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绿林赤眉之乱
|
|
江上苇
近代史上有位大才子，号称一支笔杆子抵得过三千毛瑟枪兵。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任公少年得志，不过他老师康先生的运气却背得到家。康先生十九岁就取得了秀才身份，可如今胡子都一大把了，愣还考不上一个举人——所以“公车上书”就给历史开玩笑似的延误了一把，这一拖，就到了一八九四年。
不过康老师一直挤不上“公车”，还得怨梁启超这帮少年得志的学生。
少年早达的梁任公进了京城后，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公羊学”新解。虽然也有翁太傅领衔的一帮粉丝呐喊助阵，但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号称“老道”的大学士徐桐，就对“公羊学”深恶痛绝，还说得很不客气：“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于是每次徐老道都给外派广东的主考官打招呼：选文章差点的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录了康有为！
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徐老道和康有为还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有这么个家伙挡道，康有为能出头才是怪事。
可是一八九三年的广东乡试，两个主考官忙着吵架，大家一赌气，就把徐老道的嘱托给扔到爪哇国去了，鬼使神差地把这康有为录了个第六，也有说是第八的——反正，从此康老师是够资格坐“公车”了。
于是甲午年，一帮举人们不好好考试，却大搞“公车上书”。算来晚清的政治动荡，还多一半和这场轰轰烈烈的上书有牵连。戊戌变法、庚子拳变、保皇革命之争，哪一桩都和康老师的人生轨迹沾点边。
徐老道虽然冥顽不化，但说的话还有点见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至少他是说准了康有为“公羊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所谓“公羊学”，原指研究“春秋三传”之《公羊传》的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其实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说的就是“公羊学”在西汉中后期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学术流派的兴替，其影响绝不亚于一次实实在在的改朝换代。汉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这不，连刚挤上了“公车”的康老师，都已经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扛出来贩了。
一、末世思潮
西汉一朝的政治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指导理论分别是初期的黄老之学、中期的公羊学、晚期的纯儒学。
黄老之学，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公羊学，系以儒学为基，刑名之术为用的哲学流派。这一学说登上政治舞台，表明了西汉政权开始以多欲政治代替初期的无为政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就是指“公羊学”打破了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使天下陷于扰攘。
后期则是纯儒学，热衷于效仿儒家经典记录的所谓“圣人体制”，如禅让哪，井田哪，周礼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书呆子气十足的政治理论，是“公羊学”的延伸。
西汉的衰亡，起自武帝后期，中间虽又经历了昭、宣两帝的复兴，但自送昭君出塞的元帝起，彻底走向衰亡。
元帝的父亲宣帝曾对这个儿子有一段精准的评价，《汉书•元帝纪》中宣帝感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什么会有此一说呢？这涉及到宣帝、元帝父子两代治国理念的冲突。
这本不奇怪，自秦始皇扫平六国以来，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一直是古中国的智者们研讨的话题：儒家谈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饩妥呱狭思恕颖缰さ亟邮苋寮依砺鄣摹肮蜓А保搅嗣ご佑谌寮依砺鄣摹按咳逖А薄?br>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父亲王曼去世得早，没来得及赶上和诸兄弟一起封侯，所以王莽从小就很低调，不敢与诸王氏子弟自比，《汉书》称：“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他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勤身博学，和儒生们穿一样的衣服，丝毫没有贵家子弟的架子。
对寡母、寡嫂、幼侄，他都能尽心赡养，还爱结交英杰俊才，对叔伯们也相当孝顺。
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长辈们都认为他虚心谨慎，孝顺谦恭，也经常替他在王政君那里说好话，叔父王商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给他封侯用。
当时汉成帝在位，他是王政君的儿子，和王莽是姑表兄弟，因此在太后的授意下，授封王莽新都侯。从此，新都侯王莽逐渐成为西汉晚期政坛上治国平天下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而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当世名士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人，都和王莽有交情，四处替他造舆论，树声名。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使他自尽偿命。
王莽一生有起有落，然而无论在朝在野，人们对他的称赞从来没有停止过。
后人说“王莽谦恭未篡时”，然而修身齐家这些东西，是很难几十年如一日作假的。虽然王莽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一生都是在骗人，没做过一件体面事。
在末世的靡靡之风里，他的确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以援立平帝功，晋为大司马，平帝年仅九岁，委政于王莽。
公元一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
公元四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五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王莽逼元后王政君封他为“假皇帝”，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九年元旦，王莽“即真”，成为“真皇帝”，国号“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社会舆论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王莽篡汉是一次异常成功的民选运作范例。
连站在王莽对立面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王莽当权执政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人心安定：“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
让老百姓满意的执政成绩，为王莽造就了篡汉的民意基础。
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只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王莽偏偏就是个失败者，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三、新莽朝失败的改革
王莽篡汉，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罪恶。
闹灾荒了，他带头捐献钱粮；土地兼并严重，他带头把土地捐献给国家；儿子杀了奴仆，他逼着儿子自杀偿命，贵戚犯法，他也决不姑息……
这样的人，老百姓能不喜欢吗？
儒家不是讲天命有盛衰，人间有禅让么？刘氏德衰，他王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也都符合经典上的传统道德么？所以王莽篡汉，谶言符命之说以数十万计，这固然不是天意，但也绝不是简单的造假，而确乎可以反映当时的民意。
古中国的阴谋家多了，可还有谁能够像王莽这样成功地引导舆论？所以，我们大可以把王莽篡汉，看作是民选政治在古中国的一次成功典范。
儒家自战国以来所倡导的“禅让”，终见于今日。
