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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夜强冷空气，把壅蔽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这一天，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关于李大钊，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二十世纪初的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并传播到中国各地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方地区的领袖，1927年4月28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想起大钊先生殉难时的年纪，我曾几次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这位导师没在盛年时遇害，而是活到一片“赤旗的世界”(李大钊语)的1949年，那么，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共产党国家在东方诞生的人会不会不再是他的学生？1949年的李大钊，刚好六十岁，正是治国安邦的黄金年龄啊！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周恩来等学生们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新政权的有关部门便将旧时代看守所里的那台绞杀了李大钊生命的绞刑架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他回忆说：那个绞刑架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血痕呢！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内文物编号为001。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上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叫刑部街。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后，新主人一般都是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混蛋一边却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封建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当面踹它两脚。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虽说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护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在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
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
西房拆告字[99]第117号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99年11月6日至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
特此通告。
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来，这里要建国家大剧院了，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尸山血海。4月12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先生麾下的军队借口调处工人内讧突然朝“友党”大开杀戒，上海滩的闹市口很快陈列起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仅十六天，就在我呆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北方也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集体处决——“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任大元帅的安国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
“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这些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出现的？每一次社会进步的代价为什么注定是层层叠叠的先驱者的尸骸？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难道非要在酷烈的阶级仇杀中起步不可？……
沐着二十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
二
我去过最早的北京大学校园——景山东街的马神庙遗址。民国初年的北大，躲在现在的沙滩后街的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里，只余门口墙上的一方文物保护纪念牌在讲述当初的辉煌。
民国六年(1917年)年末，李大钊就是从这个已经开始衰败了的庙门外走了进来，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头，那儿有座乾隆皇帝的某位女儿遗下的梳妆楼，当时被改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的良师益友章士钊把兼任的图书馆主任(馆长)让给了他。于是，翌年初春，从善如流的蔡元培校长便把聘书发给了年方二十八的李大钊。
从二十八岁进入北大，到三十八岁殉身主义，李大钊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北大度过的。这十年，正是其生命大放灿烂之辉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这座大杂院儿，墙挨着墙，户挤着户，早先的图书馆早已不复存在，一排排教室也尽沦为拥挤的住宅。八十年前一个极不寻常的人文的渊薮，现已成了京城里极为寻常的居民大院儿。
两个戴着“巡逻”黄袖标的老太太告诉我说：这儿是中宣部宿舍。
1889年，在距北京以东百余公里外的河北乐亭县一户地主家里，一个遗腹子哇哇降生人间，只一岁多，他母亲又病逝了。是爷爷养大了他。富裕而开明的爷爷让他六岁即进了私塾，使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名——李耆年。等他长到十岁时，爷爷又让他与本村的赵纫兰姑娘完婚。比比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真是花样年华。但等丈夫到了十六岁那年，却离开妻子远行了，因为他要去考秀才，后来因科举制被废才不得不改入了新式中学。
读李大钊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都出身于殷实人家，但却既不是豪门巨富之后更决非贫下中农子弟，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却又都因家庭的变故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诗云：“无父何怙？”怙就是依靠，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韧。除了超人的天资外(这当然是前提)，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意识，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
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
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是当地的高门坎里的子弟，但其父辞世那年长子周树人也不过十六岁。
陈独秀是当高官的叔父的嗣子，因为他不满两岁时生父即死于疫疾。
而胡适的父亲先后宦游台湾与上海，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他的同事们，李大钊“失怙”最早，家境也最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
农家后代为什么不在故土河北乐亭县好生读书，却只身去了大都市天津读什么“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写于狱中的文字中知道了他早年离乡游学的原委：
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这时的李大钊，仅仅十八岁。
没像城里人那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思潮，却也不乏救国之鸿志，每当我们民族走向衰弱时，总有几位精英如旭日破云出世照亮整个神州。走出家门的李大钊，就是这样一轮越来越耀眼的旭日。
