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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一个愤青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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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蚕
一
马周是个苦孩子。
史载他“少孤，家窭狭”。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家中穷得一踏糊涂。但当他父母健在时，他的家境大约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嗜学，善《诗》、《春秋》”，如果父母在世时，他没有受过一定的早期教育，有一个最起码的文化基础，父母死后他拿什么去“嗜学”？而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家中若没有几个闲钱，恐怕也上不起学。
马周父母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史书上没有说，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大约是死于战乱。马周是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马庄）人，我们知道，隋末农民大暴动最初就起于山东长白山一带（今章丘东北），而且波及的范围很广。农民造反是要杀人的，官兵清剿也是要杀人的，总而言之，在这个乱世，要保往一条小命，真是不容易。
马周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如果他的父母真是死于战乱的话，当在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聚众造反之后，那么父母双亡时，马周大约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其孤苦和凄惨无助就不用说了，但这却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学向上，学应该是没得上了，但书还是常常读，学问一天天长。父母应该多少给他留了一些遗产，他靠着这些，加上左邻右舍或者叔叔伯伯们的接济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但坐吃山空，最后免不了是家徒四壁。因为缺少亲人照顾，他大约浑身脏兮兮的，不修边幅，偶尔饿极了，估计还去邻居家蹭吃蹭喝，这种形象和行为，当然不受人欢迎，所以“乡人以无细谨，薄之”。
二
大一点的时候，马周成了一个愤青。
按马周这种经历，父母早死，自己动不动就挨饿，心中免不了充满怨恨，再加上缺少管束，最容易仇视社会，没有文化的估计就成了流氓，靠坑蒙拐骗等等行为来获取生存资本。但马周读过很多书，怎么说也是个知识青年，自然不屑于干这种勾当，但心中的怨气还是要发泄的，流氓不做可以做愤青，于是便行为散漫，不大遵守社会规则，还喜欢喝酒，经常性喝得酩酊大醉。他因为常年读书，大概也就不怎么干农活或者从事其他什么营生，所以在别人眼里，他这个阶段的形象大约就是个混混，加上年纪轻轻的又学会了喝酒，这就更为勤劳朴实的乡人所不齿，背地里都叫他“酒鬼”、“穷马周”。
但锥在囊中，早晚会有出头的一天，他的博学和才华还是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武德年间博州刺史达奚恕（不是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那个泽州刺史赵士达）听说马周精通经史，学识渊博，才思过人，就聘请他出任本州助教之职，也算是步入仕途，穿上了官衣。但这个家伙的职业道德显然有问题，“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拿了工资却不好好干活，只知道喝酒，整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这样的人放到哪个领导手下，领导也会发火，所以达奚恕多次批评了他。
有一则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根据马周当时的表现，应该是离事实不远，从中我们可一窥马周当时的基本精神状态。
贞观元年，某一天，马周又喝多了，醉卧博州街头，拦住了一顶官轿讨要酒钱。坐在轿中的县令王某怒火中烧，掀开轿帘，正待发作，一看原来是满腹才华的博州助教马周，王县令也算是敬重知识分子了，于是一改怒容，掏出一把碎银子塞到马周手上，走了。
因为马周后来的发达，所以他早年的这些经历都被视作名人轶事了，他的这些狂放不羁的行为亦被看作是怀才不遇，内心苦闷的表现，这一观点当然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因为不如此就不大好解释当年马周的这些行为原因何在。
如果把这时候的马周拔高一点，我们还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反抗氏族制度的英雄。隋末唐初的中国，基本上还是豪门氏族的天下，话由他们说，官由他们当，像马周这样的寒门庶族能当个助教已经很不错了。愤青马周一看自己这么有学问有见识才弄了个九品芝麻官干干，那些狗屁不懂的贵族子弟反而窃居高位，于是更加愤怒。但他一个文弱书生，既不敢打人，又不屑骂人，便只有放浪形骸，以此作为一种反抗方式。
