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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人的大救星
——从近年来充斥着无数明君形象的古装影视剧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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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浮在水上
我写下这个题目。题目中使用了一个久违的词：救星。实在久违了，这两个字出现在我眼前的刹那，真怀疑是写错了字。
小时候唱过：“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后来，很久很久以来，不曾在正经场合用过“救星”这个词了。几乎完全从记忆中将它抹掉了。但今天，当有人和我说起近年来大受欢迎的古装影视剧，谈到这些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的古装戏，里面总少不了会有位圣明的君主，或者还有些肯为民请命的清天大老爷，“救星”这个词就突然从我脑子蹦了出来。
这类的剧，即使没看过，也能随口说出几个来：《雍政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走向共和》，以及《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塑造出的明君、清官的形象，寄托人们普遍的亘古不变的心愿，就是，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期待着明君和“清天”力挽狂澜，还世界以清明，救民众于苦难。想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拥有广泛群众基础，抒发出人们心声的“历史剧”，才会层出不穷，持续热播。
面对这种现象，有的人感到担忧了。提醒大家道：我们的老百姓，思想意识竟然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把改善生存处境的希望寄托在一位明君身上。进而指出，当务之急是使每个人逐渐提高公民意识，具备民主与法制观念，为中国能形成一个法治社会而努力！
这个论断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我们必须与时共进。我们只能与时共进。我们没有别的可以选择。
说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制国家，我有点疑虑地想到了“全球化”。像一些人一样，我对中国被动地加入“全球化”进程这一现实怀有复杂的情绪。也曾抵触地想：难道我们非要和他们西方一样吗？非要像他们那样去生活和构建一个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最高需求的吗？我们宁肯像庄子，陶渊明那样，回到没有工业没有机器的时代，过我们的遗世孤立的日子，不成吗？……可最终仍需要承认眼前的现实。我们是回不去的。只能向前走。只能去依照别人先定下的调子，追赶别人的脚步。因为人家的文明就是走在了我们前面，人家是比我们早地进入了现代社会。
这样一想，就想通了。即便是不得不想通的。中国要实现由人治到法制的转化，这件事已经不需要再追问它的理由了。而在这同时，觉得有一点或许值得深究，就是，中国人为何总在期待一个大救星？这种心理的习惯定势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对此能稍加破解，应该会有助于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深层心理，从而培养国民作为现代人的素质。
中国人喜欢把西方人看成是最浪漫的，不切实际的。而认为自己是最务实的民族。看看我们的先贤留下的治国修身的无数卷经典，看看我们各种文化当中总是充满了不厌其烦精心布置的细节……看起来中国人一向活得非常实实在在。其实，中国人才是沉湎于梦想的一群人。中国的规条总是含糊不明的，除了有一条最清楚：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天子之下的人们，却并不为此为谬，相反，心甘情愿做一个听使唤的奴才，侍奉主子比侍奉自己还要尽心，以主子的快乐为快乐，以主子的不幸为自己的不幸。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人一个最大的梦想：梦想一位明君驾临，只要是明君，只要天下能长治久安，我做奴才也是幸福的。
有人说日本人是“狗民族”。中国人何尝不是呢。五四时候，西方的科学民主等观念开始传到中国来。但即使是浸染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骨子里却未必能改得了中国人那种奴才式的传统意识的积淀。据说，国民党统治期间，胡适先生也是表示过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但他不赞成独裁的理由只不过是，他认为当时中国没有合适的人能够胜任做一个独裁者。而他根本上仍是拥护在中国搞独裁政治的。
当西方文化刚刚传进中国来，那时的中国人肯定无法理解，英语中的“我”为什么总是大写。现在，中国人大写的独立的“我”开始醒过来了，但仍然有许多人，不知不觉还在梦回唐朝，梦回清朝。他们随着那些历史剧中皇帝的命运或喜或悲，感同身受。他们需要有人在旁大声提醒：那社稷江山是人家皇帝的，又不是你的，你乐个什么劲儿，悲个什么劲儿呢！唉。可怜的，善良的，糊涂的中国人。
《国际歌》早已经在中国唱响过。我们也还记得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救星是每个自觉地渴望成为现代人的中国人。只是，要改变一种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沿变中形成的民族心理，学会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并经营眼前与未来的世界，是困难的。需要一批先觉者先行者去做大量的基础性的启蒙工作。
对于前方的目标，我本人不敢乐观。但也不敢放弃努力。我会做我能做的事。希望每个人都去做他所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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