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深化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
|
|
张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开始摆脱过去的简单化模式，从“对外依赖”、“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等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观念中走出来，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方法、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另一方面，研究近代外债史的学者还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开始从债信制度、金融活动的制度层面等方面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债问题，希望通过科学地认识与总结近代的外债制度，为现实的经济活动提供借鉴，这种尝试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的是结合现实需要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研究者特别重视的。
第一，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纵向主要指外债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移植、演变的过程。外债是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产生的，究其本质，是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移植过来的制度。它在中国发生之初，因为无法在旧有制度框架里得到确立，所以只能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边际上”演化，导致了制度规则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但外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外债活动的全面展开，临时的和不确定的制度规则往往使外债运行成本过高。因此外债活动依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千方百计地完善外债制度的各个要素，嵌入到社会经济制度中去，使外债制度固定化、正规化，于是产生了近代外债制度从移植到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种制度塑造主体在发挥作用：一是晚清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主权代表，成为外债制度诱致性塑造力量；二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在华特权进行制度输出，成为强制性塑造力量。两者互动、互为消长、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从移植、创新的纵向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外债史，在清末新政与外债制度、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外债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制度与外债、国际金融体系的转变与外债制度等问题将可以有更为深入的探讨余地。
第二，从横向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横向主要指外债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外债是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外债的举借、使用、偿还等环节与外交制度、银行制度、货币制度、汇率制度、海关制度、财政制度、国际收支制度乃至于国民生产体系、国际环境均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所构成的运行环境决定着外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或不能够做什么事，是外债能否在具体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先决条件，而且外债与这些制度能否配合融洽又直接影响着外债实效的发挥。对于中国近代外债活动而言，由于近代社会的整体转型特征，其中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外债史研究着眼于横向的制度因素制约，剖析各种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外债史研究中一系列新的有关外债运行和外债管理的课题将可以深入，如海关与外债担保、驻外公使与外债债券发行、总理衙门与外债管理、度支部与外债管理、财政部公债司与外债管理、内外债整理委员会与外债管理等等；同时，也将能更为合理地理解中国近代外债债务债权、债务合同、期限、利率、折扣等问题的产生及其制度性根源，以及在实际的外债活动中其他制度交叉叠加所构成的对外债各个环节的制约和管理。
第三，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外债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研究它的历史，不仅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具体的债项、债款进行研究，如考证确定具体外债的合同、签订时间、利息、债权人、债务人、担保、偿还年限、偿还数额等，而且要从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国际法学等学科的概念和原理出发，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方法，分析外债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呈现为制度性的基本特征。融合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中国近代外债在制度上将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在总体上得以把握，同时外债史也不乏具体化，有关的各笔借款在这种综合研究方法下，都将被视为外债制度产生和改变的原动力，真正在方法创新上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总之，从上述外债制度层面的几个角度思考中国近代外债史，将为该领域的一系列课题研究的深化提供新视野，也将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有力的历史借鉴。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