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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再评《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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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我们看到的《高跟鞋》里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处于两难之间。
“究竟要走多久，物质才能抵达精神的边缘，或者换句话讲，精神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它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亘古难题，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到了商业化最彻底的上海，变得就更加尖锐而迫切了，小说中的安弟要面对，王小蕊也要面对，推而广之，每个人都要面对。但安弟和王小蕊等人所走过的路途，不过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与都市生活日益协调和亲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被物质化的过程。最终她们都发现，真正掌握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幸福生活命脉的，其实是物质，而精神呢，只能游离飘荡在历史的暗影中。比如安弟，她在上海里过来的。原来自己不是根本意义上的上海人呀。这事实竟然比祖上没有贵族血统还深深地打击了安弟。虽然安弟知道上海本来就是个外来人的城市。虽然这样，但安弟还是感到了失落。”很显然，这种失落是只有通过物质才能得到平衡的。“安弟是清醒的。她迅速地看到了一种时代深处的强大的东西。这个聪明的清醒的孩子，她要行动了。她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她要有钱，强大，具有力量。”这就是安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王小蕊和她是一样的。虽说两个人在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上有诸多的差异，但物质（金钱）把她们统一到了一起。
有一句话她们两个谁都没有说出来。其实她们都喜欢钱。而在她们的童年时代，物质相对来说还是匮乏的，至少绝对谈不上富裕和明亮。同时她们也不像她们的父辈，经历过真正的苦难和贫穷，炼就了钢一样的纯粹、严谨与坚硬。她们的品质是摇摆的，逢钢即钢，遇铁即铁，甚至碰金即钱。她们太容易受诱惑了。
喜欢钱不是罪过，受诱惑也不是羞耻的事情，重要的是，她们终于敢于正视自己真实的需要，并能为了这个需要而有所行动了。这就是都市新一代青年与他们父辈的区别，也是他们的进步之处。我们不会忘记，在他们父辈所生活的那个漫长的革命年代，物质享受是被绝对禁止、严厉谴责的，惟有革命才是头等大事，所以，在物质上，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试图通过一种集体贫穷的方式来免除人们对贫穷本身的恐惧，并告诉人们，物质上的匮乏，可以通过革命热情来填补，所谓的“勒紧腰带干革命”。但真正的事实是，物质匮乏，并不等于人的欲望也会随之匮乏，恰恰相反，人的内心里那种渴求物质满足的欲望被压抑之后，很快就会转嫁到其他方面，比如每个人在那个年代，对阶级斗争、整人、坑人，或者进行权力和阴谋游戏的热情会那么高涨，现在回过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未尝不是因为物质匮乏所导致的心理变异。因此，精神和物质相对立的思想，在安弟和王小蕊她们这一代几乎完全失效了，她们追求精神，但也坦诚地面对物质，并且相信物质是建立精神尊严必不可少的基础。
对于她们来说，精神的对面不再是物质，而是贫穷。“贫穷。由贫穷产生的屈辱。由屈辱汇集的阴暗。以及由阴暗组成的对于不明之物的仇恨。”这话说的是老魏，一个想建一座最现代化的高楼来反衬他自己的出生之地——他曾经的贫寒、艰辛，还有那一片永远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平原谷地的人，他最终失败了，并为此卖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个器官，但老魏身上有了一股“遍体鳞伤后血肉重聚的力量”，并让安弟觉得，“回想起来，老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真理。血淋淋的真理。”或许，这就是一个人要在物质社会生存下去的代价。老魏的经历，似乎让安弟和王小蕊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而且很可能，富裕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带着对贫穷的怨恨，以及对物质的向往，安弟和王小蕊在十宝街的生活虽有不同，但在融入上海的商业主义的潮流上，他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她们“沉浸在物质世界里。物质让她们面露红光，心存喜色”，“她们现在都很漂亮。像阳光。更像飞起来的鸟。羽毛长好了。羽毛很漂亮。更重要的是，她们现在与身后的巨型商厦、弧形的向上提升的城市、街道、匆忙而面无表情的人群、甜腻如名品般的空气、组成空气的纤维，她们与它们协调起来了，融合到一起了。她们已经成了巨变的一部分。不再孤单了。”她们付出该有的代价，而由此获得上海这个商业社会的身份认同，这个过程，显然是物质主义的胜利。这种胜利，在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大卫身上似乎体现得更加明显。大卫以前叫张治文，是个搞抽象画的画家，带着满身的力量来到上海，他坚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一定存在着一条坦途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找到这条坦途，生活就开始给了他严重的打击：“他上街体验生活，只要一涉及所谓的现代文明，立刻就有两个字夏天打雷似的滚落了下来：金钱。越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地方，它们滚落下来的速度越快，力量越大。……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人要买他的画。”很快，张治文便开始明白：“抽象也是要有本钱的。是给有钱人享用的。只要进入不了高档画廊，他就永远接触不到真正喜欢它们的人。但进入高档画廊，需要的还是钱。”于是，他从坚信，转而动摇，紧跟而来的是怀疑，最后，张治文成了大卫，也去了十宝街，成了商人，尽管他还画画。
