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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一、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穷国，不少雪中送炭的事，并非有充足的资金。例如我国订立了义务教育法，但支援适龄学童就学，还须依赖希望工程。国家为了举办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支拨了相当充足的经费。但应当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尽可能多地节约投资，节余归公，并非支拨的金钱，务须想方设法，用完不可。衷心希望厉行财务公开、财务民主、财务监督，使修纂《清史》工程，成为抵制一切浪费民脂民膏的模范工程。
也许是杞人忧天，因为已经听到了一些准备放手耗费民脂民膏的传闻。例如出国考察，搜索史料，当然并非没有必要。但应当让懂英文者去英美，懂法文者去法国，懂日文者去日本，懂俄文者去俄国，懂德文者去德国，对派出国者进行专业评审和外语考试。不懂外文者就不必滥竽充数了。
二、正史是古人的观念，今人看来，只是史料。史料的价值，在于其原始性，这已是现代史学的常识。古代的正史其实也不知是第几手的记录，但传至今日，其价值无非在于原始性。因为没有更原始的史料可以取而代之。大致自《唐书》以下，由于今存有更丰富的原始史料，正史的价值就一代不如一代。《明实录》的价值所以高于《清实录》，因为今存有比《清实录》更原始的清档案等记录。晚出的、辗转传抄而成的《清史稿》，原则上已不应作史料使用。如依正史的规范修史，编写得再完美，其史料价值的原始性也不可能超越上世纪的《清史稿》，更难于强求后人，要他们将清档案等原始记录弃置不顾，而将新编清史奉为正史史料使用，如同治唐史者使用《新唐书》一样。
就文字而论，目前的中年学者，许多人即使写繁体字，也时而不乏错别字。六十以上的老年学者，谁也难以得心应手，写出漂亮的古文。相形之上，上世纪修《清史稿》的遗老们，其古文水平确是高于今人。如果决定用古文写作，只怕难以使所有的参加者成为写古文的高手。其实，二司马等人的不朽史笔是时代的产物，虽然具有永久的魅力，后人强欲追拟，不免是东施效颦。当然也有一条“捷径”，就是将《清史稿》之类文字改头换面，做文抄公。这无疑是一切有志气的史家所不屑为。
如果依现代史学的思维修史，则现代史学的特点恰好在于不断更新，尤其是史料太多的清史，旧的研究成果被推翻、被更新的事，屡见不鲜。在研究长河中，任何成果只能是阶段性的。最好也只是里程碑式的。任何人也无力使研究长河在自己足下凝固，不再向前奔流。
以上意见涉及新修清史的定位问题。作为千虑之一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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