但博州刺史达奚恕当然理解不了马周的这种行为，他把马周提携上来，是指望他好好做事的。贞观初年的唐朝还很贫穷，博州的财政当然也不会宽裕，他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养活一个酒鬼，何况这马周身为助教却不好好教书，简直是误人子弟嘛，是可忍孰不可忍。有一天，马周又一次喝酒误事，达奚恕怒不可遏，再次斥责了他。
这一次的责骂应该是很重的，马周的面子当场就挂不住，于是一怒之下，脱下官服，交给门生，托他代还刺史，然后仰天大笑，离开博州。
三
离开博州后，马周先到曹州（今山东荷泽）晃了一圈，跟着又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在汴州浚仪县，电视剧《贞观长歌》中一直跟马周过不去的崔贤这时候出场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担任浚仪县令的崔贤狠狠地侮辱了马周。从史书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崔贤是个贪官或者坏官，所以依照马周此前的表现和个性来看，两人之间的冲突，他大约也有一定责任，不能全怪崔贤。
在汴州受了一肚子气后，马周又跑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赵仁本。赵仁本是个有钱的主，他见马周才华出众，不知是出自慈善的考虑还是出于投资的意图，总之他资助了马周一大笔钱财（不是《贞观长歌》中那个美女裴绿袖资助了马周），帮助马周西入关中，到京城长安谋取仕途。
这当然是个好选择，货虽好还要找对买家，马周通读《经》、《史》、《子》、《集》，酿的是安邦定国策，自然要货卖帝王家，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找对销售渠道，只在州县间转悠，哪能卖到什么好价钱。
马周携资西行，愤青就此变成了奋青。他千里迢迢来到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投宿于一家旅店，旅店生意比较好，旅店老板王老汉忙着招呼另一桌上的众多商贩，不免怠慢了马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像程咬金那样的粗人，大概就要一掀桌子，大叫店家怎么还不拿酒。马周是个文人，没多少气力，掀桌子是不敢的，但他此时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任性使气的年龄，怎么着也要做一些举动表示一下心中的不满，顺便也吸引吸引眼球，于是便要了一斗八升酒，就着几碟菜，自斟自饮，旁若无人，引得旁人惊异不已。这一段故事，后来被小说家发扬光大，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马周所要的酒已涨至五斗，三斗用来洗胃，二斗用来洗脚。据说岑文本还曾就此画过一幅《马周濯足图》，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的唐代诗人张志和又在画上题诗称赞：
世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涉陆。处下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酬之以酒，慰尔仆仆。令尔忘忧，胜吾厌腹。吁嗟宾王（马周字宾王），见超凡俗。
四
来到长安后，马周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常何本是玄武门的守将，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中，帮助李世民夺位有功，所以官升到中郎将，虽只是四品，但以他的才能来看，已算是重用了。
马周此前与常何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所以他到常何府中，应是得到了别人的牵线搭桥。
在《贞观长歌》中，编剧将这搭桥的人说成是安康公主，这当然是虚构，安康公主和她的驸马独孤谋应该属于很乖很老实，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能耐的那种人，喜欢清清静静过日子，所以在唐史上，他们除了留下个名字外就再无其他事迹流传，历史中的安康，远没有电视剧中的那个集众多公主形象于一身的安康那么风光。
在野史和冯梦龙的小说中，推荐马周去常何家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身份地位都远不能与安康相比，不过是长安万寿街上一个开饼店的、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小寡妇。她是新丰街上马周投宿的旅店王老板的外甥女。那日王老板见马周拿酒洗脚的行为异于常人，不免暗暗称奇。待到次日，马周离店付账时，发现赵仁本资助他的盘缠已经花完了，于是便脱下身上的狐裘抵账（马周是个穷人，估计买不起好衣服，这狐裘大约也是赵仁本送的）。王老板见他豪爽，又见狐裘贵重，其价值远超过马周的店钱和酒饭钱，就再三推辞，没好意思要。马周见状，索笔一支，在客店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古人感一饭,千金弃如屐。匕箸安足酬?所重在知己。
我饮新丰酒,狐裘不用抵。贤哉主人翁,意气倾闾里!