王莽的创举，本可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民意成为王朝兴替的决定者。
王莽篡汉，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大一统王朝可以通过和平方式由涅槃而重生。
一个衰败的大一统王朝该如何走向重生？陈胜与王莽，开辟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陈胜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组”，虽然都立足于变革，但变革的方式却有天壤之别。陈胜的方式是彻底推翻旧时代，在一张白纸上重塑新时代；而王莽的方式则是依据可利用的旧时代资源，重新整合国家体制。
前者不可控，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难以猜测；而后者理论上可控，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简单易行，缺点是社会成本高昂；后者社会成本低廉，但是技术难度太大。
王莽的失败就在于急于求成，高估了社会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过犹不及。从更深层次上讲，王莽新政的失败，使古中国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后世虽有所谓“禅让”，但那都只是变戏法，并没有尊重“禅让”的精神。
从此中国只剩下了陈胜这一条道路。
这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鲜血来投票。
从此古中国的王朝兴替，变得血腥而又诡谲。
然而王莽的失败，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应该归咎于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杀君马者道旁儿”，王莽就是在一片颂歌中，迷迷糊糊地断送了大好江山。
我们知道，王莽本人是学《礼经》专业出身的，在理论上相当内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后，面对群众高涨的改革呼声，头脑发热，企图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进行改革的理论依据，却是全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周礼》等儒家经典。
也就是说，王莽改革，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他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革的蓝图——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
其一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针对奴婢的人权问题提出了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及数不胜数的礼制改革措施。
然而这些措施，太书呆子气，实际上大都无从落实。有些措施则过于超前，其本意虽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过是徒增扰攘罢了。
比如说，他立司市、泉府，就有点现在工商管理部门和银行的雏形了，用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他还收取新莽版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拟用于社会福利或是工商信贷，甚至还考虑用于按揭——这一套今天看来不稀奇，可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这构思也太超前了一点。
又比如说，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订的标准是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个一百亩，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缺乏现实依据），然而按当时的全国土地平均算，每户不过才能摊到六十八亩，这里还没考虑地区差异，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则连六十八亩都远达不到。这就是黄仁宇所诟病的“缺乏数目字管理”了。
再比如说，他还搞了好几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造大钱，文曰：“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并行。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后的始建国元年，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用大小钱，小钱值一，大钱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制订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谓五物，即金银铜龟贝；六名，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么多主辅币，谁记得过来？
想想我们今天商业如此发达，主辅币才几种？老百姓拿着王莽的“宝货”，用起来不头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种布币，每一级只相差一铢，简直难以辨别，至于龟贝之类的货币就更得随时测量了。
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老百姓干脆拒用“宝货”，只用大小泉。于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废除龟贝布属，遵从民意，复行大小钱。
第四次改制在天凤元年，废大小钱，改用“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这样改来改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对工商业打击尤其巨大。当时人称：“每易一钱，民用破业……工匠饥死，长安皆臭……”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货币流通的客观规律，仅凭着一腔书呆子气和手里的权力，就冒冒失失地搞起复古实验来，不失败才是怪事。
所以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评价道：“中国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
王莽金融改革的失败，确实是因为缺乏起码的货币常识，可是人们对金融学常识的了解，起码也得等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啊！王莽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这就是所谓“技术水平的欠缺”了。
后人从王莽的失败总结出的教训是：不要去碰这些地雷。从此古中国的金融制度在千余年中裹足不前。
然而，传统史学观念仅仅看到了王莽冒进的一面——却遗漏了他的新政中，那些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闪光点。
四、绿林赤眉之起
王莽书呆子气十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国际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九年，新莽朝与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起因是新莽朝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降级为“侯”。
公元十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不但在口头上占人家便宜，还发兵三十多万人征讨匈奴。在东北，新莽朝则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莽朝在东西南北四面开打，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王莽屯重兵于四境，征战不休，使原本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局面，与秦末危局如出一辙。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段评价道：“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公元十四年，“沿边大饥，人相食”，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内地蔓延，而王莽还在醉心建设他源于《周礼》的大同世界，为祖宗建造穷极壮丽的九庙。
