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工商的感觉是对的。8点钟的时候，暴雨倾盆而下，打起地上一阵烟雾，整座城市霎时湮没在无边的瀑布里了。
　　女孩们先自溜了。
　　汪对田说，搭我车吧。顺路。田赶紧说：别生气啊，闹着玩的。没事，没事，哥们，走——
　　这俩宝贝！我笑了，转向我的朋友：你呢？
　　我打的来的……方便的话，你送送我朋友？
　　好。我说。

　　我冲向几十米外的汽车。心里埋怨老汪：什么破饭店啊，连个地下停车场都没有。刘大春跟着钻了进来，对这辆豪华车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和羡慕。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像狗一样使劲晃着脑袋，几滴水珠洒到了他脸上。我赶紧取出干毛巾递给他说：“这雨太大了，你住的弄堂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啊——”
　　他没说话，自顾着满头满脸地擦雨水。
　　“我是说——我是说，可以的话——呃——我们找地方喝杯咖啡再走……”这句话说得异常艰难，似乎拼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心脏在胸腔里四处碰壁，发出咚咚的回声——
　　我一动不动，身体里有东西在死去或复苏……
　　幸好他没朝我看，不然准以为我病了。
　　是的，我病了。我失去了和异性朋友交往的勇气和自信，我的情感世界就像山间的野花，孤独地开放，静静地枯萎。
　　预想的结果有三：一是拒绝，二是同意我请，三是他请我。
　　    命运的雨笼罩着我的天空。
　　然而他说：好的。
　　    好的。我重复着他的话。
　　    谢天谢地，他说好的！
　　    我一脚油门，车子像出膛的子弹。

　　我们就近找了一家咖啡店。里面很静。除了我们，谁还会在这样的天气里安安静静喝咖啡？这本身就是传奇。
　　   “Hi，谢谢你为我说话啊。” 我假模假式地说。
　　“没什么啊。”他笑了。
　　他的笑真好看。
　　“想知道我的情况么？”我突然说。
　　他放下镶着金边的白瓷咖啡杯，吃惊地看着我。
　　其实我自己也吃惊。他是个陌生人啊！我怎么能？可是我就是有这个冲动。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感觉总是说不清的。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太多的经历就像一眼积攒了几百年淤泥的古井，想要淘干净可是不容易。
　　我把头转向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听见有汽车开过，哗哗的水声。
　　他没说话。他在等。
　　往事像皮影戏在我脑子蹦哒……

　　你不会以为我抽烟喝酒是赶时髦吧？不，那是为了麻痹痛觉，对生活的痛觉。我不是天生的倒霉鬼，也不是上帝的宠儿……不不，你听我说。
　　我的父亲是中学副校长，母亲是高级教师。可我不是能过安逸生活的人。上中学那会儿正赶上张铁生交白卷，偏我又不爱读书，高考的结果可想而知。混了几年后，我决定下海。
　　  想想吧，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是什么光景？我只是看了点经济学的书，搞懂了几个名词，比如什么叫价值什么叫使用价值什么叫剩余价值。我极其白痴地想：经商就是要剥削剩余价值。
　　为了弄第一桶金，我挖空心思寻找“贵人”。一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说他与某使馆关系不错，出国就像回娘家。咱们可以合伙搞个咨询公司，你来做法人。我一听，乐坏了！——我的妈！芝麻开门了！
　　一通忙乱后签证下来了，可是邀请函出了问题。合同在人家手里拽着呢，退款吧！可是钱已经到了洋鬼子手里。
　　贵人就像早上的露珠，太阳出来就蒸发了。80万债务落在了我一个人头上……80万啊！90年，那是什么概念？！
　　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放屁也打脚后跟。我的丈夫这时候提出了离婚。我一句话没说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半年后，父亲病了。癌症。家徒四壁，拿什么看病呢？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只是一遍遍说，爸，放心治病，钱没问题。
　　我几乎每天都坐在病房外的楼道台阶上打电话借钱，电话号码本全翻烂了，上面一个人也没漏掉。有一天我出去筹钱，回来时父亲已经被送到了太平间。护士说，我父亲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名字，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跟着，母亲也去了。有人告诉我：恩爱夫妻都这样，一个死了，另一个也会跟了去……
　　我独自守灵三天三夜，没有一滴眼泪。许多人说我尖锐，深刻，那是在我经历了命运的劫难和亲人生离死别之后的清醒和冷静，我是个败家子，是我害死了我的亲人……
　　我终于泪水滂沱。
　　我哭了？我居然会哭？！父母去世后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我今天哭了！我的泪在流，脸上却在笑。
　　他伸过手来，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们换个地方吧。”他说。