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者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氏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队的同时，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员。于是，一心救国的李耆年便选择了这所学校。凭较好的成绩考入该校后，他把学名“耆年”和字“寿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后响彻中国近代史的“大钊”与“守常”。原先的名与字都是期盼长寿不复蹈父母短命之意，但这位志存高远的人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韧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他入校不久就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不仅参加了罢课请愿活动，还开始发表见解独到的政论文章，其文采赢得人们尊敬，甚至被公认为“北洋三杰”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法学堂的创办人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但国民却并未当家作主，血气方刚的李大钊根本不顾及自己乃袁氏门下的“高贵出身”，公开在文章中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悲愤质疑。
此时，拉扯他长大的祖父已经过世，他已断了经济来源。幸有赏识他才干的朋友的资助，他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转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在日本，他因给《甲寅》杂志投稿而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结识。章已为名扬海内外的政论家，其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均使李大钊受到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他列为“甲寅派”。借得《甲寅》这个习武场，这个颇有燕赵古侠士气的留学生领袖让人们看到了其不凡的身手。尤其当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传至日本时，他奋笔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此“书”不仅在日本留学生中广为流传，而且还被传回国内并引起反响。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硬壳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文章，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而对我的家乡青岛早年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已经远比北京政府里的许多高官高超。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脱俗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前排的探路者之一。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不及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李大钊没拿到洋文凭就回国了。回国后，他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主持了《晨钟》，后又为章氏的《甲寅》当了主笔，其间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作品。他与陈的交往也始于留学日本期间。再后来，极重情义的章士钊把自己兼的校图书馆主任职位让给了他，使他得以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台阶上，和蔡元培、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胡适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与朋友。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涨破了这座大院，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北大红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的更大的舞台。
我曾两进红楼，却一次也没如愿。一楼曾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但现在的红楼主人国家文物局机关却把一楼东头的那间屋子锁了起来，只在门上方悬着一方“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室遗址”的牌匾，并称“不对外参观”。
我怀疑国家最高文物保护机构并不真懂文物：他们竟然把当年堂堂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与区区助理员的工作岗位(顶多一张桌子)合并在了一起！“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这是毛泽东说的。毛泽东的话当然不会像林彪吹捧的那样“句句是真理”，但他的这句话倒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后来，我见过一份当时的北大教职员工们的薪水表复制品。领导与老师之间、教学一线与行政后勤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分管登记新报刊和借阅者姓名的毛泽东，月薪八元；主持工作的李大钊，月薪一百二十元，两人相差十五倍！若按二十世纪初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的1：100的比值来算，那就是在大陆现有物价不变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头儿居然拿到了一万二千元！然而，不在教学一线的李大钊比教授们还差得远，教授们拿得更多，低的一百八十元，多的二百元，而文科学长(系主任)陈独秀名下，竟然三百元！就等于现在每月有三万元的进项呐！
“自由、平等、博爱”是当年精英们孜孜追求的目标，但从一张小小的工资表上即可看出，在人类社会中，哪有绝对的平等？
“在阶级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钊凭自己的才干与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当初被章士钊推荐来北大时，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颇不友好的眼神的质疑，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且，土气。很快人们就刮目高看这位留着平头的青年人了。他既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又把图书馆整治得井井有条。八十年过后，美国人在权威的《世界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显然是经过详尽考证的。
后来，李大钊被聘为了教授，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他依然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没心思讲究物欲，更没像陈独秀那样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红灯区)，他的全部兴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钊先生题写给别人的这帧集古人句的对联，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写真。
当年红楼里的李大钊办公室，是个热闹非凡的去处。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即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一九二零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晚清以来，国运式微，自古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起而探求救国之道。无论康梁的“变法”，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概莫例外。满清既倒，民国已立，但国家依然动荡，列强仍旧猖狂。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1917年深秋成立的苏俄新政权，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农民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权，这自然引起了中国探索者们的极大兴趣！而1919年7月25日苏俄新政权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决定无条件放弃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使得半殖民地国度的先进国民们喜出望外甚至感激涕零！