他也不是全然不救济灾民，但用的居然是“煮草木为酪”这样的荒唐方子，也亏这个呆子想得出来。饥民当然不能拿草木充饥。翻开当时的历史，人吃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这样的王朝，也就快到头了。
公元十四年，琅邪郡海曲县爆发了吕母领导的起义。
吕母之子为县吏，因小罪为县宰所杀。吕家家产丰饶，资产数百万，其母遂破家财结交亡命少年，攻破海曲县城，杀死县宰，游击于琅邪附近海上，众至数万人。
公元十七年，王匡、王凤、马武、成丹、王常等人也在绿林山起事，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号称“绿林军”。绿林山在今湖北江陵和河南南阳之间，后世所称“绿林好汉”，即源于此。公元二十一年，绿林军与新朝荆州牧的两万军队会战于云社，大败新莽军，杀数千人，尽获其辎重。随即乘胜克竟陵，转掠云社、安陆等地，大概是为了解决部队官兵的个人问题，绿林军还刻意抢劫了大批妇女，又回到绿林山中过起山大王的日子来。
绿林中很快就聚集起五万多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二十二年，绿林山上瘟疫流行，死者近半，绿林诸头领不得已，率部队分头转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人北上南阳，号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打随地，平林人陈牧、廖湛聚千余人起事响应，号称“平林兵”。
舂陵人刘縯兄弟也聚众起事，号称“舂陵兵”。
公元十八年，琅邪人樊崇在城阳国莒县举兵，众百余人，转战泰山一带，自号三老。当时青、徐两州闹饥荒，寇贼蜂起，群盗以樊崇勇猛，纷纷归附，一年内聚集起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聚众起义，合兵数万人，听命于樊崇。
至此，乱世的主角都已登场，大戏开演了。
五、绿林好汉
活跃于湖北、河南一带的下江、新市、平林、舂陵这四支部队，都可称为“绿林系”。但论其亲疏，又以下江、新市最为亲近，平林、舂陵则为外围分子。
然而正是平林、舂陵这两个外围分子，给“绿林系”在历史上的作为大大的添了分。
平林兵中有位当“安集掾”的小军官刘玄，这就是未来两汉之间的重要人物“更始”皇帝。而舂陵兵中，那位著名的胆小鬼兼老实人刘秀，则是未来的东汉开国皇帝。
古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寇，有了这么两位皇帝，绿林的风头自然要盖过赤眉了，所以后世只有“绿林好汉”而没有“赤眉英雄”。
刘玄字圣公，舂陵人，汉朝疏属，出于景帝之后，为长沙王室舂陵侯一系，与刘秀为族兄弟，其母何氏为平林人。新莽中，因犯法逃匿，遂入平林军中为安集掾，在《后汉书》中与另一位草头皇帝刘盆子同传，早期事迹寥寥无几。
刘秀字文叔，也出于舂陵侯一系，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总之按史料记载是非常有帝王之相。不过性格爱好一点不像他的老祖宗刘邦，倒是颇像刘邦那位以善于治产业而出名的二哥——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不治生产，他父亲常拿他会赚钱的二哥做榜样教育他，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一家子人聚在一块喝酒，他捧着玉杯给老爸敬酒，问道：“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当年你总说我无赖，不如老二有出息，现在我和老二比，谁的产业大？
为这个，他大哥刘縯相当瞧不起他，认为刘秀也就是个没出息的田舍翁，常拿“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的典故开他的玩笑。也亏得刘秀脾气好，不但不生气，还陪着大家一块傻笑。
刘縯字伯升，他的爱好倒是颇类其祖，好养侠士，经常窝藏亡命徒，整一个好事乐乱的主儿。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被家里送到长安去学习《尚书》，但没读出什么大出息，半懂不懂地回来了，继续当他的田舍翁。成天干的就是他大哥懒得干的那些琐碎事儿，比如说帮人打官司追要钱粮哪、去大城市里卖米买工具哪、贿赂官吏偷逃税款哪什么的……历代开国皇帝中，数这个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最没出息。偶尔抒发一下志向吧，也不过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胃口奇小，浑身看不出一点英雄气概。
可是这位未来的皇帝，偶尔也有灵光一现。比如说当时有谶言称“刘秀当为天子”，大家都觉得应该说的是王莽的国师公刘秀，可这个田舍翁刘秀也和大家开玩笑：“安知非仆乎？”你们怎么知道应验的不是我？
公元二十二年，南阳闹饥荒，刘秀家的宾客中，也颇有些人暗地为盗。为这个，当地官吏经常找他麻烦，自然也免不了敲几笔竹杠。被官吏敲怕了的刘秀，跑到新野躲起来，《后汉书》上老实不客气地称为“光武避吏新野”——想想都觉着丢人。不过刘秀到底是个勤于治产业的人，虽然在逃难，但听说附近大都市宛城的谷价高，又跑去宛城坐镇，倒卖庄园上出产的谷物。宛城豪强李通等人意图造反，想拉个姓刘的为号召，于是以图谶游说刘秀，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所谓图谶、谶言一类的东西，论性质有点像谣言——总听见它们飞来飞去，可总也不知道是从谁那里传出来的。自战国末年起，历史上就有谶言的身影，如在楚地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谶言。
因为江湖上流传的谶言太多，所以难免有那么几句碰巧撞对了，于是人们就把谶言当成是天机暗露，有些无聊的人专门研究谶言，甚至搞成了一门学问——当然，我们与其相信这些鬼话是天机，还不如说这是民意，上不得台面的民意。王莽篡汉，就曾在相当程度上借用了谶言的力量，所以两汉之间简直是谶言的黄金时代。
没有谶言的预示，大英雄们就要胆战心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甚至连到嘴的皇帝都不敢当。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谶言都有相当的力量可以左右政局。在此后的历史中，断断续续还能看见它那诡异的身影。直到明末，宋献策还在给李自成献“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言。
谶言，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妖怪。
直到今天，我们身边还常能发现它在隐约出没。
刘秀是个相当信谶言的人——直到他当了皇帝，还把这些鬼话当成宝贝，被大臣批评了还闹情绪要处分人，所以李通拿出来的图谶还真让他动了心。
刘秀倒不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帝王相，可是他家有位好养侠士，英雄气概十足的老哥，他就琢磨着没准是说俺家老大呢！加之他又被官吏欺负得惨了，一时冲动，就决定与李通等人同谋造反，把卖谷物赚的钱全拿出来购置武器。
公元二十二年的十月间，刘秀和李通、李通的从弟李轶等人在宛城起兵，时年二十八岁。连刘秀这样安分守己的兔子，都被逼得造反，可以想见当时是怎么一个世道了。
刘秀带着这支人马回到老家舂陵，这时他大哥刘縯已经在当地拉起一支部队造反了。这两支部队会合后，史称为“舂陵兵”。
刘縯向来以惹是生非出名，他起事时，把诸家刘氏子弟都吓得够呛：造反，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啊！大家怕被连累，都溜走藏起来。等到刘秀也带着一支人马回来，大伙儿乐了：连这么憨厚老实的家伙都带头造反了，我们还怕什么？
刘縯联合新市兵、平林兵等绿林各部，号称“汉军”，攻打周边城邑聚落，部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不过在雄才大略的刘縯眼里，可怜的刘秀天生不是个造反的料，只肯分给他一头牛骑。于是刘秀就这样骑着头牛造反，直到汉军打败王莽的新野尉，他才得到一匹马。
高祖芒砀山斩白蛇起事，手里还有三尺剑呢，临到死都在逞英雄：“吾提三尺剑取天下，非命乎?”而他的后人刘秀，却是骑一头牛开辟了后汉两百年天下……
命运可真是难以琢磨。
在英雄人物眼中，即便都是皇帝的道具，剑终究还是要比牛更有气概些。想想看，要是李贺把“男儿何不带吴钩”，写成“男儿何不骑黄牛，收取关山五十州”，那得摔坏多少副眼镜？
所以，十六国时代的羯族酋长石勒，谦虚地说，汉高祖我是比不上的，不过汉光武么，我大概能和他并驾齐驱。
这大概就是剑胜过牛的地方。
刘氏兄弟舂陵起事后，联合绿林各部，四出攻城略地，一时间汉军声势大振。
公元二十三年正月，汉军在刘縯的指挥下，大破新莽军十万人，阵斩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接着，刘縯又击败新莽朝名将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以十万之众，进围宛城。守宛城的是谁呢？未来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岑彭——所以汉军久攻不下。
这年的二月，绿林系各部，在宛城共推平林军安集掾刘玄为汉帝，以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诸将都列位九卿将军，老实人刘秀也混了个太常、偏将军。
