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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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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益成
文化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对文化的认识，与其从概念出发，不如从文化的实际存在状态出发，从文化事实出发，比如，对文物的分析，就是认识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个器物、一件商品，出于偶然，得以流传千古成为文物，但这时它作为“物”基本是个“废物”，无论是越王勾践的宝剑，还是张衡的地动仪，虽然作为物质实体，它们的物体属性仍然存在，但是，与它们的名字相适应的、由其自然物体属性决定的直接用于功利目的的使用价值，随着历史的步伐而被淘汰，难于纳入现实的主体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现实的物质生活再也用不着宝剑和地动仪了。然而，作为“物”，它们身上又承载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制造工艺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方式，即人的发展程度，表现出“文”的方面。由此可以说，文物具有“无用之用”的价值，即文化价值。
可以设想，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电脑也会被淘汰，我们的后人甚至连这个“怪物”的制造工艺也莫名其妙，就像我们对于勾践宝剑的制造工艺还是莫名其妙一样，但我们的后人还是会把这个古怪的“废物”陈列在博物馆内，因为这里陈列的不是“物”、不是使用价值，而是“文”，物仅仅是载体，承载着具体的社会生产水平和人的发展程度。博物馆的功能在于使参观者“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商场的功能在于提供“庞大的商品堆积”，在于物，即用以获取交换价值的产品；博物馆之不同于商场之处在于：博物馆内“陈列”的是文化，是真善美的价值；商场内陈列的是满足直接功利需要的使用价值。
商场内的物，有朝一日会有一些走进博物馆，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事件。从“物”走向“文”，使用价值淡出，文化意义凸现，成为文物。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
在历史发展到毒品戒绝以后，各种毒品同样也会陈列在一个博物馆内，就像杀人的枪炮武器等在永远消除了战争以后陈列在博物馆一样，这时，它们的物体属性和使用价值（对于“瘾君子”的那种使用价值）在博物馆内等于“无”；而从文化的意义上看，显示的是以否定性价值折射出来的肯定性价值：所谓否定性价值，是对人性的否定，毒品（不论是物质毒品还是精神毒品）之毒就是对于人本身价值的否定；但因为它们同样承载着制造工艺和社会历史内容而凸现出“文”的意蕴。文物的“赝品”之所以是赝品，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承载特定历史条件的制造工艺和社会历史内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人化。
对于出土的“人”和物，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人”从来不是从个体去解读，而是从个体去解读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内容，“鲁滨逊”仅仅是时代的影子；对于物，同样也不是从其使用价值去解读，而是从制造工艺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去解读，从它们作为人的发展程度的“指示器”和“测量器”去解读。这就是物质文明中所蕴涵的文化内容（今天的物质文明的成果也是如此，只是它的制造工艺、生产组织形式等即文化内容不被消费者所关注，关注的只是直接使用价值）。历史学、考古学对象中的个人，不论是小人物或大人物，从一开始就是当作社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和承担者，历史流逝得越久远，那种感性杂多的东西也就逝去的越多，这种关系越清晰。在文化考古的意义上，历史中没有个人，从而更容易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物质生产，一方面创造着物质文明和使用价值，同时把生产的工艺、组织方式等凝结在物质产品上，把人的发展程度、发展成果“刻写”在物
质产品上，即主体的对象化、活劳动变成死劳动。
历史上的人都死去了，但通过主体性的劳动，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主
体走向客体，主体客体化，把主体
性、创造性“刻写”在客体上。这样，物质产品，一方面是物质文明，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充当了传递主体性、创造性的介质，传递文化的介质。
各种物质产品也都死去了，但后人对其的“阅读”，使得“刻写”在其上的前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又在后人身上“复活”。所以，物质生产，本身就是文化的创造过程，交流过程。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各种技术设备的引进、学徒、“活到老学到老”等谚语都很好地说明这些，至于从学徒演化而来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变：前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怎样在受教育者身上“复活”，起死回生。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复活”不是全部的“复活”，而是根据当下主体的需要所进行的有目的选择性的“复活”，是扬弃；这里的“刻写”也不是漫无目的的“刻写”，而是受当下现实条件所引领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刻写”。这里显示出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选择性，也就是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围绕一种价值核心旋转的，这个价值核心就是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凝结、“刻写”与“阅读”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与人的交往和人与自然的交往是融为一体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是融为一体的。在思维中把它们分开，是人类思维的机巧，也是人类思维的陷阱，人类思维本身为自己设置了重重陷阱，多少人类思维的花朵在这个思维本身解不开的“现实之结”上枯萎、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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