谁不向往那个平等待我中华之庞大邻国？哪个爱国者不想看到强邻归还本属我们的大片疆土的这一天？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之政权本来不就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于是乎，思想更为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和一班热血学生们便率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清楚了，列宁等俄国革命党人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尽管高举起国际主义的大旗，但首先还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家园，它们的外交出发点也和别国并无二致，也是首先要维护本国之利益。它们的信誓旦旦的外交声明每每也只是权宜之计，弱时乞怜强时逞凶，斯为天理，岂有例外？所以，说要归还的沙皇时代鲸吞我中华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就一直没归还；那条横在我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也一直像剑一样搁在东三省的腹上，随时都可以割得我们鲜血如注。俄国的新当家人面临的大环境并不美妙——前门外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的环峙，后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觊觎(日俄战争的惨败让他们一直对日本人心有余悸)，更兼有大批沙皇时代的军人、贵族们亦即所谓的“白俄”逃到了远东的中国，这不全是隐患？他们实在无力两头应付，故把中国培养成苏联的稳定后院便成为其远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于是，他们的公开或秘密的使节便纷至沓来，且都受到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们的驻华公使，竟然是从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任上下派的加拉罕！但那位加拉罕入主了前沙俄在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旧兵营、中东铁路办事处后，却不便把那里公开便成传播列宁主义的大本营，因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所以，反对“赤化”。所以，民国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维经斯基的特使又衔命而来，他的陪同者是一位具有俄共党员身份的山东平度籍华侨杨明斋。
是一位北大俄籍教授把来自海参崴的“记者”“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中国名字)介绍给李大钊的。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向往是人所共知的，他协助《晨报》开辟过一个《马克思研究》的专栏，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被人目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由他出面接待苏俄来客是顺理成章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其实李大钊不光并不知晓这位“吴先生”的真实身份乃俄共远东局的情报人员，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位俄籍同事本身也是共产国际的秘密通讯员！
李大钊应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其操办了几个座谈会，把章士钊等朋友和热衷于新事物的弟子们都喊来，让“吴先生”很是开心地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理论和伟大实践。那位奉命来华觅找合适的政治伙伴的特使先生一激动，当场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了！好在李大钊清醒，觉得不妥，便请客人南下，持他写的介绍信与去上海与已在那里的更具资格的陈独秀先生会商。
这才有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新解密的苏联史料披露，其实，“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的最初选择还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在中国思想界有两位享有盛誉的教授“南陈北李”。他们只知道本国新政权已经深得中国知识界的欢迎，尤其列宁同志签署的那个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声明，更令中国读书人无比感奋！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泛滥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袖姚作宾即率先在京成立过“中国共产党”，并曾派专人去海参崴找俄共主动联络。这位姚先生的探索为何没了下文，或者说当初苏共为何没扶持姚氏的“中共”，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后的青岛第二任汉奸市长，正是一个叫姚作宾的人。此题外话也。
红楼里的李大钊，其实岁数并不大，不过三十出头，只比手下的毛泽东大四岁，比在校大学生张国焘也不过大八岁。他的思想裂变，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红楼里发生和积攒起来的。六年的图书室主任生涯，对一个刚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来说，太重要了！
就是在这红楼里，执着的李大钊一步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青年教师，到北京大学评议会(最高商决机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那么多的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每一步都很扎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章士钊回忆过：
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大钊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在为《李大钊先生传》写的序中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可能也比不了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李大钊。
对现今的人们来说，李大钊是个遥远的存在，遥远得已经不太真实了。
照片上的李大钊，平顶、圆脸，一副敦厚长者模样，而最明显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浓密的胡子。长时间我有一种错觉，认为这位中共的创始者是一位年岁不小的长者。是胡子连累了他。
李大钊是不讲究穿戴的。但他对自己的胡须倒是很在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中国人是很在意自身生长的任何东西的——包括毛发。而清末民初，男子蓄胡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不信你看，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他之后的北洋大帅、将军们，大都是威风凛凛一把胡子；而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无不是这般留胡节不辱的尊容；学者们也多以蓄胡为美，鲁迅就曾在回国返乡时被绍兴老乡错认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隶书“一”的黑胡髭。也许古戏文里的白面书生让人看腻了？彼时有条件留须的军政学界男子，多以拂髯为美。胡子成了民国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证”。
我读过许多张李大钊的照片，从不同时代的留影来看，他留胡子的历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学校时，他就开始留须，那时，他不过才二十岁上下，照片上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模样。倒是在日本时的一张照片上，他的脸上没了胡须，脸庞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异国他的审美观发生过动摇，还是屈从于严格的日本国教育制度不得不暂剃？回国后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胡子的傲岸样子，无论是与报刊同仁们还是与“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们的合影，总是他一个人留着标新立异的胡子，让人一眼就能从众人中认出他来。
在没有电视与大量报刊的时代，剪掉胡子甚至可能剪掉一个政治人物的的恶运！此有二例：
革命党首领黄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秘密活动时，因书呆子气的章士钊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刚刚剃光了自己的标志性的胡须，所以会审时，尽管洋法官觉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缉照片上的要犯黄兴，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误捕的某军官的随员李某。洋人本来就分不太清中国人的模样，见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里糊涂地把人放走。黄兴因之逃过一劫。
