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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陶侃光芒后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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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甫
白发苍然的陶侃，作为文治武功卓著的一代名臣，在东晋成帝王朝从上至下人们的眼中，仍散发夺目摄人的金色光芒。
其实只有陶侃自己清楚，黄昏夕照中的他，思维虽然清晰，但寂寞如海的内心深处，渐渐被隐隐恐惧和患得患失的心绪浸蚀。
这位草根出身的名臣，现在手中握有足以颠覆和左右东晋王朝命运的兵权，身为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头衔的他，其荣耀和军权在偏处江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中已属空前。他曾想过要驱逐皇帝身边的一位重臣，又曾得罪过当今皇上的娘舅庾亮，曾经指责他将天下搞得大乱并要杀他平息民愤，现在他不再抱有这些想法。他早就努力使自己离朝政更远一些，他觉得自己手中握有的兵权，应当中立于人事关系之外，他认为兵权是国家和王朝的兵权。
在咸和七年（334年）这个干支为甲午的年份里，陶侃已年满七十六岁，此前他屡屡请求退休。阴历六月，他再度被老年疾病缠绕，终于最后一次上书皇帝请求归养故国。
他最后一次到仓库中清点军资器械牛马船舟，并封存，并把钥匙亲手交给他指定的代理接收人右司马王愆期。
在草木莽莽、滔滔六月的夏天里，，他终于出发了，他躺在车上，离开炎热的武昌城，到码头搭上船，在浩浩江水中，听着摇橹声，他乘坐的的船，驰向南方湘江边他的封国长沙。他要真正享受他长沙郡公的晚年归宿生活
次日，即本年六月十三日（334年7月30日），船才到距武昌之西三公里的樊溪，这位拥有军旅生涯41年的一代名臣已经逝世。
此后无论是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陶侃传》，还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说，根据他的遗嘱，陶侃最后葬在了长沙国南二十里的地方。《晋书·陶侃传》中还说，他的世子陶夏，“送（陶）侃丧还长沙”。
陶侃已死，皇帝的大舅（？）、《世说新语》中容止被赞誉为“丰采如玉”漂亮男生庾亮像一个阴影笼罩在陶氏家族的头顶。
陶氏家族虽因陶侃个人努力而爬上了东晋统治王朝的金字塔顶，但草根的出身，仍然无法使这个励志青年繁殖起来的小家族，改换血统，使得出身高贵。
东晋王朝仍是司马氏和来自北方的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共享的天下。
作为皇帝的舅舅，漂亮男生庾亮，现在被分派到陶侃曾经掌控的荆州。这显然能使他的外侄比别人占据上游更让人放心。当然漂亮男生庾亮也能韵韵权力的滋味。他当然要适当打压光芒笼罩下仍握有兵权、盘踞荆湘多年的陶氏家族。这个家族的家长，曾经使荆州地区的治安达到路不拾遗的程度。
他找到了一个空子。
陶氏家族中，当家长陶侃死后，陶氏子弟们为了财产等开始了争夺。
漂亮男生庾亮在给皇帝，他的侄儿的一份奏疏中说：陶侃的世子陶夏拥兵数千，把同样拥兵数千的弟弟陶斌给杀了。即使陶夏为名臣之后，其弟陶斌虽然丑恶，但杀害弟弟和行为“罪在难忍”，对于陶夏“应当放黜，以惩暴虐”。《陶侃传》载庾亮的奏疏“尚未至都，而（陶）夏病卒。”
此后，庾亮对于陶氏家族的态度，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想象到，但是光有一副漂亮身架子的庾亮曾反陶侃之道而领兵，在不该驻军的邾城，驻下兵来，结果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五年后，陶侃的另一个儿子建威将军陶称，忽然被任命为南中郎将、江夏郡长。陶称在自己的两百卫兵护卫下，前往武昌晋见庾亮。庾亮借此时机仍成功逮捕陶称，并翻出陶称五年前的一些旧账,比如和将军郭开一起到长沙为其父陶侃奔丧，路上怀疑郭开归附陶侃其他的儿子，竟将郭开反绑帆樯之上，并用弹弓弹射他。“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并声称陶称“不忠不孝，莫此为甚”。列举出这种种罪状后，就将他斩首。
柏杨认为陶称的真正死因，只是因为陶称是陶侃的儿子，庾亮对陶侃仍有余恨，并且在此前一年庾亮打算利用其占据东晋上游的兵力，联合郗鉴，罢黜皇帝身边的重臣王导。而陶称却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王导师，此次庚亮的“突然诛杀，完全报复私仇”。
史册上载，陶侃有十七个儿子。但翻阅史书，发现，陶侃的儿子们，战死或早死之外，其他著之于史册的却多因种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了，而其后世子孙著名的陶淡、陶潜，也不再能跻身仕途，继承先辈陶侃的喑呜咤叱之风，却反倒陷入归隐之列，或不为五斗米折腰南窗寄傲的穷愁之中。
陶侃葬在长沙，根据史书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长沙却找不到陶侃墓，在树木岭自然岭旁的网友青梅煮酒的指引和陪同下，通过老人，我们找到了相传埋葬陶侃的陶公山，原来陶公山，即昔日的陶冈，矮矮一个山堆，就在长沙南二环线锦绣江南酒家后。据附近居民介绍，这里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见过，有什么古墓，顶多也就是很多年前，有人在此挖地，曾挖出些民国时期的光洋而已.
清代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在“晋都督、长沙郡公、谥桓、浔阳陶侃墓”条目下转引的一则记载似有意味：
“影宋本《寰宇记》云：（陶侃墓）在长沙县南二十里，晋永兴二年，皇帝遣吏掘断陶侃冢冈。日夜并工，日掘夜合。有人夜闻人云：若以青布袋盛土，抛于江中，此须为断。后，人语闻官，即时穿断。今犹谓之陶冈。（任大猛）
需要指出，在这则记录中，有一处重大错误，即永兴二年为西晋司马衷执政时，即305年，而陶侃则死于东晋成帝司马衍执政期，即此后的公元334年。也就是说刨陶侃坟的时间提早了近三十年。
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编选的《长沙市郊区志》中仍记载为葬陶侃的陶公山，土质为疏松红壤。在长沙城南一些地段，建国初一些单位筑围墙时，如果逢上连日天雨，即可能因土质疏松即易产生垮坡塌方的现象，另陶公山距圭塘河故道，仅数百米之遥。圭塘河现在看起来只是一条小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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