　　路总算松动了。我立即给保姆阿莲打电话。她知道我的习惯，放下电话就会去放洗澡水的。
　　我请过很多的保姆了，这个是我最满意的，听话而且记性好，更难得的是嘴巴紧，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一句也不会从牙缝里漏出去——我曾经阴险地试过几回。
　　我讨厌大嘴巴，世界上很多是非甚至悲剧都是从这些“语言中心”加工出来的。人们总是凭一点点不太准确的印象，加以联想，使蚂蚁变成大象。尤其是我一个女人独自住一个大别墅里……我总不能拿着结婚证一一解释去吧？！
　　我没有按门铃，我不喜欢阿莲扔下手里的活计急急忙忙来开门，这会耽误她和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很值钱，她的时间不属于她。就这么简单。因此，我掏出钥匙自己开门。
　　我进门就听见隐约的水声了。我喜欢活水泡澡——也就是说，水龙头一直开着。浴缸三分之二处有三个蜂窝煤大小的排水孔，水位永远在一个高度。眼睛一闭，听着潺潺流水，我就在深山林壑中了……我喜欢这样清洗我的身体，清洗我的灵魂。
　　我换了拖鞋，把外衣脱了挂进大门边的壁柜里，拉上移门。门上有面落地镜，这是我出门前审视自己用的——镜子里的这个人必须是干练精神。没有这样的状态我怎么打天下？
　　一般来说，我回家不照镜子——不用照，我知道自己多么狼狈多么憔悴，仿佛刚刚从一场大屠杀中逃命回来。
　　他9点来，还有两个小时。
　　我边解外套的扣子边往楼上走，水声越来越响。我穿过卧室，走进雾气蒸腾的盥洗室。
　　“呀！桂姐回来啦——”阿莲似乎吓了一跳，眼睛瞪得大大的。这个傻子！每回我进来她总像受惊的兔子。卧室里铺着厚厚的纯羊毛地毯，就是狮子踩在上面也听不见脚步啊。
　　“我去了啊。桂姐。”阿莲说。我嗯了声。
　　浴缸就像一个情绪的休止符，从我跨入的那刻起，激昂嘎然而止，舒缓随之响起……温暖的水包围着我，有一种安逸的感觉，犹如冬天的热被窝，母亲软软的子宫。
　　我仰面躺着，眯起眼睛。
　　天花板上那几只牛眼铜顶灯仿佛瞌睡似的，朦朦胧胧的灯光把坚硬的驼色大理石地坪柔软成金色的沙滩……我躺在象牙白扇形浴缸，想象它是被浪潮掀上海滩的小小游船。我不到1米6，浴缸却有1.7米，我只能踮起脚尖抵住边沿，像穿了高跟鞋。阿莲说，换一只吧，多受罪啊。我说不，就喜欢这个款式。
　　今天是个特殊，通常我总在夜里11点洗澡，除非病得爬不起，或是有紧急商务。我知道，这是心结。父亲习惯在这个时间洗澡。他去了，这个记忆却是刻在了我的心版上。每到这个时候我浑身就会痒痒，似乎不做这件事今天就过不去。
　　黄毛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看什么看！我就是医生。我知道怎么回事。
　　哦，对了，黄毛是我的俄罗斯丈夫。俄国人的名字老长老长的，麻烦死了。因为他长了一头金发，我就叫他黄毛。他叫我菜心虫。菜心虫？什么意思？很奇怪，我居然被母语绕糊涂了。
　　我似乎安静不下来，这可不好。今天，我特别希望自己平和柔软，像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关了龙头爬上来，湿漉漉的脚印忠实地跟在我身后。
　　床和浴室之间有个小吧台，我从柜门里取出一万多块钱一瓶的法国红酒PETRUS（一般人称作帕图斯）。世界级酒王，身份的象征，很多明星都收藏这个。
　　刘长春说他喜欢葡萄酒，尽管深得我心，我依旧装腔作势：“哦？说说为什么？”他微笑，对于我咄咄逼人的问话他总是报以微笑，他身上有太多我熟悉的东西了——父亲的痕迹。
　　他说：“威廉·杨格说，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但压榨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 太对了！当时就想到了这瓶酒。美酒酬知音，等的就是今天。
　　我一手握住瓶颈，右手托着瓶子的底部，小心翼翼地看着标签上的图案和说明，其实我根本看不懂法文。黄毛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耸耸肩。谁知道呢。你说是就是吧。对于黄毛说的事大多数是无法置疑或者辩白的。他的思维几乎和我风马牛不相及——除了我们的结婚理由。
　　我试图透过瓶子看里面的液体——可什么也看不见；又把鼻子凑到瓶口使劲嗅，使劲嗅，也闻不到一点气味。我只能感知它的份量。是的，它在我手中千斤重，仿佛毕生的情感都浓缩在这个小小的瓶子里了。
　　我把我的宝贝放到吧台上，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电子闹钟。还有一个半小时。真慢！我从柜子里取出一包“中南海”女士烟，然后爬上卧室宽大的窗台。就这么裸着。我不怕被人看到——这幢别墅是全小区的制高点。它是我成功的广告。这个广告不是打给谁看的，它是宽慰我自己的心灵鸡汤。它象征着财富、自尊和荣耀。我爱这个家，它是我的王国，我的宇宙——
　　我没骄傲，我不过是只普通的氢气球，我只要充满气，飞起来。
　　宽大的窗台很舒适，有点像贵妃塌。我摆了个舒服的POSE，点上一支烟，把头转向窗外。
　　    柳树刚刚抽芽，嫩嫩的，似乎一碰会疼。“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不消一个月它们就会满树灿烂了。
　　夜幕慢慢拉起来，白天的喧闹仿佛是场刚刚结束的舞台剧。我闭上眼睛，闻着从窗外飘进的各种香味，淡淡的香味。草香，花香，新鲜湿润的泥土香。春天的味道。
　　其实，我更喜欢秋天的凝重和苍凉——这，才是我的风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幅变化的风景。我的风景何曾明丽过？我的冬季太漫长了，我要到春天去，到春天去！
　　我掐灭烟头，滑了下来。