还有那北洋时期已沦为落伍者的康有为，在参与张勋复辟案后遭政府追捕时，也不得不剃光了胡子才得以逃出京城。为此，报章将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钊没有改变形象。有资料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4月6日那天，京师的警察和宪兵们冲进苏俄使馆的旧兵营后，并不是马上就认出了李大钊，正是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暴露了这位著名的党人的真实面目。确是胡子连累了他！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李大钊是有可能幸免于难的。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的。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到了民国，北京的教授们更已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而言，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读李大钊当时发表的文章，真如大热天儿里痛饮散啤一样爽快！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的这么“放肆”的“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仅以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里，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就可一拭那个时代之脉搏：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维埃政府——引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处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先生，敢令军人政府“仔细听着”，而且还要“严重的监视”他们是否照自己提议的办法做，这底气实在太足！
他对执政者的训斥源自他对民主的理解。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说过：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而且，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求见总理靳云鹏。上将军靳总理居然怕书生，死活不敢露面，请愿者遂与卫兵发生冲突，被卫兵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索薪事件”。
总理无奈书生何！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起诉教职员代表。不料李大钊等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还捎带上了国家的警察总监(那时当警察总监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而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也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理亏，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二百万元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
智识阶级大获全胜！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蒙。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据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钊传》中披露，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位人员，革命党领袖占了头两把交椅，做学问的占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在朝的段总理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北洋时代，知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
再来读读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消息：
《北京学界招待俄代表》
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你看，知识阶级已经成为北洋时代的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而三十三岁的李大钊已经成为这种势力的公认的领袖。
三
沿北京复兴门西行，会不断遇上以“坟”为地名的地方，公主坟就是一例。逾公主坟再往西，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除毛、刘、周三巨头之外，共和国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于此，甚至于包括了建国前被蒋介石枪毙的中共下台领袖瞿秋白的遗骸。
但八宝山里没有李大钊的遗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八宝山不远处的万安公墓。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李大钊的遗体是在宣武门的长椿寺里停厝了六年后才安葬于此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故交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友好发起公葬，并每人捐款二十元，未参与发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元。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甚至派人送来一千元以志慰唁。但国民党当局没料到的是，4月23日送葬的数百人的队伍中间，忽然响起了《国际歌》之声，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逮捕了好多人，但大钊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渠、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现北京中山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为凭：“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只不过为了斗争的需要，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数数看，从到北大开始，他就不惮抛头露面，多次公开号召推翻现政府，尽管其间曾被明令通缉；他胆大，而且心细，当陈独秀面临第二次被捕的危急关口，他竟然会把陈先生包装成戴毡帽、穿油花花的厨子背心的“病人”，自己则像年关收账的生意人一样，乘骡车送独秀先生逃离北京——据说，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惊天擘划，就是这两个人在颠簸的出逃路上议定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随着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李大钊亲自担任北京的国民大会的主席之一，率领学生和市民一次次向政府发起声势越来越大的示威运动。
是年的3月18日，是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次了。连李大钊也没想到，执政府的卫队会悍然朝游行的人群开枪！那一天，大钊的头与手部负了伤，侥幸没成为这一天的第四十八位烈士。遭通缉的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关闭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转入了东交民巷里的苏联使馆中继续工作。
按国际惯例，使馆区是外国人的飞地，未经许可，本国人不得入内；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不得擅入使馆区；失意的军人若进入其间避难，则必须解除武装。洋人们深恐战火殃及到他们身上。所以，东交民巷里的使馆和饭店、医院，就都成了北京的落难钜子们的避风港，一有风云变幻，他们就会跑到使馆区去避祸。满清末时，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民国以后，前来请袁世凯南下当总统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们被乱兵吓得去过，遭冯玉祥的国民军追捕的临时执政段祺瑞去过，被冯的大兵赶出皇宫的逊帝溥仪去过，被各路大军讨伐的复辟祸首“辫帅”张勋也去过，甚至连鲁迅这样没有政坛身份的教师也在那里避过祸。只要进入了东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使馆区就是避风港。
我读过旧的东交民巷使馆图，约略明白了当时的布局：败于八国联军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同意每个驻华使馆都附带拥有一座占地面积更大的兵营，以保护他们的外交使节和本国侨民。俄国使馆和兵营的地盘最大，位置也很好，就在胡同西口处的北边，与美国使馆与兵营斜对门儿。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的王鸿年先生说：他们已经准备在原俄国使馆内立一块“李大钊烈士被俘地”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现在那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院，外人是不可能进去的。
