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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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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云
序幕：引言
演员：无
旁白：各位网友、写手，不知您对“同文馆事件”的了解如何，是否仍停留在倭仁与奕忻斗法的层面上？对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是否视倭仁为落后、赞奕忻为先进？
其实历史是复杂难识的，在下不揣浅薄，花了一段时间翻阅了相关史料，发现实际上双方皆有合理与失策之处，很多历史细节与瞬间颇值我们后人慢慢回味。先写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文，与各位共同探讨，一孔之见，恳请指教！
（所谓“剧场版”，即笔者将该事件按缘起、高潮、后续、结局划分为几个部分，以剧本形式呈现出来，以突出其故事性、戏剧性，何时与否，尚请各位斧正）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先有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制夷悉夷，继之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为我所用，“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肇始于此时。然而，“制夷—悉夷—师夷”的文化选择思路在当时尚属凤毛麟角，应者寥寥。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诚如民国史家蒋廷黻所言：“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没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文化积淀，中西文化论争更是无从谈起。直至咸丰八年，衅端再起，英法联军一战令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吞下《天津条约》之苦果，再战更是席卷京都，圆明园之火也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之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不断涌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也日益明显，最终演化升级为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第一场：风云缘起
演员表：郭嵩焘（男三号）、管嗣复、冯桂芬、弈忻（男一号）、左宗棠、李鸿章
旁白：寻根溯源，当从同文馆的建立说起，在第一场中，男一号奕忻粉墨登场，郭嵩焘虽身为男三号，不过其在开场的戏份并不多，各位还是先开恭亲王的表演吧！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同文馆之开设实乃时势使然。鸦片战后，老大帝国被拖入近代世界，中外交往已不可避免，清政府急需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来折冲樽俎，应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
有识之士不久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59年2月26日），时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广东巡抚、驻英公使等职）向咸丰皇帝提出开设语言文字学校的意见。郭指出，中外交衅二十余年，外国通习我语言文字，周晓我情伪虚实，谙熟我风土民俗，详知我经史典章。而对于外国，中国竟无一通晓外文、熟悉夷情之人。这种情形与天朝大国的形象极为不符。他建议朝廷饬令两广、两江等地督抚大吏，从其辖地物色搜求外文人才，资送入京，给予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这是晚清首度有人向朝廷提议建立外语学校。只惜奏疏呈上之后，即无下文。毕竟当时正值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清廷忙于安内攘外，根本无暇考虑此事。
在郭上交奏疏同时，民间也出现了兴办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主张。同年正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江南士绅管嗣复（？—1860年后不久，字小异，江苏上元人，管同之子。生年不详，约卒于清文宗咸丰十年后不久。诸生。通算学，能文）就认为应当在通商口岸设立几处翻译机构，招募士子学习外文，以备他日之用。
当然，管的主张还较为简略。时隔一年（1860年）后，避乱沪上的洋务理论家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苏州团练右中允等职）在其著作《校邠庐抗议》中，系统阐述了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蓝图。冯指出，“驭夷为当今天下第一要政”，而当朝掌权者，对“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真是国家一大隐忧。惟今之计，在于鼓励士人研求外国语言文字，只有通习外文，方能知晓夷情，“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反观当今朝廷，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多依赖“通事”。然而这批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始为之”，[6]秉性粗鲁，见识短浅，并且心计鄙陋，满眼声色货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堪大任。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已是迫在眉睫。冯遂拿出了一套方案：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三年之后，诸文童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所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
应当说，冯的方案可谓代表了时人西学观的最高水平，对后来京师、上海、广州三地同文馆的设立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
再好的设想也需秉钧者加以推行。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方案最终得以变为现实，恭亲王奕訢（1832—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的功劳殊大。“辛酉政变”，奕訢联手两宫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揽大权于己手。此时的奕訢，被命为“议政王”，意气风发，炙手可热，欲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加之其于“庚申之变”时留京与英法列强谈判，对他们洋枪火炮之威力深有感触，遂认为只有仿效外国，才能实现国家中兴自强之大业。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奕訢联合桂良、文祥诸大臣上奏了著名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在折中，奕訢等人认为，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本为仇敌，但诸葛亮秉政后，却能审时度势，与吴通好，共约讨魏。“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奕訢指出，权衡势之顺逆，事之缓急，朝廷应当“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对外关系应采取“外敦信睦，而内示羁縻”之方针。同时，在呈递附件章程中，奕訢也初步谈及创办外国文字学校的打算：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咈、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
由此折可知，奕訢诸人此时的方案，尚属应急措施，断无长期培养外语人才之打算，况且仿照故例，不逾祖制，人数也十分有限，故并未引起士林之公然反对。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1年6月11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开课，后定名为“同文馆”。之后，上海、广州的同文馆也在李鸿章、瑞麟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开设。
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是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同文馆的课程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要求开办求是堂艺局，延揽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专门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中央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然而，李“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掣肘良多，致使当权者顾虑重重，畏葸不前。李鸿章不禁叹道：“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3]
其实，总理衙门并非毫无举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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