　　我回到浴缸里，仔仔细细又洗了一遍。挑了件素色的毛衣穿上。我没有首饰，没有五颜六色的衣服。我必须忘记自己是个女人，商场就是战场，只有战士没有性别——在某种程度上说，情感和利益是成反比的。走到房门口，我又返回，我不会像郝思嘉见白船长那样用香水漱口，我也没有香水。但还是往嘴里塞了块口香糖。
　　下到半楼时，门铃叮咚一下，停了几秒，再是叮咚。
　　我对正从洗衣房出来的阿莲摇摇手，她识相地退了回去。阿莲有点怕我，因为她实在很需要这份工作。即使知道我满意她的工作也不敢嚣张，比如提出涨工资什么的。
　　我对着门口的镜子整理了一下短短的“枕头风”（一种乱糟糟的发式），优雅地开门。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我吃惊的程度不亚于亲眼看见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估计我的表情很夸张，女孩子笑了。她说：“阿姨好！”
　　尽管我40岁了，依旧不习惯别人叫我阿姨。我耸耸肩说：“你好，大学生？推销保险还是？”
　　“哈哈哈，阿姨你真逗。请问您是冰桂阿姨吗？”
　　“是啊，我叫冰桂——” 我越发地诧异，“你怎么知道？”
　　女孩又笑：“你是凡卡的室友吧？”
　　.天！室友，还，还凡卡！俄国人的姓名由三部分组成──名字、父名和姓氏。他叫伊凡.玛卡里奇，伊凡是他的名字，玛卡里奇是父名。按照俄国的习惯，晚辈称呼长辈，只称呼名字和父名。黄毛48，以这个女孩的年龄应该称呼黄毛为伊凡.玛卡里奇，最多伊凡，怎么是凡卡呢？凡卡是爱称呀。室友？这又从何说起？我的念头一圈圈漾开，就像有人往小河扔了块石子。
　　大概我看她的眼神有点怪，因此她说：“您不打算让我进去？”
　　让她进好还是打发她走好？我踌躇着。
　　她见我堵在门口没有任何表示，柳眉蹙了起来。
　　“你以为我是骗子？是他叫我来找你的，说他不在时有事可以找你帮忙。”
　　“我怎么相信你是他朋友？他没跟我提起过你。”我语气颇为生硬地说。这种小丫头片子多了，不知从哪儿打听到黄毛的名字到这里来胡说八道。
　　“你要证明？那好。”女孩接通了手机，对着手机说：“阿姨不信，你跟她说吧。”说完，她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手机，狐疑地看了女孩一眼，背过身去。果然是黄毛的声音。他说，女孩是他的女人，为了考虑你的面子和你们国家的道德，我说你是合租的室友。她不过是来借我的车用，你把钥匙给她就是。谢谢你。
　　靠！原来如此。我气得哆嗦，却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啊呀，你看我的记性！他是跟我说起过你呀，借车啊，一句话，他的朋友么。你急用吧？我给你拿钥匙去。
　　我急忙逃了进去，怕她看见我泪水湿濡的睫毛。

　　认识黄毛是在七年前。父母去世后，还债成了我生命的主旋律，可是希望的能见度几乎为零。在我朋友的带动下，我学做中俄边境贸易。黄毛是我的合作伙伴，为了方便签证，我们决定结婚。我们说好谁也不干涉谁的私生活。既如此，我为什么要难过？这，就是中国文化植在我心里的根？我无力地窝在沙发里，忽然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为之拼命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即使证明鸡蛋是方的又有什么用？！人生的尽头不过是一无所有……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凉水浇了似的一个激灵，抓过电话，急急拨了几个键。
　　“大春，你怎么了？”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发抖。
　　“对不起，我不能来。”他的声音冷得像冰。
　　什么意思？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对！他说过他有老婆！可是我也有老公啊！我的老公呢？
　　我在原地打圈，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老公。
　　我“哇”地哭出来，冰凉的泪水冲下我火热的双颊。
　　阿莲从洗衣房奔出来。
　　“桂姐，什么事？”
　　我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我挥了挥手……
　　大门“咔嗒”响了一下。把世界劈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