王老板也是个有点学识的人，见马周的书法和诗都不错，心中十分佩服，于是问明马周情况，知其在长安无亲无故，就送了一两银子给马周做盘缠，又写了一封书信，将马周介绍到自己外甥女家中投宿。
马周到长安后，便投住在万寿街王女士家中（姑且让她随舅舅姓），王女士见小伙子长得不错，人又有才华，招待上就极为周到。但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寡妇？于是邻居街坊们便免不了要传些闲话。王女士没办法，便将马周介绍给来自己店中买饼的常何府中的一个仆人，那常何是个武夫，正缺一个文人帮衬，于是马周就这样到了常何府中。后来马周飞黄腾达之后，便娶了这位王女士，又以千金相赠新丰店的王老板，算是报了大恩。
这个故事或许也是虚构，但也可能是事实，毕竟已传了一千多年，总有点影子在吧。
五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大旱。六月，李世民诏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马周便在这一年开始正式登上初唐的政治舞台。
常何是一介武夫，大字也许倒识得几个，但文章却是写不来的，于是便找来马周，让他代写一篇，马周洋洋洒洒，替他写了一篇包括二十多条建议的奏章。（关于马周代常何写奏章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新、旧《唐书》均作“贞观五年”，这里以《资治通鉴》为准。）
李世民处理奏章时，正为那一大堆或观点平庸、或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而皱眉不已，忽然有一篇文辞优美动人、建议有根有据、观点切中时弊的奏章跳入眼中，不由惊喜万分，他知道常何的老底，断不会有此等神来之笔和此等政治眼光，于是立即召常何入朝，问奏章何人所写。
那常何倒也诚实，立即据实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
李世民立即命常何回府，请马周入宫见驾。前面说过，马周是一个酒鬼，此时他大约闲得无聊，又跑到某个角落里喝酒去了，常何回家寻了一通，未见踪影。李世民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常何和马周过来，他求贤心切，就派官员上常何府中催促。又过了一会，李世民到殿外张望，还不见马周踪影，于是又命人再去催请。“遣使催促者数四”，前后派了四次使者，方才见常何把马周寻着，于是领入宫中。
“及谒见，与语甚悦，令值门下省”。
这一趟长安果然没有白跑。
六
大约是官有定额，门下省编制已满，马周初到时无官职可任，李世民就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
销售渠道终于打开，马周从此不再愤怒，开始踏踏实实地经营了起来。最细节化的证据是，在此后的时间里，我们在史书中再也找不到他醉酒的记录。最直观的证据是，他的官升得很快，贞观四年任监察御史；贞观六年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贞观十二年，任中书舍人；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马周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以中书令兼摄史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他入朝后即没有受过处分，擢升之迅速，宦途之平坦，令人称羡不已，所谓“平步青云”的成语，就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
这样的境遇当然需要出众的政绩做支撑。马周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不但明于大势，而且亦擅实务，既明白应该如何做，又知道怎么做才能收到效果。
从马周留下来的几篇疏文可以一窥马周的政治才华。
比如说贞观十一年（638年），马周上疏，他说唐朝前面的几个朝代如西魏、隋朝等存在的时间很短，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不过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些朝代这么快就灭亡了呢？因为这些朝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一味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像隋朝在文帝杨坚时基础很雄厚，本来可以长治久安，但却二世而亡，实在是前车之鉴。马周就此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还富于民的治国理念。
“具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蓄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
这是治国的大理念，大方针，在此疏的后面，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治国措施，有好的政策还要靠好的执行者去推行，所以任用官吏一定要得当。
“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李世民看了这道奏疏，深以为然，“称善久之”。但他接下来的反应却有点让人失望，他对侍臣说：“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重视确实是够重视，但选拔官员本是宰相和吏部尚书的职责，他以皇帝身份执掌刺史的选拔，无疑是侵夺了政府的职权，破坏了制度，他是识才的明君，尚不会在用人上有太大的失当之处，但开了这个先例，后世能力不如他的皇帝，若也照此办理，则无疑危害更甚，权力过多地集中到了一人手中，怎么来说都不是好事。若照这样处置，马周的一番良策，倒是适得其反。
马周反对分封制和世袭制。李世民在贞观十三年开历史的倒车，下诏实行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制度，令皇子21人任州刺史，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为世袭州刺史，这同汉代的分封诸王已无本质差别。马周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即使是尧、舜这样的父亲，尚生出来硃、均这样不肖的儿子。现在实行世袭制，倘若一旦有骄纵愚蠢的‘不肖子’袭封嗣职，则不但祸害百姓而且殃及国家，受封贵族本身也要因此祸及子孙。”
