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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
①《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记得是在1998年的《读书》杂志第四期，其中出现了一篇署名“陈徒手”的《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的文章，读之让人耳目一新，此后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的陈徒手文章。对一些著名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老舍等人进行了一种“理解之同情”的白描，很得好评。
最近陈徒手的新作《人有病，天知否》上市，它包括了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新的内容。《人有病，天知否》以大量原始材料独家报道了沈从文、老舍、丁玲、俞平伯等作家1949年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建国、反右、文革，对于身历其中的许多文化界的人士，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回忆、描写和评价，但雾里看花的朦胧却始终挥之不去，也令当事人、后来的研究者们感到头疼。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背景对作家个人的影响，而作家本人在某种背景下的行为是怎样变化的却往往为我们的研究者忽视。
《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想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作者陈徒手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难向纵深突破，其中原因之一是原始资料的缺乏。而《人有病，天知否》所采用的大量原始档案和往来书信均为第一次面世，属于绝对的独家报道，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渴望了解的关于个人和中国文坛的“故事”。虽然书中所描述的对象只是俞平伯、丁玲、沈从文、汪曾祺、赵树理、郭小川、浩然等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但他们却是某一类型的作家的典型代表，他们的际遇因此也更具有代表性。通过的妙笔生花，我们对俞平伯、沈从文等传主的印象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传主不再是我们从前头脑中或革命、或隐逸、或正面或反派的简单归类，而是身处社会风浪中，并不能完全自主的，为了活下去甚至是为了活得更好的活生生的人。
《人有病，天知否》一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原始的会议记录、思想检查等书面材料；当事人的回忆；传主后人的口述材料。陈徒手认为，以进入历史的方式观察历史，我们可能更真切地了解历史，文学家们在历史中的表现和心理也才会被深刻地开掘出来。《人有病，天知否》的写作强调真实，强调客观，但是否就真的真实，真的客观呢？
在《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一文的结尾，陈徒手用了“据说”两字：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对59年大批判他一定会有新解，一定会记住当年连夜赶写检讨稿时冒出的一句话：“我54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且不说赵树理是否真的明白了一切，单论文中用语都是作者陈徒手的主观臆语，所谓的“客观性”“资料性”又到哪里去了。《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里更是说“倘若他（指郭小川）在人世，他该如何阻击频频发生的运动，哪怕只是一些暗地里的抵触和消极态度。”这样的断语更是不着边际，纯属作者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标榜“真实、客观”容易，但真写出来的东西也未必那么轻易地“真实、客观”吧。《人有病，天知否》以接近真实的方式在挖掘、在写作，但也许真实永无可能？正如人心难测一样，真实、客观又谈何容易？真实已经构成我们对文学的某种伤害与压力。
②《伪满洲国》（迟子建著·作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记得有一年，作家迟子建来海南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谈及创作，迟子建认为“来自大自然的体验对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启示，她渴望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血肉相联的亲密。”于是我渴望看到迟子建的新作，并想象新作中“人与自然”的深刻表达。
想象终究是想象，在迟子建的新作《伪满洲国》面前，从前的迟子建消失了，一个新的迟子建走在文学的边缘。以前迟子建的小说大多写东北的乡村生活、城市人生，小说中有生活的琐碎与沉重，也有洋溢的诗情与浪漫，如《晨钟响彻黄昏》《向着白夜旅行》等。然而《伪满洲国》的创作对于迟子建来说是一个转变。从不知名的小村落到庞大的“伪满洲国”，从当代生活到已经逝去的历史，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到俯视东北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迟子建的创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逆转。
