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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自由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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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
从事笔墨生涯以来，对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报刊多有关注，常常看到署名胡一刀的好文章。而今读到他的思想随笔集《最是文人》（野火文丛之一），真正地欣赏到好文章的魅力，也因此缘与胡一刀先生相识。
《最是文人》分三辑，第一辑“自由心史”，如作者所云：“多是关于现代知识分子个案的，较接近于谢泳的《旧人旧事》等书的路子。其中论及陈寅恪最多。”第二辑“时事论衡”，笔触直抵当下的现实，或赞或弹，流露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第三辑“读书杂志”，意为读书之余的随想与札记，但其所读所写，，又不脱“民主与自由”的主题，带着问题意识打量书中的人与事。
关于自由主义，坊间议论极多，争议亦极大。胡文辉先生（胡一刀为其笔名）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既不深奥，也不新鲜。在西方，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古典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主义），到修正自由主义（集体的自由主义），再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哈耶克、波普、伯林是伟大的代表），已经历了从右到左再到右的思想轮回。”他还鞭辟入里地指出：“自由主义，是知易行难，而自由主义的知易行难，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知易行难。自由主义的困难，不在于缺乏理论，而在于缺乏勇气。”由此，胡文辉得出的简单意见是：多实践些自由，少谈些理想。
关于鲁迅，更是中国知识界的话题，无论是歌颂与谩骂，谁也无法避开鲁迅巨大的身影。《最是文人》中的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基本上是从闲处落笔，并非歌颂，亦非谩骂，而是诸如想象：“如果周作人早死，而鲁迅长寿……。”此文虽短，却意味深长，从中可以读出种种的信息。如果鲁迅真的长寿，他如何度过解放以后的种种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呢？然而，“鲁迅不寿，则一切问题都灰飞烟去，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张中行先生语），历史如此，我们只能感慨而已。在“鸟头与红鼻—读《故事新编》偶记，”胡文辉指出了鲁迅研究中一个“视而不见，为尊者讳”的小小问题：在鲁迅与顾颉刚的论战中，鲁迅多次在书信和小说中挖苦顾的生理缺陷这些失德之事。虽然无损鲁迅的伟大，却也证明了人性的某种弱点，再伟大的人物也不例外。
克林顿性丑闻案曾经轰动世界，胡文辉在“时事论衡“中的一篇文章《丑闻与民主》对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尾的话尤其令人深思，照抄如下：“罪恶和丑闻暴露得最多的社会，并不是最坏的社会；相反，罪恶和丑闻掩盖得最多的社会，才是最坏的社会。对中国人来说，克林顿性丑闻案重要之处，不在于克林顿（作为一个美国白种男人）的婚外性行为本身，而在克林顿（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的总统）对婚外性行为的公开承认——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丑闻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最是文人》所寄托的批判意识与自由精神其实仅仅是作者所说的“因为我在这儿生活”“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语虽平凡，行之却不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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