在当时，论战功和才干，绿林刘氏宗亲中最有资格成为汉帝的，非刘縯莫属，而王莽对他也特别重视，悬以重赏，“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还没有哪个绿林赤眉的头头能值到这个价钱。
刘縯威严素著，声名赫赫，豪杰猛士也多归于他，隐然凌驾于平林、新市诸将之上。支持刘縯的主要是他自己的舂陵系和部分下江将领，如王常等人。
而平林、新市和其他下江将领，则惧刘縯桀骜难制，纪律严明——众人本是盗贼出身，闲散放纵惯了，实在不愿意被一个严厉的皇帝管着——故宁可拥立无害无能的刘玄。平林、新市诸将暗地里运动拥立刘玄，搞成既成事实后，才派人通知刘縯兄弟。
刘縯对此相当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委婉地提出：“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
这话说得很有策略：
我刘縯反对现在立皇帝，不是因为大家没立我（这个也实在说不出口），而是因为时机不到。我们能立刘氏宗室为帝，赤眉也能立宗室，这样王莽未败，绿林赤眉就要先打起来了。况且先举兵称号的，多半没有好结果，陈胜、项羽都是这样的反面例子。如今不如先称王，缓称帝，看赤眉的动向而定，这样更能把握主动权。
这话一说，倒也有不少人附和，形势一度出现逆转。
最后，支持刘玄的下江将张昂拔剑击地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于是刘玄称帝之事就这样草率定论。
对刘縯这一段话，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是“舂陵系”在发泄不满，事实上刘玄称帝，确实大大吸引了王莽的注意力，战略上是很失策的。
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寡击众战例“昆阳之战”爆发了。
六、昆阳之战
当时，新莽朝面临着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两大反对集团的挑战。
起初，王莽将赤眉军作为主要镇压对象，相继派出多支主力部队围剿。而对南方的绿林军，就不那么重视了，甚至连严尤这样的名将，所统率的也只是仓促拼凑的地方部队和临时招募人员，每次行军作战还必须上报，否则就有“弄兵”之罪。
然而当刘玄称帝的消息传来，王莽才意识到绿林军的威胁更大，立刻转移战略重心，调集各郡兵力集结洛阳，准备与绿林军进行战略决战。
王莽对此战相当重视，以他最得力的大将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为统帅，共集结军队四十二万人。
王莽还祭出了一些他认为相当毒辣的必杀狠招。
首先，他找来一位山东人“巨毋霸”——对，今天某些汉堡包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位大个子——据说这位老兄身高一丈，腰大十围。想来新莽军的后勤军官铁定不会喜欢这个特能吃的大个子。
看起来是位冲锋陷阵的好手？可他的官职是“垒尉”，从字面上讲，是负责修筑营房壁垒的……
如果昆阳战场上，双方开联欢会比赛吃馒头，王莽军必将大占优势。
其次，他把上林苑里的猛兽，如什么虎豹犀象，都放出来随军，叫做“以助威武”。
可这帮家伙大多吃肉，行军打仗哪有工夫天天给它们弄鲜肉去？当时又恰逢春夏之交，是动物们的发情期，有些家伙脾气很不好，总是闹别扭；还有些家伙喜欢半夜嚎叫，闹得大家伙儿睡不安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休息，偶尔还有伤人事件。
王莽这个书呆子，拿出这样的创意来，也不是偶然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不是有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说法么？碰上王莽这样一个复古癖，恰好手上又有这么些动物可用，他要不拿出来显摆，那才是怪事儿。
所以，这支大军不像是去打仗的，倒像是马戏团巡游演出。
唯一的好处是，大兵们一路上闲得无聊了，可以逗老虎玩。
王莽最狠的一招，是征召当世研习兵法的六十三家流派共数百人为基层部队参谋。
这一措施，确保了新莽军在理论水平上大大超出绿林好汉。
不过这六十三家不同的流派自己怎么统一作战思路，倒是个让统帅为难的事儿——总不能投票表决吧？
一路上，这六十三家没少吵架，这也不是去打仗的，是去开军事理论研讨会的。
可惜公元二十三年夏天的昆阳城下，是铁血箭羽纷飞的修罗场。这里即将进行的，是一场决定兴亡的王朝战争，无数英雄猛士，将在这里书写历史辉煌的篇章。
这像是比赛吃馒头、看马戏或者搞军事理论大辩论的场合吗？
这一年的五月间，王寻、王邑大军与颍川的严尤、陈茂会合，随即向昆阳挺进，数日内，即有十余万大军进抵昆阳城下。
肃杀的气氛笼罩在小小的昆阳城上。昆阳，即今河南叶县，也就是“叶公好龙”的地方。
在这一带活动的汉军，是新市兵王凤、下江兵王常及舂陵兵刘秀等部队，而汉军主力尚顿兵于久攻不克的宛城之下，无暇顾及昆阳。
此役的序战，由未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率先打响。刘秀率数千人马在今河南禹县西北的阳关一带与新莽军发生了遭遇战，见对方兵力强大，随即撤入昆阳城拒守。
其他各路汉军得知消息后，也纷纷退入昆阳城中，小小的昆阳城里，顷刻间聚集了汉军近万人马。随着新莽数十万大军临昆阳城下，逃入城中的诸将多惊惶失措，有些人便借口担心妻室儿女的安全，想散伙逃回自己的地盘继续当山大王。
倒是被大家认为只配骑牛的胆小鬼刘秀，这时头脑还算清楚，给大家分析：我们虽然粮食和兵力都匮乏，而且敌人强大，但也只有集中力量和对方决战，还多少有点机会。我军主力现还在宛城下，如果我们一溜，主力部队将遭到两面夹攻，不出一天，也会被消灭。
“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大家都完蛋了，那时候，各位还能逃到哪里去？
像刘秀这样的老实人居然讲出这么火气十足的话，实在让大家伙有点吃惊，有些人就反击：就凭你这个胆小鬼，也配教训我们？刘秀苦笑，算了，你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是不和你们一块玩了，起身要走。
正在这时，侦察的骑兵回报：新莽军已到达城北，全军蜿蜒数百里，连队尾都看不见。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大英雄们，这时都傻眼了，大家合计合计，还是把刘秀请回来，听听他的意见吧。无形中，刘秀便成了昆阳城守总指挥，在他的策划下，汉军决计死守昆阳待援。
刘秀留王凤、王常守卫昆阳，自率十三骑突围求援，当时新莽军已有十余万人到达城下，刘秀这支小部队差点就没出得去。
刘秀来到郾、定陵等城，准备调发所有部队前往救援昆阳。有些将领还舍不得财物，想留些部队守卫，刘秀气得不行，把这帮守财奴敲打一顿：打败了敌人，功名利禄要啥有啥；打了败仗，连脑袋都没有了，还守得住宝贝？
就这样，刘秀总算拉着一支队伍回援昆阳。
而此时，昆阳城下正在激战。
严尤是反对强攻昆阳的，他认为，昆阳城小而坚，难以迅速攻克。称帝的刘玄和汉军主力都在围攻宛城，如能歼灭这支主力，则昆阳城将不战而下。
严尤和汉军交过手，了解汉军的战斗力，提出的建议也是合理的。可是主帅王邑却大大咧咧，认为自己手里有四十多万大军，踏平一个小小的昆阳城，不在话下，而且一定要出够风头才肯走。
于是，新莽军把昆阳城包围了十层，设营百余座，旌旗蔽野，金鼓之声在几十里外都能听到。新莽军挖地道，还使用冲车、棚车等攻城工具，昆阳城中箭如雨下。
城里盾牌成了紧缺货自不必说，连门板都被派上大用场——打桶水都要顶扇门板去，回来一看，门板快变成刺猬了。赶快把箭头扒拉扒拉，完好的还能派用场。
王凤等人实在扛不住，想要投降。但新莽主将王邑、王寻还就不肯接受，一定要屠城。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凤们还能指望啥？只能拼了呗！
严尤见城池久攻不下，建议放开一个口子，让守军突围，一方面便于在野战中歼灭之，另一方面也让其传播失败的消息，打击宛城汉军的士气。王邑仍然不接受，于是四十多万新莽军，就这样困在昆阳城下，无所事事。
双方僵持到五月底，此时宛城已被攻克，形势逐渐有利于汉军。
六月初一，刘秀、李轶率征调来的援军抵达昆阳城下。
向来以怯懦出名的刘秀，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居然亲率步骑兵千余人为前锋，向新莽数十万大军挑战，抵其阵前四五里处列阵。新莽军派遣数千人迎击，刘秀亲自冲锋陷阵，击退敌军，斩首数十级。
观战的自己人都看得发晕：这个刘秀，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大家揉揉眼睛：刚才没看清楚。要不，您老再打一回头阵，咱们在后面给您加油？这一天，一个曾经被认为只配骑牛的田舍翁，鹰扬于历史的天空，写下一段传奇故事。
刘秀再度带头冲锋，汉军诸将继进，连战皆胜，斩杀近千人，进抵昆阳城下。
为了迷惑敌人，并鼓舞城中士气，刘秀让部队声称汉军已经攻克宛城，派来的援军即将抵达昆阳城下——这也不全算是作假，汉军确已于三天前攻克宛城，只是消息还没传到刘秀这里罢了。至于宛城派来援军，那全是没影儿的事。
守城的王凤、王常，攻城的王邑、王寻，都得到了这个假消息，但效果自是截然相反：城中士气大振，嚷嚷着要出城夹击新莽军，而攻城部队则士气沮丧。
刘秀又率敢死者三千人，渡过城西的昆水，直冲新莽军“中坚”，也就是王邑、王寻的指挥部。
