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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币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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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方丈
雍正即位后，即下令铸造雍正新铜钱。铜钱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造。雍正看过新铜钱的钱样，甚觉满意。
但户部云贵司主事（六品官员）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他声称改变铜钱的金属比例不仅有助于货币流通，也有助于澄清吏治，减少对老百姓的盘剥。改变铜钱金属成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当铜钱的金属比例为铜五铅五时，有不法商人收罗铜钱，将铜钱熔化后制造铜器。铜钱之于这些商人只是生产铜器的原材料。在将铜钱铸造成铜器的过程中，由于对铜进行了深加工，增加了铜的附加值。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开采铜矿的效率低下，全国产铜总量有限；铜矿由国家开采主要用于铸造铜钱，一般不用于别的用途。所以。铜器在当时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下，铜器的价格很高。
虽然在将铜钱铸造为铜器的过程中，铜钱中铅的成分成了废料，但是由于铜器价格高昂，足以弥补铅的损失和在铸造过程中的人力等其他成本，这些商人在这一生意中能获得高额利润。
铜钱是除了银子之外的主要货币，尤其在小额交易中，老百姓一般都用铜钱。由于不法商人热衷于将铜钱铸造为铜器这一生意，造成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减少。一些老百姓手中由于缺乏铜钱或银子这些一般等价物，开始进行实物交易，以货易货。实物交易非常不方便，市场交易费用增加，交易效率下降。
铜钱的减少也给贪官污吏以可趁之机。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减少意味着在铜钱与银子的兑换关系上，铜钱升值了（铜钱与银子的兑换关系可以看作两种不同货币的兑换）。雍正时的官价是20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而实际上，由于铜钱升值，在市场上750文铜钱就可以兑换1两银子。
朝廷向老百姓征税以银子为计量单位，但老百姓向地方官纳税时，既可以直接缴纳银子，也可以按官价比例缴纳铜钱。老百姓手中一般没有多少银子，只好以官价20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的比例缴纳铜钱，或者在市场上以铜钱兑换银子。但由于每户人家纳税有限，一般老百姓不愿意花费大量交易费用兑换银子，只是按官价兑换比例缴纳铜钱了事。
但地方官在收了大量铜钱之后，可以将大量铜钱一次性地兑换成银子。虽然地方官员在兑换银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但是他们的收益是巨大的：假设某户人家的税负是1两银子，他以200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的官价缴纳铜钱纳税。地方官在收到2000文铜钱之后，在市场上可以750文铜钱兑换1两银子的比例兑换银子，2000文铜钱就可以兑换2.67两银子。除去地方官必须上缴给国库的1两银子之外，地方官可以有1.67两银子中饱私囊。地方官的这一操作与期货交易的对冲十分相似：地方官向老百姓融通铜钱，以市场低价买入银子，以官方高价向中央政府卖出银子，从而获得差价收入。
铜钱的减少使银子相对增加，这造成一种变相的通货膨涨，使得银子实际上贬值。中央政府在进行一些开支时，如打仗时向老百姓征粮征草时，仍以1两银子兑换2000文铜钱的比例向老百姓收购物品，事实上是对老百姓进行盘剥，这与现代有些国家通过滥发纸币来盘剥老百姓如出一辙。
出现上述三个恶果的原因在流通中铜钱的减少。要防止铜钱的减少，有两种措施：
1、严令禁止熔化铜钱铸造铜器。但由于铸造铜器的巨大利润，仍然会有人铤而走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有50%的利润，资本就开始活跃起来，有100%的利润，它就敢铤而走险，有3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这一措施虽然增加了不法分子的用铜钱铸早铜器成本，但不能从根本解决铜钱减少的问题。而且政府为了执行这些法令，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2、减少铜钱中铜的含量。
对用铜钱铸造铜器的不法分子而言，铜钱中有用的成分是铜。当铜钱中铜的含量下降时，铸造同样一个铜器就需要更多的铜钱。这些不法商人铸造铜器的成本上升，以致继续做这种生意将无利可图，这样，就不会有人收罗铜钱铸造铜器。
流通中的铜钱的不减少方便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交易费用下降，交易效率提高。而且，由于铜钱不减少，银子在市场上可以比以前兑换更多的铜钱，银子的市场兑换价格开始上升，并与官方兑换比例一致。这样，地方官员利用官方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而中饱私囊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中央政府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就能用硬通货银子与老百姓交易，也就不会对老百姓进行盘剥了。
雍正皇帝决定采纳孙嘉淦的建议，改革币制，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由于孙嘉淦进言有功，被雍正认为人才难得，不及就被晋升为正五品的都察院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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