次上对话：主以马为形体，客以马为共相；（2）但主又常在客的语义层次上与客争论，因而有语义混乱之处；（3）逻辑不清晰：“白马和马有区别”不等于“白马非马”；同样，“白马是马”的“是”具有同一和包含于两种含义，不能混淆。但这些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公孙龙子认为白命色而马命形，故白马是命形色，二者不可分割地统一于一物（白马），因而持“守白”之论。而墨子名本一派则采取较为常识性的观点，认为马是共相，而白马相对而言是殊相，其中白是性质，因而要“离白”。于是，“形名”向“名本”提问：既然色形皆殊相，何以认定“马”这一共相的实在性？“名本”向“形名”提问：如果不承认‘马’这一共相的实在性，那么根据色形这两种性质如何认定白马为一物？显然，前者涉及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概念或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后者则涉及性质综合问题：为何能把各种不同的性质归于一物？

　　但在《坚白论》中，双方的立场调了个儿，“翩然反向，古今罕匹”。[13]形名派从人类感知能力的区分性出发，认为：坚以手触而得，白以目视而遇，二者不可同时而得，必有所藏，故曰“离白”。名本派则认为：坚白皆石之性质，寓于石中，因而不离。这样一来，名本派以共相为实在或实体，而性质赖实体以支撑，可以说言之成理，为一家之言。而形名派却因为辩而辩，自相矛盾，终流于诡辩。

　　虽流于诡辩，但其在哲学上却相当有意义，金岳霖认为：“这类所谓诡变背后的实质，其实不过是一种思想大转变，从最终实在的问题转到语言、思想、观念的问题，大概是领悟到了不碰到后者就无法解决前者。”[14]而之所以流于诡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从认知主体角度去思考的，同时又掺入了日常意识。如在《指物论》中公孙龙子对“指”的分析就是如此。“指”一字二义：指本身和所指，或者说是指示关系（行为）与指示对象的分别。一方面，若无指示行为产生的指示关系，物就不可能称为物，即具有名称，这是从认知和命名而言的；另一方面，从存在论意义上的常识来看，天下是由各种物组成的，却并没有指示关系这种东西，因此物与指一有一无，并不相称。这样，存在论与认识论被混为一谈，悖论或诡辩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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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17. 又《墨子·非命上》：“言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可以看出，所谓“三表”，一为史实（圣人之言行），二为事实（个人经验），三为行事（语效），即从权威、经验、效果三种标准出发为言定则，可以说是非常实用而又非常卓越的思想。

　　[2] Magee, Men of Idea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79, p. 188－189.

　　[3] 塞尔：《语言哲学》，引自涂纪亮主编：《当代西方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224。

　　[4] 《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参见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247－249。

　　[5] 《墨子·经说上》：举，拟实也，以之名拟彼实也。可见“举”是一个重要而有用的概念。

　　[6]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页248。

　　[7] 字不同于词，前者归属于文字学，后者归属于语言学，不尽吻合。词亦不同于名，名皆词也，而词非名也，亦非即名也。名与字的关系也是如此。钱钟书云：“字取有意，名求传实；意义可了（meaningful）,字之职也；真实不虚（truthful）,名之祈向也。”（《管锥编》页405）故词、名、字切不可混。

　　[8] 《诗·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有实其漪。《墨子·尚贤中》：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

　　[9] 《说文·虚》段注：虚本谓大丘，大则空旷，故引申为空虚……虚又引申为大凡不实之称。

　　[10] 鲁胜：《墨辩注叙》，见《晋书·隐逸传》

　　[11]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页92。

　　[12] 见《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13]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页45。

　　[14] 金岳霖：《中国哲学》，载《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