对于刘秀援军的到来，新莽军并不重视。连头脑比较清醒的严尤，也很轻视刘秀。刘秀曾因打官司，和严尤有一面之交，严尤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印象。此战中，昆阳城里有刘秀的部下投降新莽军，对严尤称刘秀不取财物，却在与诸将商量对策时，严尤只是笑道：“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就是那个须眉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吧，至于这样吗？
王邑、王寻就更加轻敌，只派出万余人巡视阵地，而命令其他各营约束部队，未得命令不得擅自出击。新莽军人数虽多，但多是乌合之众，缺乏战斗经验，而且士气低落。与刘秀久经战斗的三千敢死之士一接触，便即溃退，主帅之一的王寻也死于乱军之中。
剩下的数十万新莽军，本身就缺乏战斗意志，失去指挥后更是乱得一塌糊涂。屡战屡胜的汉军则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乘着锐气，多处突破新莽军阵地，昆阳城中守军也趁机鼓噪而出，夹击新莽军。
时值大风加雷暴雨，屋瓦皆飞，河流暴涨，新莽军中的虎豹都瑟瑟发抖，更谈不上助战了。溃逃的败兵，向北逃走，被追击的汉军撵到暴涨的滍川里，万余人溺死河中，连“巨毋霸”也难逃一劫，滍川河水为之不流。
王邑、严尤、陈茂等新莽军将领，仅率少数自长安带来的精锐骑兵，踏着死人渡水而逃。新莽军遗弃了大量军用物资，汉军花了一个来月还没有搬完，只好把剩下的都焚毁了。
严尤、陈茂对新莽朝彻底失去信心，投奔起兵于汝南的原汉朝宗室刘望。王邑则帅残兵千余人，一口气逃到洛阳。
昆阳之战，以新莽朝的惨败告终。
七、渐台上的烈火
王莽的四十余万大军，在昆阳城下全军覆灭，预示着这个短命王朝的丧钟业已敲响。
昆阳之战后，各地豪杰纷纷起事，杀死地方官，改用汉朝年号，等待诏命，旬月之间，天翻地覆。王莽将王邑调回长安担任守卫，以正在进攻赤眉军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防守洛阳，屏蔽函谷关。
昆阳之战的胜利者刘秀迅速北上，攻取颍川郡的父城等五县，然而不幸的消息随即传来——他的兄长刘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
刘秀不敢为兄长发丧，反而驰奔宛城，向更始帝谢罪。
这下子，连杀人凶手更始帝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又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黄河，负责招抚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此放虎归山。
真是不明白，在那个时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轻视刘秀这个乱世的终结者？
在对王莽战略上，更始政权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进攻关东重镇洛阳，自东向西威胁长安；一路由申屠建、李松率领，沿汉水入武关，由南方进逼长安。
王匡军一路进展缓慢，到公元二十三年九月，才攻克洛阳，擒杀了王莽的太师王匡（双方主将同名，也是此战的一大花絮）、国将哀章，而此刻王莽的脑袋都已经送到宛城了。
这回，又是走武关一路入关的占了先机。
攻武关的申屠建、李松一路，得到了析县人邓晔、于匡的响应，攻武关，降武关都尉朱萌，又攻杀右队大夫宋纲。从此汉军长驱直入关中，在回溪击败王莽的九虎将军，又分兵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地区，攻占频阳，拊长安之侧背。
李松的偏将军韩臣等向西攻新丰，击败王莽的波水将军，追逐败逃的新莽军，直抵京师长门宫——他们是最早攻到长安城下的汉军部队。
王莽面对大厦将倾的局面，无计可施。大司空崔发替皇帝分忧，居然在《周礼》和《春秋左氏》里翻到这么一条妙计：“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于是他老人家建议王莽去哭天。
按照书呆子的逻辑，既然书上这么写了，那一定是管用的，何况王莽此时也没别的招了。他就真跑到南郊去号啕大哭，把当年“民选”的事情拿出来复述一遍，然后质问老天：“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
可是我们知道的，老天爷向来没功夫管这些人间的闲事儿——既不会帮你消灭“反贼”，也懒得拿雷霆劈你。
王莽读书显然不够认真，至少是没把《尚书》读通——《泰誓》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可见天意即是民意，天下人心都被你丢尽了，哭天还有什么用？
长安城中人心惶惶，不但汉军已经兵临城下，而传说中天水的隗嚣军，也即将攻来。长安周边的起义部队纷纷云集城下，准备先打开城池，一来可以先行掠夺，二来可以邀功于新朝。
王莽只得释放狱中的囚徒，编成新部队抵抗，还强迫他们宣誓效忠：“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这帮囚徒才不管你什么社鬼呢，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还挖开王莽妻子父母的坟墓，烧其棺木、九庙、明堂等。
公元二十三年的九月初一，义军攻破长安东面的宣平门，昆阳之战的败将王邑，率残部拼死抵抗。第二天，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也趁乱起事，火烧未央宫作室门，到处高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
宫殿中到处燃起大火，在宣室前殿避火的王莽，此时还在自我安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都什么时候了，他老人家还在套用《论语》中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典故，说他是书呆子可真不算冤枉。
这一天，他手里拿着虞帝匕首，什么也不吃，但随着慢慢旋转的斗柄而坐，听天文郎报告着时刻的进度。有人听见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在这一天里不停地嘟哝着那句话：“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他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当年受汉符命时，万民欢呼的场面。他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
窗外，是越来越近的喊杀声。
九月初三，王莽带着追随者千余人从前殿逃到未央宫沧池中的渐台上，希望凭借沧池阻挡义军。王邑虽然因轻敌惨败于昆阳，但确可算是忠心耿耿，在城中拼杀了两三天，手下都战死殆尽后，还不愿意逃跑，也杀开一条血路来到渐台上，想保护王莽。
王邑的儿子王睦面对这么多敌人，失去了战斗的勇气，脱去衣冠企图逃走。王邑见此大怒，你给我滚回来，我们父子死也要战死在这里！
守军苦守良久，箭矢已绝，双方陷入肉搏。围攻者付出相当代价后，终于踏着王邑父子的尸体，攻上了渐台。
王莽躲入室内，被追来的长安商人杜吴一刀砍死，杜吴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王莽，只取下了他的绶作为战利品。校尉公宾就，认识这是王莽的随身物品，就问杜吴绶的主人在哪里？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
公宾跑到死尸堆中，费了好一番工夫，总算找到了王莽遗体，斩下他的首级，送给围攻渐台的义军首领王宪。其他军人听说后，争抢王莽的尸体，有数十人在争斗中被杀。
王宪自称汉大将军，统辖城中数十万乱军。然而他也只是个想趁乱捞一把的流氓，住在东宫里，淫乱王莽的妻室，还僭用帝王的服御车马。
九月初六，汉军主力李松等部进入长安，以王宪得到皇帝玺绶不及时上交，多挟宫女、建天子鼓旗等罪名，收斩之。
王莽的脑袋被送到更始帝刘玄驻扎的宛城，刘玄看着这颗人头，幽幽地说了一句：“他要不篡汉，本该是另一个霍光。”旁边的宠姬韩夫人笑道：“那还轮得到你当皇帝？”
随后，刘玄迁都洛阳，在第二年的二月，又把都城迁到了长安，从此，他也走上了灭亡之路。
八、绿林赤眉之分裂
王莽死后，天下群雄并起，陷入大分裂状态。
然而此时的更始帝刘玄，并不是那个能扫平群雄，统一天下的真命天子。他来到长安后，看到的是一个未改末世风态，辉煌而奢靡的都城。
长安的宫殿群落中，只有未央宫被焚毁，其他都保存得比较完好，还有数千宫女，备列后庭。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一如旧制。
于是更始帝也学着老祖宗刘邦初入咸阳的样子，住进了长乐宫，宫里的执事人员举行仪式欢迎他。一开始，他还有点害羞，低着头只顾刮席子玩。
过几天住熟了，他玩得比谁都疯，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要找他办事，每次都是喝得烂醉，谁也不见，实在被大臣们逼得急了，就让侍中坐在帷幕后面冒充他说话。更有甚者，他的宠姬韩夫人居然埋怨奏事的人打搅了她喝酒的兴致，把办公的书案都给砸了。
汉高祖在咸阳宫中鬼混，还有个樊哙把他拖出来，这位更始帝就算有樊哙，人家恐怕也惹不起那位他那位母老虎韩夫人。
汉高祖入关，以约法三章而得人心。这位更始皇帝干什么呢？他的将领来见他，他居然笑嘻嘻地问：你们又抢了多少东西？收获还不错吧？旁边的侍从官相顾无言——咱们干了几十年，还真没见过这么直白的皇帝。
敢情他还真没把天下当成是自己家的。
拥立更始帝的绿林诸将，此时也都忙着分一杯羹。
为了酬功，刘玄一口气分封了二十个王：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韂尉大将军张昂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