有意思的事情就在这里：当一个人极力在维护自己的精神自尊的时候，精神自尊并没有从天而降，相反，在物质主义取得胜利的地方，精神自尊反而悄悄地来临了。这或许就是这个物质时代的经典悖论之一。在这个悖论中，变化最大的是王小蕊，“年轻漂亮的太阳一样的王小蕊”：“隔着玻璃窗，她指着一个女人，她说那个女人是鸡。后来她就不说了。她跟着一个男人去酒店的吧座，那个男人捏了她一把。她急了，把他弄疼了。后来她就不急了。她也不再对保安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的话了。她镇定自若地做一切事情。对那些银光玻璃下面的商品，她也不再光是说着‘真漂亮’了，有时候，她也会优雅地从皮包里取出钱夹，买下一件两件的了。一个镇定自若的人就渐渐地会有许多办法。一个镇定自若的人还常常是有钱的。”王小蕊天生是这个时代的尤物。时代现实，她比时代更现实。相比之下，安弟对这个物质社会的认同，内心要复杂得多，因为她一直没有停止对精神、爱情的向往，“她觉得生活是应该有原则的”，所以，她喜欢外婆生活过的三四年代的旧上海，觉得自己在那些历史的暗影里能找到精神的慰藉；她爱过王建军，可她醒来时发现躺在她身边的是老魏，王建军出卖了她；她后来又喜欢上了看上去既超拔又孤独的大卫，可“大卫对于生活的怀疑和绝望，要远远地高于她原来的猜想”。安弟是单纯的，她的单纯使她对任何物质的追求，都要为它找到精神的理由。“还是那句老话，还是那两个老词：物质，还有精神。因为已经认同了王建军对于蓝天和红色果子的描述，安弟便认为，王建军的物质里面，都带有着精神的特质。就如同安弟认为：淡色晶莹的外婆传下来的玉，与大红色的尖头皮鞋是不同的；去十宝街的自己和去十宝街的别人是不同的；带着精神特质的物质与纯物质也是不同的。因此也就可以推论说：接受诸如此类的礼物——带有精神特质的物质，是可以的，是应该的，是令人愉悦的。”
安弟的内心还是有信念的，她与王小蕊之间的不同，也慢慢地变得显著起来。有许多事情，王小蕊能做到的，她做不到，比如性，王小蕊和她情人之间的性，从来没有过灵魂的参与，他们把性的意义最大限度地简单化，赋予它最实际的功能，照样可以享受到快乐；但安弟不行，她对情感，对性，是有信念的。这就是她们两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尽管她们也曾有过许多共同点，比如她们一起到十宝街，都喜欢漂亮的东西，都不安于现状，都喜欢钱，都受过时代的诱惑，但她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如果说，王小蕊是个很简单的人，那么安弟或许就要复杂一些。如果说，王小蕊只是希望：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能有，那么安弟就绝不仅在于此。物质，在于王小蕊是一种终结。在于安弟，则是一个过程。一架阶梯。她希望通过它，通过它们，到达一个她自己都无法描述清晰的所在。
这种不同，就好像曾经出现在安弟头脑里的两个清晰的形象：一个是王小蕊脚上那双尖头亮漆的皮鞋，大红色，走在柏油路上啪啪直响的。另一个就是那块玉。颜色很淡。看上去相当低调。鞋，尤其是高跟鞋，它美丽，但扭曲而变形，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王小蕊的人生，因为“在当今时代，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鞋则会带你走过通往心灵世界的大门”③，它预示王小蕊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坦然地热爱物质并享受物质给她带来的快乐。而玉代表的是安弟，代表她想象中的生活，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二者虽然不同，走向的却是几乎相同的心灵结局，那就是比广阔的物质更加广阔的虚无。王小蕊在艾温公寓，“她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她不知道这种空虚是什么时候、又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她不知道这种空虚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们现在围绕着她。”王小蕊以前贫穷，可等她拥有了足够多的物质之后，她蓦然发现，城市的变化永远要比她的变化来得快，她不仅跟不上城市所掀起的一个比一个猛烈的物质潮头，反而留下了一大堆心灵问题得不到解决。
“王小蕊觉得自己不行了。崩溃了。她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她最终选择了一个四十几岁的外籍华人，去了丹麦，去了那个有海和美人鱼的国家。王小蕊说，走到现在，也回不了头了。
而安弟也在失意矛盾的生活中，开始认识到，一切事物的存在量都是有限的，无论是幸福，还是爱情。她也只能和王小蕊一起幻想那个美人鱼的故事。哦，人周旋于物质之间，结果自己仿佛也变成了微不足道的物质本身，世界如同机械，人心如同沙漠。当庞大而缜密的物质主义世界全面降临的时候，温暖而柔情的人性世界就只好退场了。在这种境遇下，也许安弟和王小蕊都还会活下去，但可以想象，在她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可靠的信念来对抗物质的侵蚀之前，摆在她们面前的，只能是无边无际的广阔的虚无。
这无疑是《高跟鞋》中有力的一笔。它揭示的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精神真相。物质是重要的，但它在我们生活中的节节胜利，表面上是使大家富有了，实际上，它腾空的是我们的内心。更关键的，物质在我们的生活和内心中长驱直入的同时，也很快就使人类的快乐系统变得迟钝，麻木；而人类一旦没有什么事物能再引起他的快乐，接踵而来的一定是精神性的疲劳，如让·波得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预言的：“今后将会有一个世界性的疲劳问题，就像现在有世界性饥饿问题一样。”波得里亚把这种疲劳称为“后工业社会集体症候”，是“世纪新病症”，原因是“消费的主人公们疲劳了”④。而我们知道，在疲劳的前方，站立着的一定是虚无。
就此而言，朱文颖的《高跟鞋》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早一步地看到了从贫穷到物质，从物质到疲劳，再从疲劳到虚无的精神发展线索，并作出了试图超越的努力。如同情欲是卫慧小说中的主词，物质也成了朱文颖小说中的主词，我觉得，它们是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社会（上海是其中显著的代表）最重要的两个横断面，也是我们认识物质主义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视角。而我们知道，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有效地阐释一个时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一个城市（现代化最充分的上海）的关键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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