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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月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进入仕途。
朱熹一生反对议和，力主抗金。及便后期重在教化人心，也绝无和议之意。
1156年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利病，系欺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丞相汤思退方倡和议，因此也就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乾道元年，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朱熹归。
朱熹自始始终认为金人抓走二帝，是不共戴天之仇。说“金人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以后又始终主张“以战复仇”。
以后在宰相的屡次推荐下，孝宗也说“朱熹贫守道，廉退可嘉”遂令主管南康军，朱熹到了南康。正值南康旱灾，朱熹办理救荒之事，颇著政绩。又修复唐李勃白鹿洞书院，提倡讲学之风，颇受地方好评。
朱熹后来因为过去治荒的政绩，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去抚治浙东的灾荒。朱熹到了浙东，“深入民间，整肃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肃然”。朱熹又提出“社仓”和重划“经界”的改革措施。“社仓”就是青黄不接时。农民可向注意体恤百姓和教化风俗。1167年之秋的崇安水灾及后来的“社仓”借谷。“经界”就是核实田亩。改变贫者无田纳税和富者有田无纳税的状况。然而因为损害了官僚富人的利益，所以未能真正推行。
朱熹在政绩上虽政绩斐然，但是他的义理之标榜，以君子之居，刚正不阿，对小人严加痛斥，颇得罪了不少官吏。朱熹的浙东地方官本是宰相王淮所推荐。而有浙东台州知州唐仲友为百姓控告。朱熹不管什么同僚和“官官相护”，调查落实后马上就弹劾唐仲友。（“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宋史）而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出头攻击朱熹。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另一宰相周必大遂奏举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官，朱熹入朝奏事。有人对朱熹说：“正心诚意”之论，皇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皇上曰：“久不见卿，卿已老了，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宋孝宗临朝二十多年，孜孜求治。是宋南渡后的第一明主。多次要求臣下进言，而上书论事者中最恺切的是朱熹。后朱熹又历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兵部侍郎等职。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跨度四十余年。而实际在任上的约十年而已。朱熹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从事讲学，教育。一是他要承接孔孟的道统。二是决意扭转风俗日下。人才日衰的局面。在学术上，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建树者之一（语出中国全史），是宋学的集大成者。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其学被定为“伪学”，虽身手打击，被攻击为“伪学之魁”。革职还乡后，仍顽强传播其理学教化。在当时的“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者名，无所容身”的情势下，依旧在其自命的“沧州精舍”的家中，开讲理学。“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颇有置毁誉荣辱及死生于度外的人格气象。伟哉朱子！
71岁时朱熹病逝，直到去世之时“伪学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 。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喜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一、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由理气论引申到理事论，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事的“休用一源，显微无间”，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虽无形迹，但却包含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却完整地映现在每条江河之上。
二、心性论：朱熹曾认真地研究了《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以及二程以来诸儒对此问题的讨论，其观点在四十岁前后有所不同，前期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这个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响；后期则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已发”、“未发”指心理活动的不同阶段或状态，并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提出重要的“心统性情”的理论，这是他对张载思想的发展，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对“性”的概念，朱熹又区分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面，前者指人禀理而生、专以理而言、纯粹至善的性；后者指人禀气而有形的、有清浊偏正善恶的性，这是他对程颐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
三、认识论：朱熹发挥了《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对“格物”的解释，朱熹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总的说来，朱熹的理论是对程颐“格物穷理”认识论的发展。朱熹为了发挥其思想，提出《大学》篇中缺失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他还专门作了《补格物致知传》。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一致,朱熹的知行观主要强调的也是道德的践履问题，而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四、 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他不仅发展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门弟子及他自己的修养体验。朱熹的“主敬”理论突出强调了“未发”，即人在无所思虑及情感未发生时，仍须保持一种收敛、谨畏和警觉的知觉状态，最大程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这样就可以涵养一个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动的状态中的“主敬”，这是贯穿于“未发”和“已发”、知和行的全过程。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辑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孝经刊误》、《孝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了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既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朱子新学案》）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现在当我们评价朱熹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同样衡量一个历史人物，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世界的时代背景。听汉武帝死而大哭的苏武、和直捣黄龙府为要“朝天阙”的岳飞，还有“不信天下不姓朱”的郑成功，他们的忠君同样还是爱国，在那个时代忠君就是爱国的时代。岳飞其母为其背上刻的“精忠报国”。岳飞岂能象杨太（么）一样造反。写诗的陆游是爱国诗人，那么一直主张报“金人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朱熹为什么不可以称为爱国思想家呢？当然主和也不是就不爱国，这也要具体分析。
现在国人很有种不对的看法，认为我大汉应是天下无敌的，因此如果打不赢，肯定有内部的原因，如对宋朝没有灭掉辽朝和金朝，都认为是弱宋，是因为皇帝的无能，是重文轻武的原因，还说是理学的作祟。那我倒问问为什么就必须一定能灭掉辽、金呢？辽国和宋朝打仗的萧太后，其吸取中原文化，“开科取士”多方罗织汉人。行仁政，尊孔儒。为何就能被灭掉呢？而到了金同样罗织汉人。行仁政，尊孔儒。而且还有个小尧舜的金，为什么就应被灭掉呢？其都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的。相反辽灭于金，而宋还能支撑住半壁江山。那能说辽也是不修武备只重文德吗？后来金被元灭掉。而宋还坚持了几十年呢。罗马灭亡迦太基，并非迦太基未使全力。其实打不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敌人当时就比我们强大厉害。如横扫欧亚屠城的蒙古，有什么先进的，其就是野蛮之武力很强大而已。
另外“朱熹可是礼教推崇者，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约束思想。这位朱先生也是“始作俑者”了吧。”。此话也对，但不全对。理学最盛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教学、书院、太学生最盛的时期。宋朝没有因进言而杀头的。而真正禁锢人的是明朝，是朱元璋。其把不出仕的人还满门抄斩呢。所以真正禁锢人的是明朝的特别专制以及清朝的文字狱，而当时的思想和文风只是人们受压制的结果而已。所以是先有最专制的禁锢，才有“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约束思想”，否则为什么理学最盛的时期却是中国最具有学术自由时期之一呢？理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对五代十国的“子杀夫”，“臣篡位”，没有仁义道德，没有礼义廉耻的一个修正，是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当然只相对于那个时代，是人们还不知道宇宙起源，而只能用“气”、“理”来解释生命的时代。所以在今天理学已经是过去了的，但朱熹历史的功绩和人格精神则要实事求是的评价，总的来说朱熹给中华民族献上来的是荣耀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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