更始朝中大权，掌握在赵萌、李松手中，绿林其他将领则划地称王，吏治更是一塌糊涂。
将军们各自委任派官员，也没有什么选拔标准，自己看得顺眼就成。于是地痞无赖、投机商人、厨子甚至杀猪宰羊的，都挂着大大小小的官衔，穿着绫罗锦绣（按西汉制度，这些身份的人是不够资格穿豪华衣料的），在长安城里瞎逛，每天在大街上吵架斗殴的都是这帮人。这是当时长安城中一景，社会舆论称之为“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就这样，曾经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绿林系，迅速地腐化了。
这时，来自东方的赤眉军，正在向长安进军。
赤眉军起自山东，作风简朴，首领称“三老”、“从事”、“卒吏”等低级官号，也没有具体的旗帜、文书、军规，只有一些口头约束如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等。
为这个，王莽一度相当好奇：还有这么组织起来的“军队”？倒是严尤给出了答案：“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这些起事者，是给饥寒逼出来的，至于军队的典章制度，他们不了解，所以没有应用罢了。
然而这样一支用最简单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部队，其战斗力却并不弱。赤眉军起事之后，取得过两次大胜：在姑幕之战中击败王莽将领田况，杀近万人；全歼景尚、王党率领的中央军团，杀死景尚，王党下落不明。
因此，在刘玄称帝之前，风头正劲的赤眉成为王莽围剿的重点。公元二十二年，王莽派遣侄子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大军进攻赤眉军。
在这一次围剿中，赤眉军为在战场上区分敌我，将眉毛都染成了红色，从此，方才有“赤眉”的称号（为了方便叙述，文中前后都通用“赤眉军”的称呼）。
公元二十二年冬，新莽军与赤眉军会战于今山东东平西面的成昌聚，史称“成昌之战”。此前，新莽军刚刚攻克被索卢恢起义军占据的无盐，屠杀了一万多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莽军士卒也相当疲惫。
王匡想乘胜进攻梁郡的赤眉军董宪部，廉丹以转战已久，士卒疲惫，反对出击，建议休整。可王匡却自恃是王莽的侄儿，以势压人，拒不接受廉丹的意见，坚持要进攻梁郡，而且还计划在消灭梁郡的赤眉军后，回师攻打泰山的赤眉老巢，彻底剿灭赤眉军。
这位公子哥儿，就这么带着自己的队伍大摇大摆地向梁郡进发，甚至都懒得和廉丹先打个招呼。廉丹无奈，只得跟随王匡进军梁郡。
而此时，骁勇善战的赤眉军领袖樊崇，在侦知王匡军的动向后，急行军赶到成昌聚以南地区，隐蔽待敌。
王匡、廉丹骤然遇敌，加之士卒疲惫，很快落于下风。王匡见势不妙，扔掉军队逃走。廉丹不肯突围，苦战到底，最后见事已不可为，命部下把自己的印信符节转交给逃走的主将王匡，对部下说：“小儿可走，吾不可！”终于战死。
王莽对此相当震惊，派遣国将哀章协助王匡率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等，调集各州郡兵力三十万人，再度进攻赤眉军。
成昌之战，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王莽的力量，为绿林军在南方的发展帮了大忙。
次年，绿林军在南方相继取得了几个大胜利，并在昆阳之战中彻底摧毁了王莽军的主力。而赤眉在北方却发展得不那么顺利，在东海郡被新莽军击败，死者数千人，随后转入今河南境内。
更始帝迁都洛阳后，遣使说降樊崇。樊崇等人本因饥寒所迫起事，并无称帝的大志向，接到更始的诏命后，欣然离开部队，带了二十余名头领前往洛阳接受封赏。
然而刘玄忙着享乐，并未重视樊崇等人的到来，虽给他们都封了列侯，但并没有授予封邑，也没有进一步笼络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樊崇等人对此很感不满，逃回濮阳的赤眉军中。公元二十四年二月，更始帝迁都长安，赤眉遂向西发展，攻入颍川郡。
但赤眉军士兵多是山东人，加之长期的征战，士卒疲惫，思乡厌战情绪日浓。樊崇、徐宣等人计议，向东发展很可能出现部队自行散去的危险，不如向西攻打长安。赤眉军在此兵分两路，樊崇、逄安自武关入关；徐宣、谢禄、杨音由陆浑关袭占函谷入关。
更始政权正与据有河北的刘秀交恶，虽然对赤眉的动向也有所警惕，但重视不够，在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刘玄以王匡、成丹率部进入河东，防赤眉和刘秀两军从此路入关；以讨难将军苏茂率军进驻弘农，阻击自函谷关西晋的赤眉军。
这个布局重河东，轻函谷，战略重心在防刘秀而不在防赤眉。
公元二十五年二月，赤眉军徐宣等部绕过驻守洛阳的更始军重兵集团，进入今河南灵宝境内，击败更始讨难将军苏茂，与樊崇军会师，合兵西进。
更始帝对赤眉军这一大胆行动始料不及，急派丞相李松率军堵截，并命令洛阳的朱鲔率部尾追赤眉军。三月间，李松与赤眉军战于蓩乡，更始军大败，数万人战死，李松弃军逃回长安。
九、放牛的“皇帝”
在弘农期间，赤眉军整编了日益庞大的队伍，以一万人为一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全军整编为三十个营——也就是说，当时赤眉军有三十万人左右。
其次，赤眉军为与更始政权对抗，立西汉城阳景王刘章之后刘盆子为帝。
城阳景王，是西汉城阳国的第一代封王，也就是在西汉初年刘吕宫廷政变中立了大功的朱虚侯刘章，汉文帝登基后，为酬其功，将他封在城阳国为王。这位城阳景王，在两汉期间，一直是山东地区广为祭祀的神祗（礻+氏），直到曹操的时代，当地人还在城阳景王祠举行淫祀。
刘盆子当皇帝的经历，也是这场农民战争中的有趣花絮。
他本来是山东式人，赤眉军经过他老家，把他和两个哥哥掳入军中。大哥刘恭读过《尚书》，在赤眉军中是难得的知识分子，所以樊崇入洛阳时，就把他也带上了，更始帝封他为式侯——这正是他祖父的封邑，可见更始对他的宗室身份还是相当尊重的。樊崇逃走的时候，他就留在洛阳，后来随更始帝一块迁到长安。
刘盆子和二哥刘茂留在赤眉军中，因为年纪太小，才十四五岁，被安排去放牛，军中称为“牛吏”。
赤眉军多是山东人，自然也对山东土产的城阳景王这尊大神深信不疑。军中有齐巫，狂言城阳景王大怒说：“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樊崇等人一合计，这个还不简单？俺们立个姓刘的当头儿，不就不算是“贼”了么？
于是就在军中查户口，看谁和刘皇帝家的关系最近，最好还是城阳景王家的后人。这样一盘查，查出来七十多个，再查三代……
最后留下三个候选人：刘盆子两兄弟，还有一个前西安侯刘孝。
三个人总不能一块当头儿吧？这也好办，抓阄。
樊崇和大家商量，说这纸条上写个啥好呢？大家合计合计：听说古时候的皇帝将兵，都称为上将军，就写个“上将军”吧？
于是三个阄做好了，其中一个写上“上将军”三个字，剩下两个是空白，放在竹筒里，让候选人自己来赌运气。
可与这个“抓阄做皇帝”相辉映于青史的，大概只有唐朝的“马球赌三川”了。
为这场抓阄，赤眉军还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仪式。赤眉军在今陕西华县北面的郑城设立坛场，先隆重祭祀了城阳景王，然后三个候选人按年龄先后抓阄。年纪最小的刘盆子最后抓，却一把抓出个皇帝来。
赤眉诸将跪拜称臣，把这个半大孩子吓得不行，差点哭出来。还好他二哥镇静，说你把抓到的东西好好藏起来。刘盆子才不管呢，回头就把那要命的东西扔掉了，跑回营中继续当他的牛倌。
皇帝选出来了之后，赤眉诸将也纷纷自封官衔，徐宣当过县里的狱吏，懂《易经》，是知识分子，被推为丞相。樊崇虽然勇敢善战，但毕竟是老粗，多少要扣点分，只当了个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杨音以下都为列卿。
赤眉立皇帝的场面有点混乱，谁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真心想立皇帝，还是只是闹着好玩。以至于主角刘盆子的传记里记载说，当时竟然没人管这位皇帝，任由他和一群放牛娃到处闲逛，该咋地还咋地。
唯一的皇帝待遇，是他放牛时的主管给他置了一套不伦不类的行头。
虽然抓阄是抓的“上将军”，但《后汉书•刘盆子传》说，赤眉此后改元“建世”，这该是不折不扣的称帝了。刘盆子，这个可怜的孩子，就这样被推到历史的浪尖上，然后又被重重地摔下来，成为权力祭坛上无辜的牺牲。
十、乱世长安
古都长安，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辉煌。第一次是西汉，第二次是隋唐。
然而长安城的第二次辉煌，几乎是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的，因为宏伟的汉长安早已被战火焚毁，湮没在黄尘下。
毁灭汉长安的，就是我们即将谈到的这场兵火之灾。
赤眉建立“建世”政权后，继续西进，抵达华阴。已成为河北霸主的刘秀也击败更始军，派大将邓禹自汾阴渡河，进占夏阳，直逼渭水。
长安的更始政权岌岌可危。
从对抗刘秀的北战场战败逃回的大将张昂，对继续占据长安失去了信心，与众人商议掠夺长安财富，东归南阳与宛王刘赐的部队会合，以图再举。这一建议得到了申屠建、廖湛等巨头的赞同，然而更始帝本人却勃然大怒——他实在是舍不得这座奢华壮丽的长安城。
为对抗赤眉，更始帝派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率军进驻新丰，扼守要路，李松也率别部进驻新丰境内。
