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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诏
“崔莺莺原是胡姬，是乌兹别克斯坦人。”这是前不久我国很多新闻媒体，包括新华社广泛传播的一条消息。其实，这也不算新闻。早在数十年前，已故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就撰文说过。现经西北大学原教授、《文物》月刊主编葛承雍先生重新包装，据说有五条新证足以说明问题，于是有了轰动效应。鄙人出于对古典文学的爱好，也出于对元稹《莺莺传》中的崔莺莺身份的关心，多方找来相关材料认真拜读。恕我直说，我觉得这五条新证并无新鲜之处，而且没有一条能说服人；同时认为把《莺莺传》《西厢记》中值得同情的多才多艺的崔莺莺说成是胡姬，即外国酒店里的三陪小姐，实在是违背事实。于是写了一篇拙文《浅谈崔莺莺绝非胡姬》，刊于3月12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但由于副刊篇幅所限，我只是提出浅见，表示异议，并未在论证上多费笔墨。为了继续与葛承雍先生商讨，也为了让广大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现在我根据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先生所著《元稹年谱》，把《莺莺传》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一番粗略的考索和提示，看看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一、“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是年22岁。”
按：据《唐书·元稹传》及白居易《元稹墓志铭》，元稹生于唐大历14年（公元779），到故事发生那一年贞元16年（800），正是虚岁22岁。
二、“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后来张生与莺莺幽会，“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
按：普救寺，在今山西省永济县。20年后，元稹在《春晓》诗中追叙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点明故事发生地点在“寺”。
三、“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
按：据白居易所撰元稹母《郑氏墓志铭》：“父讳济，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也就是说，元稹母郑氏（郑济次女），莺莺母也是郑氏，出于同宗，乃远房姊妹，所以是元稹的远房姨母。
四、“是岁，浑薨于蒲……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
按：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15年12月，河中绛州节度使浑卒，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观察使。
五、张生问莺莺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今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
按：点明故事发生时间在贞元16年庚辰（公元800）。盖浑死，“军人因丧而扰”，待事件平静，郑氏设宴报恩，又一年矣。
六、红娘初次来传递信息。“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按：据《才调集》卷五收录元稹《春词》二首云：“春来频到宋家东，垂袖开怀待好风。莺藏柳无人语，惟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流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句中均嵌“莺”字，当为莺莺而作。
七、“张生将之长安……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
按：元稹于贞元9年（793）登明经科，并于贞元15年（799）在河中府任卑职。据唐代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16年赴长安应试，到19年才登拔萃科，署秘书省校书郎。
八、杨巨源、李绅为《莺莺传》赋诗。
按：其时，杨巨源、李绅都已登进士科，与元稹有诗唱和。李绅《莺莺歌》见于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上本共四首，不全，题作《莺莺本传歌》，内容与《莺莺传》相同。
九、“张志亦绝矣”，决心离弃莺莺。
按：元稹诗集中有《古决绝词三首》，其中有句云：“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时彻？有此迢递期，不如生死别。”又有句云：“况三年之旷别”，时间也正合。
十、“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
按：据《韦丛墓志铭》推算，元稹与韦丛结婚约在贞元19年（803），“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崔莺莺嫁人未见文字记载。
上述10条证据，足以说明元稹《莺莺传》虽然题为“传奇”，仿佛是一篇小说，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作品中所写的人和事都于史可考，有事实依据，为历代研究者所公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莺莺传》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相反，持“胡姬说”者完全抛开《莺莺传》这一文本，把可能当作必然，把臆想当作事实，牵强附会，凭空猜测。如陈寅恪先生看到元稹诗集中有一首《曹十九舞绿钿》的诗，就不管诗的内容与崔莺莺毫无关联，就假定“曹十九”是“曹九九”的讹误，又假定“九九”二字古音与莺鸟鸣声相近，且为复字（即指“双文”），所以认定“曹十九”就是“曹九九”（元稹有《代九九》一诗），再根据“曹”曾作蕃姓，又推断曹九九“殆亦出于中亚种族”，最后因“中亚胡人善于酿酒”得出曹九九是一个“酒家胡”的结论。
当然，这种完全出于主观的“神游冥想”是经不起推敲的。正如卞孝萱先生在《元稹年谱》中所指出，“‘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元稹，怎么忽然蠢起来，把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家胡’，说成自己的姨妹？”再说，元稹诗中所写的曹九九有兄、已嫁、善舞，而崔莺莺家富、有弟、未婚、善琴，二人简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怎能对得上号？！
至于葛承雍先生的五条“新证”：第一条说明蒲州在唐代曾有中亚胡人存在。第二条强调蒲州还有史、康、曹等姓的粟特胡人在此做官生活过。（估计此条也想说明曹九九是粟特胡人）。第三条认为蒲州有胡人的酿造葡萄酒业，因此该地应有“酒家胡”。第四条因为唐初诗人王绩有一首题壁酒家胡的诗，赞美葡萄酒出色，进一步说明唐初蒲州地区的酒家乃是粟特胡人所经营。第五条联想到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并且也有一首写酒家胡的诗，于是断定“尽管他把崔莺莺打扮成大家闺秀，假托为高门千金，但还是透露出莺莺原型的痕迹。”总之，这五条“新证”完全不对照《莺莺传》原文，不考虑崔莺莺与酒家胡是两种不同国籍、不同类型、不同文化教养的女性，只是把陈寅恪先生的老调重唱一遍，只是把人家的“妄言”当作定论，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思考探讨。如果说莺莺确系姓崔，根据唐代的士族排位，崔、卢、李、郑都是名门望族，而且家产殷实，元稹没有理由舍弃她，所以我也曾设想崔莺莺可能是门第卑微的小家碧玉。但这又与元稹在《莺莺传》中肯定莺莺母亲是他“异派之从母”有矛盾。到底此中关系如何？到底元稹决绝莺莺的动机是什么呢？
现在看来，《莺莺传》所写的还是事实。崔莺莺门第不低，而且财产甚厚，但老母弱女，毕竟权势没有了，而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相反，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又是名门闺秀，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娶韦丛而弃莺莺，这对一个善于钻营的人来说，绝对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元稹《梦游春七十韵》有句云：“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贞元19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元稹又有《陪韦尚书丈归履信宅因赠韦氏兄弟》诗云：“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可见他从出入韦门到成为乘龙快婿，好一副趋炎附势奉承拍马的丑态，也是他后来投靠宦官，爬到宰相高位的一种先兆。难怪后世对他评价不高，连陈寅恪先生也说他“工于投机取巧”。
总之，崔莺莺是值得同情的，她绝非胡姬，应该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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