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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与西方妇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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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洁萍
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以男性活动为中心的，几乎听不到妇女的声音，妇女只是历史舞台剧的听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妇女这一“默默无闻”的群体，妇女史研究随之兴起。然而，怎样才能更好地展示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历史风貌，这一问题随着妇女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扩大——从关注上层知名妇女到对普通妇女的研究，从政治、经济领域的妇女活动到宗教、婚姻家庭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妇女——而显得愈来愈紧迫和重要。学者们意识到，以往单纯地把妇女填补到历史中去撰写妇女史的做法愈益显出简单和孤立的缺陷，这一缺陷使学者们感到有必要把妇女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程中来研究，要把妇女与对男性的认识结合起来考察。由此，社会性别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开来。
社会性别概念本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概念。早在1975年，人类学者盖尔·卢宾就在其写作的《女人交易》一文中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表达了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深层透视，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一种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但又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人类社会制度。她在文中最后指出：“对某个社会中的妇女或历史上任何社会中的妇女作大规模的分析，必须把一切都考虑进去：女人商品形式的演变、土地所有制、政治结构、生存技术等等。同样道理，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如果不考虑妇女、婚姻和性文化，那是不全面的。”盖尔·卢宾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对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社会性别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8年，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琼·斯格特撰写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提出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析范畴，并把女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来研究，在女性主义史学理论探索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可以说，把性别作为一种如同阶级、种族等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把两性关系看作是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力量，这是研究妇女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性别关系不只是单纯的生理差异，而是一种需要解构的社会结构。历史学家要把性别放在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及其心态构成中去考察，关注人们的体验，关注性别被建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此，这种研究需要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科手段与方法，诸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人类学，甚至精神分析学。
其实，早在19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撰写《法国史》和《法国革命史》时，就已看到了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发动机，社会平衡依赖于性别平衡。而社会性别的提出与运用，则为妇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畴。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运用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历史，撰写了一批有分量有新意的作品。如这一时代出版的五卷本著述《西方妇女史》，主编者便坦言：“与其把她看作是妇女史，不如把她看作是一部两性关系史。”书中对于西方妇女史这一宏大的题目不是予以全面的概述，而是集中于人们的体验；不是提供最后的分析，而是展现一种过程。书中探讨了“妇女”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不同涵义，性别被建构、反过来又构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组织的过程。在书中，妇女不仅是被研究的客体，也是积极的主体；不仅有妇女对自己的评价，而且关注这种评价与男人对妇女的评价之间的距离，以此来探讨历史的本来面目。
应该说，无论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或从何种角度入手，历史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与文化。社会性别对妇女史研究的意义绝不仅是为了研究妇女本身而去研究两性关系，而是去探讨性别关系的本质以及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复杂关系。“正如研究阶级的史学家不应只关注农民一样，我们不应单单研究被迫屈从的性别。我们的目的是认识性别的意义，历史中的性别群体。我们的目的是去发现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性别角色和性别象征的范围，认识他们的意义以及在维系社会制度或促进他的变化时是如何起作用的。”通过对社会性别的认识，让人们对某一特定社会加深什么认识，而反过来，每一特定历史时段对我们了解其中的两性关系又有怎样的作用？在每一个时代变动的因素中，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性别都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影响了生活的哪些方面？而历史对一个性别的影响是否与对另一个性别的影响一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引领人们去审视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运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别概念早已越出了女性主义关注妇女历史地位时所使用的范畴，而在更广阔的妇女历史研究中起着作用，并且随着人们对他的内涵的不断磋商和变革而变得更加丰富。今天，社会性别概念已从单一的、孤立的强调性别，发展到考察他与阶级、种族、宗教等的差异的交叉互动关系，这种认识上的深化也必将更好地扩展历史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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