张昂见形势危急，准备采取断然措施，与申屠建、廖湛、胡殷、隗嚣等人商议，准备以武力劫持更始逃回南阳。然而此事败露，更始先下手为强，斩杀了申屠建，张昂等人仓皇逃出，率军进攻皇宫，与更始的卫队激战于长安城中。
更始大败，率百余人逃到新丰的赵萌军中。此时更始犹如惊弓之鸟，连毫不知情的王匡、陈牧、成丹等人也怀疑上了，借口召见他们，准备将这些大将全部杀掉。
陈牧、成丹先到，立被斩杀，王匡得到消息，率军逃往长安，与张昂等部合兵据守城池。而忠于更始的赵萌、李松军，则回师解决“叛徒”，把赤眉和邓禹两军丢在脑后不管了。
邓禹和赤眉都傻了眼地看着长安城里上演武斗大戏，这一打就是一个来月。
最后，更始一方获胜，重新占领长安。落败的王匡等人逃出城外，在高陵投降赤眉军，双方联手进攻长安东都门。李松出城迎战，战败被俘。赤眉以他为人质，劝降了他的弟弟，防守长安的城门校尉李汛，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城。
这是公元二十五年九月间的事。
更始单骑逃出长安，他的右辅都尉严本怕他跑丢了，自己要被赤眉军追究责任，以护卫为名，将他软禁起来。
然而，即便是像更始这样糟糕的皇帝，落魄到这样的地步了，也还有忠臣追随。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忠臣居然是他死对头的哥哥！
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刘盆子的大哥刘恭。刘恭随更始来到长安后，听说赤眉军立他弟弟刘盆子为皇帝，惶恐得很，自己跑到监狱中去投案，还开了间房把自己关起来。直到他听说更始帝战败逃走，才把自己放了出来，步行去追随这个倒霉的皇帝。
还有一个“忠臣”，听说更始帝逃出长安城，居然也下命令保护他，命令是这样写的：俺听说更始吃了败仗，逃得仓皇，连老婆孩子都光着屁股，俺对此深表同情。大家伙可不许拿他当兔子打啊，谁要欺负了他，就是不给俺面子，俺要给处分的！
这位是谁呢？前更始政权的萧王，现在已经在河北称帝的刘秀。
字里行间，浸透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表现了卓越政治家的伟大智慧。
赤眉军就直白得多了，下书更始：你已经被包围了，顽抗是没有前途的！给你二十天时间考虑，投降可封为长沙王，否则后果自负。
刘玄这个人，从头到尾没看见过一点英雄气概，这回也不例外——他琢磨着皇帝反正是当不成了，能混个王也不错，于是派出关系人刘恭去和他兄弟接头，洽谈投降业务。赤眉军以大将谢禄前往受降，十月，刘玄随谢禄肉袒至长乐宫，向刘盆子交出皇帝的玺绶。
然而赤眉军此时居然不准备履约——把刘玄先生晾在院子里晒太阳，一帮人爬在墙头上围观，群情激愤嚷着要宰了他——乱成这样，恐怕也少不了趁机扔板砖的。
兵们才不管你有没有约定，他们只知道好些兄弟和这个家伙打仗战死了，报仇才是硬道理。刘恭、谢禄两个是刘玄的担保人，自然不能放任他被人宰，四面打躬作揖，挨了不少黑砖，效果却一点没有。
眼看着刘玄被人像拎兔子一样拎走，刘恭急了，追上众人，拔出剑吼道——老大，俺不是不救你，实在是没招了！俺对不住你，只好先死给你看算了！
众人一看，皇帝他哥要玩真的，吓着了。毕竟刘玄这么个倒霉蛋，杀不杀无关大局，可皇帝他哥要真自杀了，这可不是玩的。
樊崇看事情闹大了，全然不管也不妥当，终于肯出头替刘玄说好话。他毕竟威信高，兵们都听他的，好说歹说把刘玄救了下来。可是答应好的封爵却缩水了——说好是长沙王的，却变成了畏威侯，难听得要死。
还亏得刘恭去四处说情，赤眉总算履行了诺言，封刘玄为长沙王。吓坏了的刘玄，天天跟着谢禄住，刘恭怕他出事，也成天围着他转悠
然而刘玄既已成为一只任人宰割的兔子，被放在刀俎上，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促成刘玄倒霉的，是当年极力拥戴他，后来又大打出手的张昂等人。在他们的游说下，刘玄的保护人谢禄改变了主意。
谢禄派自己的亲信与刘玄一块牧马于郊外，瞅机会将他缢死。刘玄总共当了两年零十个月的更始皇帝。
刘恭趁夜偷偷收敛了他的尸体。
刘秀听说刘玄的死讯后，也觉得悲伤——抛开那些政治恩怨不说，他们毕竟曾是族兄弟——命邓禹将他葬在霸陵，并封他的三个儿子为侯。
更始皇帝刘玄，为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所造就，又为那个时代的天翻地覆所毁灭。
今天，在那片古老的原野上，还有未能归乡的孤魂在夜哭。
然而，与时代的悲剧相比，个人的不幸又算得上什么呢？
高踞长乐宫的刘盆子，他也并不比刘玄强多少，同样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罢了，战乱还远未结束。赤眉军占据长安后，三辅郡县长官按照惯例，纷纷派遣使臣前来贡献，表示对“建世”政权的承认和拥护。
可赤眉军的兵们，居然连这些前来表示好感的人也抢，于是周边的吏民各自保守壁坞不敢出。面对辉煌的长安城，和绿林系一样，赤眉诸将也失去了进取的动力。
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连绿林系都不如：大家不谋进取，每天但置酒高会，争言自己的功劳，又互相不服气，一不高兴就拔出剑来砍柱子。在政治、经济上更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举措。
赤眉诸将闹得最起劲的时候，连赤眉巨头之一的大司农杨音都看不过去了，说：“诸卿皆老佣也！”咱们这帮人实在没出息，只配一辈子给人当佣工！咱们今天设君臣之礼，却搞得比不立皇帝还乱，儿戏也不至于这样嘛！这帮人，都该拉出去砍了。
为这句话，大家伙又吵起架来，将军们各自招呼宫外的亲信来帮忙。于是大兵们纷纷劈开大门，冲进长乐宫来，抢酒抢肉，还拔出刀子和辩论的反方展开格斗。
最后负责治安的宪兵出动，宰了一百来人，才把动乱平息下去。
刘盆子又被吓哭了。瞧他这皇帝当的！
当时掖庭中还宫女近千人，更始败亡后，大家无处可去，也没有粮食，只能幽闭在深宫中，靠挖芦菔根，捕池子里的鱼苟且度日，有人死去，也只能掩埋在宫中。
其中有些原甘泉祠的乐人，还保存着完整的表演行头，可以给刘盆子表演歌舞。表演完后，这群饥饿的宠物羞怯地向刘盆子叩头：主人，我们饿……
刘盆子怜悯她们，命中黄门给她们每人发几斗米。
可是这区区的几斗米，又怎能抹平一个时代的创伤？刘盆子离开长安后，这群被当作宠物豢养的宫女，全都饿死——至死也没能离开这桎梏了青春与尊严的金丝鸟笼，天下虽大，可何处是她们安身的家？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刘恭是赤眉军中比较有头脑的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刘盆子一度以辞职不干为要挟，使樊崇等赤眉首领答应不再放纵士兵掳掠。这支朴素的大军，还真是认真执行了这一承诺，收兵回营，闭门自守。
乱世中，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仅仅就这样，三辅老百姓也已经感恩戴德了，翕然称天子圣明，逃跑的老百姓争相回到长安城，街市纷纷开张，这座一度冷清的都城似乎又恢复了活力。
然而，赤眉军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组织纪律性，才过了二十来天，大兵们又把纪律放在脑后，复出大掠。这时长安城中积聚的粮食已尽，周边地区又各自据守，不肯接济。
没了粮食，赤眉军数十万人再也无法坐而聚食，遂向西转移。临走时，赤眉军收载城中珍宝，然后一把火烧了宫室。
雄伟的汉长安，从此成为一片废墟。赤眉主力离开关中后，刘秀大将邓禹乘虚而入，夺占了被赤眉废弃的城池。
西征之初，号称百万的赤眉军军容壮盛，进展顺利，出南山，击杀更始将军严春于郿，进入安定、北地两郡。
然而赤眉军的好运气终于到头了，公元二十六年，赤眉军遭到隗嚣部将杨广的阻击，折返番须一带，又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厚雪堆积，坑谷皆满，赤眉士卒多被冻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赤眉西进无望，重新折返关中。在路过集中了汉初诸帝陵寝的五陵原时，赤眉军做了一件大失人心的事。
他们竟然发掘诸帝陵，以盗取随葬的珍宝器物。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凌辱尸体！
我们知道，西汉的尸体防腐技术是相当高超的。汉初下葬的马王堆汉墓，墓主仅仅是位侯爵夫人，墓葬规模也不算大，居然可以保持尸体不朽达两千多年！即便是今天，我们凭借高超的现代技术，还是很难办得到。
侯爵夫人墓已是如此了不得，还要高两级的帝陵又该如何？赤眉军掘开陵墓时，其惊讶不亚于两千年后考古工作者掀开马王堆墓的椁板。
史书记载，墓中但凡为玉匣收殓者，尸体大多保存完好，好像只是睡着了似的。玉本身，不具备防腐功能，不然穿戴金缕玉衣的中山靖王刘胜，也不会腐朽得只剩下一件空壳。然而能够使用玉殓的尸体，其生前地位必定相当高，采用的防腐措施自然也高级得多，尸体保存得更完好，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高超的防腐技术，也仅仅只是使死者在身后多受了一次凌辱。《后汉书•刘盆子传》称：“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连葬于长陵中的吕后尸身，也未能幸免。
占据长安的邓禹，又在干什么呢？他在忙着晋拜荒废已久的汉高祖神庙，收集西汉十一代皇帝的神主，送往洛阳，以及巡行诸帝陵园……为一大堆礼仪琐事分了心，以致未能好好备战迎击赤眉军。听到赤眉折返关中的消息后，邓禹仓促派出军队迎敌，双方会战于郁夷，邓禹军战败，仓皇退出长安，据守云阳。
赤眉军再一次占领长安。
十一、尘埃落定
然而此时的长安已不是几个月前的长安，各路割据势力都把目光集中在这座落魄的名城上，赤眉军已经很难舒舒服服地呆在城里。
起于汉中的延岑势力，也经散关进驻杜陵，窥视长安。