他拿汉晋诸藩作乱的前车之鉴作例子：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因为私爱的缘故却一直不能吸取教训。最后他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封赏可以多一点，但官是要做事的，必须量才任用，这样才不会给社会和国家造成危害。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马周官能升得这么快，除了确有才能外，在处世上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马周是个聪明人，他在进谏时比较讲究艺术，不像魏徵那样直来直去，比如贞观六年的一次上疏，他反对李世民去九成宫避暑，但他不直接说你就知道跑去图凉快，政事交给皇太子，份内工作不好好干，太不像话了，而是以“孝”的名义来劝阻李世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宣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李世民立即颁布回朝之期，“以解众惑”，他要求李世民尽孝，李世民总不能因为这个而处罚他吧，所以只能是一点脾气没有，“深纳之”。
马周的聪明还表现在他对李世民心思的揣摩上，李世民征辽东，下旨命马周等人辅佐皇太子李治，留在定州监察国事。等到李世民征辽归来，李治安排留在定州的平日很得父皇恩宠的嫔妃在李世民要经过的地方迎接，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问李治怎么想起来这么做，李治说：“这都是马周教导儿臣这么做的。”李世民道：“这个山东人总能窥知我的心意。”
如果说他那些治国的策略属于大智慧，那么这些也许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正是这种小聪明润滑了他与李世民之间的君臣关系，所以李世民对他始终很好，贞观十二年（639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要调到中书省去办公，李世民对左右的侍臣说：“我一会儿见不到马周就想他。（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他对马周的评价非常高，贞观十八年，李世民曾品评朝中重臣，他这样评价马周：“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为了表彰马周勤劳国事，李世民还用飞白书题写了十六个大字“鸾凤冲霄，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予马周，足见其倚重之深。
七
除了在治国的大方略上有贡献，在具体事务的实施过程中，马周也进行了不少创新和改革。
看看《新唐书》的记载：“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俗曰‘冬冬鼓’；品官旧服止黄紫，于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城门入由左，出由右；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地租；宿卫大小番直；……皆周建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城门入由左，出由右”，这应该是交通史上的一大创举，与“行人靠右走”有异曲同工之妙。
八
马周患有消渴病，即糖尿病，这在医学昌明的今天，依然是不治之症，在他那个时代，当然更是无药可救。马周这个病，估计很早就得上了，大约在贞观十二年前后，岑文本曾对他亲近的人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没有一个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跟苏秦、张仪、终军、贾谊等有得一比，但他两肩上耸，面有火色，向上升官一定很快，只是恐怕不能活得长久（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我不懂医，不知道这“鸢肩火色”是不是糖尿病或其并发症的症状。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但终于治不好，几天后，马周去世。
马周在病重前，命家人把自己这十几年来给皇帝上的奏章取来，亲手烧掉，并说：“管仲和晏子因显露国君的过失，博取身后的名声，我不做这样的人！（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他这样为李世民考虑，李世民自然感他的情。马周死后，李世民非常悲痛，对他十分思念，一度曾准备借助道术来求得相见。李世民晚年诸事不顺，儿子和弟弟谋反，像高阳这样的女儿又不听话，出征辽东又失利了，身体又不好，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一定十分希望有一个懂得他心思又足够智慧的人陪他说说话，马周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九
与马周不同，在他之前五年去世的魏徵曾把自己多年来写给皇帝的谏辞抄录了一份，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引得李世民很不高兴。有不少人据此认为，马周在这一点上比魏徵要高明得多。
但这未免就抬高了马周而贬低了魏徵。
起居郎是记录皇帝言语行为的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皇帝的优点和缺点都要记载。魏徵的谏辞大约都是针对李世民的错误而作出的，他把谏辞给褚遂良看，即使是真的出自私心，要“求身后名”，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他使我们知道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也使我们在研究贞观政治得失时有了更准确的参照。他把谏辞给了史官，无疑是对历史对天下后世负责任的表现，而在事实上，他的这一举动不但对李世民的名声无损，反而大大地有益，我们今天赞美李世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虚心纳谏”，如果魏徵的谏辞，也被魏徵自己一把火烧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李世民恐怕就会大大地失色吧。
从马周留下来的几篇疏文来看，他的被烧掉的谏辞应该含金量极大，是让我们认识初唐，研究贞观之治，以及研究李世民和马周本人的极具价值的史料，可惜却被付之一炬。
其实马周未必不愿留名于后世，他的举动恐怕更多的还是避祸吧，因为有魏徵这个前车之鉴在。魏徵因为把谏辞给了褚遂良以及他推荐的侯君集涉及谋反，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悔婚推碑的事件。马周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动不动告诫李世民要以史为鉴，魏徵这么个鲜活的历史摆在眼前，他怎么可能不受影响？何况还有后来刘洎的被杀？
他的“不彰君恶”的高明不过是无奈而为之，为自己和子孙的后路考虑罢了，趋利避祸，是人之本性，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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