李大钊等在苏联使馆中依然忙碌着，发展的国共党员人数成倍增长就是佐证。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过老友，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一切如李大钊在北大时一样。
段祺瑞走了，张作霖来了。皖系、直系，都已没“戏”，南方的“党军”(国民革命军)攻得正起劲，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拥戴尚有五十万大兵的“奉张”，才能力保江山不失。于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末的张作霖，就被推举为了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
传统的说法是，奉张政府通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了被上一届政府通缉的李大钊的藏身之处，于是，在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强行闯入苏联使馆，抓到了李大钊，并在“南方某要人”蒋介石的默许下，悍然杀害了这位共产党领袖。
张作霖因杀害了李大钊而使他后来的惨死在共和国史籍上变得活该倒霉。
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在证明着另一种事实：即北京政府出兵苏俄使馆并不专为逮捕这位“过激党”的首领。应该从更大背景上看待这一近代史上的严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滩办英文报纸的鲍威尔先生，晚年是这样回忆这一事件的：
1927年4月6日，在北京东交民巷外交使团的卫兵们的协助下，张作霖的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
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还逮捕了几十名在使馆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消息传出后，苏联政府立即抗议这种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暴行。”张大帅对此不理不睬，相反，还将从苏联使馆中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领馆，藉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公布的文件还表明，苏联使馆的官员也卷入了这一阴谋。这样一来，事情变得相当棘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却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已经于年前被驱逐回国——引者注)，而中国方面则通过草草的军事审判，把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枪毙了事。
读了这段文字以后，我才悟出，以前听惯了的说法，完全是站在苏联人立场上的讲述。如果挪开一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对有着漫长边界的“老毛子”的警惕与憎恨是可想而知的，况且，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直像导火索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担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最高领导后，张作霖对强悍邻国的真正心思也许看得比其他人更透。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并一直图谋颠覆现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外蒙古已经被他们的红军强行侵占，南方的国共合作局面是他们暗中操纵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是他们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在起作用的。
近年才公开的俄文史料证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人曾为中国国、共两党和北方的冯玉祥提供过上亿元卢布的支持，其用意只有一个：推翻中国现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
长期生活在老毛子阴影里的张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号换什么国体，在远东攫他们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标。于是，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并与驻华外交使团打好招呼后，张作霖下令对苏联人采取了这一行动。
行动本身是成功的，军警们扑灭了正被苏联人焚烧的机密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装了足有七卡车！很快，这些被整理出来的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被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至于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合谋杀害了李大钊一说，则不合情理。北洋军阀们根本分不清国共两党有何区别，他们把南方革命党统称为“南赤”，把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称为“北赤”。尤其张作霖，深知若无俄国人的全力支持，广州的那个割据政权哪会一下子有了这么强大的力量来攻打中央政府！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蒋介石是比大学教授李大钊更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张哪会为杀一个自己管制下的教书匠而专门去试探一下敌军总司令的意思？
矢志反对外来势力的“赤化”，是被传统文化养大的中国统治者的天性，尤其当自己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时。“得到南方某要人默许”一说，只是当时《晨报》的一家之言，并无确凿证明。相信并认定此说，不过是后来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而已，即：北洋军阀与新军阀(蒋介石集团)都是反共的一丘之貉。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和同志们从交通员的失踪、应聘而来的伙夫面目可疑等迹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为防止不虞，他甚至买来了手枪，并很快学会了使用它。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扳一下扳机。
同时被捕的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
……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们刚走出房门，就看见许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惊的小鸟似的东奔西撞，找不到适当的去处。刚才就是他们从墙上跳过来的。我紧随父亲身后，走出这座一时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僻静的小屋，进去后暂时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手里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样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胆壮起来。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吭气，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已经把这间小屋团团围住。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残暴的匪徒们把父亲绑起来，簇拥着走了。
开始，我总以为，李大钊并不知道这一天要大祸临头。
因为，李大钊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么老成持重，他也急躁过。他的学生回顾亲历的“三•一八”事件时写过：临去执政府示威时，众人怕政府弹压，但李大钊登高疾呼：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众人信赖之，遂随其而去，这才有了子弹共血肉横飞的惨痛史案。无法否认，成熟的革命家也有不成熟的时候，统治者宽容的底线是谁也不能推翻其统治。
关于李大钊的被难，是不是他的又一次判断失误？
就在事发两天前，那位名士朋友杨度已经托章士钊转告他了：张作霖已派外交部与外国使团打好招呼，近日将搜查苏俄使馆及兵营！章夫人吴弱男曾为此专门进入了苏俄使馆劝其化装离馆遁往天津暂避风头。李大钊只说自己尚有工作走不开，让别的同志先走了。
大钊坠入地狱了。有可能躲避而没有躲避，仅仅因为大意吗？
关于李大钊被捕，我想了一些时间，有一天，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天，他是知道的，他有点儿像等待被诛的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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