樊崇派逄安率军十万前往杜陵，准备一举消灭延岑。
占据云阳的邓禹，获悉赤眉主力离开长安，城中只剩下老弱残兵的消息后，再次率军攻入长安，与赤眉军夜战于蒿街（当时外国使节、商人及移民聚居处，有点像现在的东交民巷——不过那时候的洋鬼子可没有治外法权，犯了罪比中国人罚得还重，不折不扣是“番邦蛮夷”的待遇。这里也是向外国人炫耀武威的地方，大名鼎鼎的郅支单于，就曾被悬首于此，以宣扬大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决心）。适逢谢禄回救，邓禹军再次大败，刘秀遂以智勇双全的冯异替换他。
赤眉杜陵之战起初很顺利，逄安击败延岑与更始将领李宝的联军，李宝投降。然而投降的李宝却暗地里与延岑通信，让他回战，自己则里应外合。延岑依约回军挑战，赤眉军空营而出与之决战，李宝趁机悉拔赤眉军旗帜，树起自己的旗号。
赤眉军战疲回营，见旗号皆变，部队惊乱。延岑、李宝趁机挥军猛击，赤眉大败，在川谷中践踏而死者十余万，逄安仅带着数千人回到长安。
当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民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壁清野”。赤眉军后勤补给断绝，向民间掳掠也无所得，于是归乡派占了上风。樊崇等人引军东归，出发时尚有二十余万人。
刘秀此时已定都洛阳，赤眉军的行动，无异于向这一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挑战。刘秀针对赤眉的行动，派遣破奸将军侯进屯驻新安，建威将军耿弇屯驻宜阳，大司马吴汉则率大军集结于洛阳附近，加上冯异、邓禹军团，对赤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汉军给养充足，以逸待劳，坐待赤眉军撞上门来。然而赤眉确实是一支战术上所向无敌的军队，即便已是强弩之末，仍然能够在湖之战中大败邓禹、冯异联军。
可是赤眉糟糕的战略头脑，使得他们所有的胜利都无法转化为胜果。湖之战的胜利，并未让他们认识到汉军正在集结重兵，堵截东归之路的事实，他们既不休整，也不筹备给养，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了刘秀设置好的圈套里。
公元二十七年正月，赤眉军与冯异军会战于崤底。冯异派精兵万余，化装成赤眉军，在预计的战场附近埋伏。然后向赤眉军挑战，故意示弱，吸引樊崇不断投入预备队。
最后，双方形成僵持。按以往的经验，赤眉军更善于持久作战，似乎樊崇赢定了。这时冯异的伏兵发挥了作用，赤眉军正在苦撑之时，突然发现身边出现大量自相残杀的“自己人”，军心顿时大乱。冯异抓住时机，全军出击，将赤眉军彻底击破，共俘降男女八万余人。樊崇等人突出重围，不敢再战，率残部十余万人向东南疾走。
刘秀得到崤底的捷报，大为欣喜，回书冯异道：“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在创造成语之余，他亲率汉军主力急进宜阳，堵住了东逃的赤眉残部。
赤眉军此时士气低落，粮食断绝，无力再战，遂决定投降，派出已经很有投降经验的刘恭前往宜阳洽降。刘恭见到刘秀后，问：“刘盆子率百万之众投降，陛下将何以待之？”刘秀清楚地知道赤眉此时困窘，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遂轻蔑地道：“待汝以不死耳！”
即便是这样的屈辱，赤眉仍然只能选择投降。刘盆子率樊崇、徐宣以下三十多位将军大臣肉袒投降，将赤眉军从刘玄那里抢来的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等物交给了刘秀。
赤眉军兵甲堆积，与熊耳山齐高。十余万赤眉降众，到这时，才能吃得上饱饭。这支曾纵横中原的无敌劲旅，就这样因为自身的痼疾，覆没了。
这支军队有种种毛病，但即便是作为敌人的刘秀，也承认赤眉军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次日，刘秀大陈兵马于洛水，命刘盆子等君臣列观，然后拿这位可怜的本家兄弟开涮：“自知当死不？”刘盆子回道：“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而赦之耳！”刘秀大笑，咱们宗室里，还真没你这么滑头的家伙。
涮完了刘盆子，刘秀又回过头来涮樊崇：后不后悔投降？现在放你们回去，咱们再决一胜负？樊崇虽然战败投降，但终究是条汉子，这样公然的侮辱让他很难堪，然而他手里已经没有了武器，也只能闭口不答。徐宣叩头道：“咱们一出长安东门就想投降的，只是没来得及告诉手下人罢了……今日得以归降笔下，犹如去虎口而归慈母，欢喜得很，哪还会后悔啊！”
刘秀颔首笑道：“你就是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了！”
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已经不再是那个随和的田舍翁刘秀了。
刘盆子这帮“君臣”，被每人赐田二顷，宅第一所，与妻子终老洛阳。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么了结。这年的夏天，勇猛难制的樊崇、逄安因意图谋反的罪名被杀。
杨音在长安时，对刘秀的叔父刘良很照顾，因此被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一块回到东海的故乡，老死于东汉朝初年的太平盛世。
刘恭替更始皇帝报仇，杀死失信的谢禄，然后又一次把自己关到牢房里，但光武帝赦免了他的死罪。
光武帝对刘盆子还算厚道，赏赐甚重，任命他为赵王郎中。后来刘盆子莫名其妙地因病失明，又被赐予荥阳的均输官地，建起一排门面，靠收租金养老。
刘秀晚年厌恶言兵，皇太子问攻战之事，他长叹一口气，仰望着星空，悠悠地道：“当年卫灵公向孔子问征战，孔子不答。战争，不是你能驾驭的啊！”
十二、余韵
刘邦拿二哥开玩笑，问父亲刘太公：今天我和老二的产业，哪个大？当时自然没有人回答——答案不是明摆着的么！
可是时日流逝，到唐朝，有人过刘仲隐居之山，感叹道: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旧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这个答案费人思量。
因为厚厚的黄土下，业已湮尽繁华。两千多年后，原上空余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满目是秦砖汉瓦，劫火余灰。一切似乎都已深埋在那些遥远的时代。
然而历史绝不只是旧纸堆中那些古老的符号，它常会穿越时空，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咸阳北五陵原上，随便一阵风雨的蚀剥，也许就会揭示一段历史。
1968年，咸阳市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在韩家湾狼家沟路旁的田沟里，偶然发现了一方仿佛是印章的东西。印钮雕刻着像是老虎的动物，印文刻画着古怪的文字。
“也许是文物？”于是这方“印章”被辗转送到当地文物部门。
它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系以和阗美玉制成，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
在行家们眼中，这方小小的“印章”褪去了起初的神秘面纱。这方“印章”的印文，揭露了它的身份——“皇后之玺”。
该是哪位皇后的用玺呢？
这方“皇后之玺”出土的地方，距西汉开国帝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仅一公里之遥。故考古学家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西汉第一位皇后吕雉的用玺。
这方玺印在它的主人辞世后，就成为长陵中的附葬品——也许是陪葬棺椁中，也许是在陵边的便殿中用于祭祀。从此它就静静地陪伴着它的主人，打发寂寞的光阴，等候末世的劫数。
它离尘出世，看完了刘吕宫廷纷争、吴楚七国之乱，又看见了铁骑绝大漠，蒲桃入玉关，还看见了长门赋幽怨，金屋锁阿娇，然后是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汉宫秋，紫塞青冢未归人。
终于有一天，不再有钟鸣鼎食。祭祀的袅袅香烟，在别人家的祖庙上飘起。
这就是沧海桑田。
又过了些年，一群乱哄哄的山东农民来到这里，他们拆毁了建筑，掘毁了陵墓，然后放了一把大火。附葬的器物、珍宝，都被这他们带走，这方“皇后之玺”，不知被哪个不识货的家伙，随随便便地扔在水沟里，从此深埋了两千年。
也是偶然，一个过路的孩子，惊醒了它两千年的沉睡。
然而，那又是个离奇的时代，历史上的女主，如武则天、吕雉，甚至于造反的女“贼”陈硕真、唐赛儿等，都被重新加以评价，一种异样的舆论正在营造中。
因此，这方“皇后之玺”的出土，也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被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被触摸，被凝视，被回味……
人们感叹：那是个多么遥远而又如此相似的时代啊！
然而历史的大幕终究落下，当尘埃落定后，这方“皇后之玺”回到了它最该去的地方。
今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吸引着两千年后的人们惊异的目光。对于一块经历过沧桑的石头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淡若烟云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