事实上十多年前迟子建在北京求学的期间就萌生了写“伪满洲国”的动机，1990年底迟子建访问日本，接触了一些伪满时期来过中国东北的日本老人，内心大受震动，回国后迟子建便着手收集伪满的资料，小说的意象在心中日溢丰满，直到1998年4月才动笔，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作品。迟子建似乎并未感受到历史题材的沉重，她认为：“我写作无论题材大小。并非大题材就要有相应高度，也并非小题材就不够深刻。”
《伪满洲国》是一部让人感到沉重，也让人感到振奋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那一段中国人受欺凌受奴役的历史，但也没忽略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抵抗。小说结构恢弘、人物众多。十余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命运线索，彼此之间又互有交叉。所谓上至皇宫贵族，下到汉奸走卒，以及土匪特务、商人、贩夫、妓女、农民，称得上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迟子建对“还原历史”没有兴趣，她虚构了大量伪满时期“小人物”的生活，触摸历史也采用了文学笔法，杨靖宇和抗日联军、溥仪苦闷的宫廷生活、731细菌部队……虽然是已逝时光的重温，但却有着极具震撼力的现实感。当然，“现实感”也只能如《伪满洲国》那样（或作为一种传达形态），以开阔而冷静的描写，特别是经由人的命运的揭示，在潜移默化的感染过程中获得实现。
《伪满洲国》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小人物写大历史，抗日战争始终是一条暗线，潜伏在东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迟子建说：“战争是一场意外事故，它对政治人物而言或许有特殊意义，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老百姓还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伤痛和人生的悲剧。”
《伪满洲国》弥漫着浓重的东北乡土气息，扭秧歌、放河灯等地方风俗特色，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抒情色彩。迟子建把乡土、民俗当做支撑小说的灵魂。“对这一切我从小烂熟于胸，可以说，我的写作是沾了地气的光。”迟子建如是说。
掩卷长思，《伪满洲国》的魅力竟是那么真实可触。故乡天下黄花，一种古老的沧桑意象，沉淀着多少的往事悠悠。那么，便让我将“故乡天下黄花”作为这篇书评的题目吧。也许真实便是另一种沧桑。
③《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何清涟女士以一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出版）引起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以及媒体广泛的报道和评论，一时间成为读书界的热门话题。而其影响又能溢出其本行，在大众中引起广泛争议，可谓奇哉。
1999年年底，何清涟又将若干近期发表的视点新颖，语言凝炼的学术论文予以整理，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结集成《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一书出版发行。何清涟自喻为“思想的漂泊者”，阅读她的文章，给人立论鲜明、语言流畅、一泻千里的感觉。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作者除却阐述经济整合、社会结构等比较深奥的纯学术问题外，又以较多的精力投入社会众生的具体生活之中，特别是对现代妇女存在的某些涉及道德伦理、人格尊严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严肃坦诚的剖析。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满怀人类的同情心，献身于这样的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缪达尔穷毕生精力，将经济学界淡忘已久的“平等”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中，使其经济学理论充满了人类关怀，并于70年代中期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何清涟女士发展了缪达尔的“人类关怀”，呼吁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犹如匕首、投枪，在“坦诚的忧虑”中言说孤独的思想，尽管作者身处于“滚滚红尘中的无奈”里，依然希望“用生命点燃爱与智慧之火”。面对浮躁的繁华都市，也许我们也应该听一听“思想漂泊者的言说”。
④《大学旧踪》（谢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谢泳的名字在近年来的报刊杂志上屡屡出现，书也是一本接一本面市。北京的青年学者摩罗更是将谢泳誉为“随笔新三家”之一，另两位为广东的林贤治与北京的余杰。
京华漫游，于海淀区国林风书店购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旧踪”系列《大学旧踪》（谢泳著），捧读之下不忍释手。谢泳由一个人、一本杂志、一所大学的研究历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屡有创见，可谓让“旧人旧事”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在这样一本装订精美的小书《大学旧踪》里，自称不是“讲这个故事最合适的人”的谢泳，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好东西：大学里的教授治校，大学的自由演讲，学术自由的学风，校园里的民主传统，还有摆地摊的校长夫人……看了有傲骨的张东荪，有气节的陈寅恪，有士气的张奚若，我们只能感慨时光的流逝；看了顶撞蒋大总统的刘文典，我们更是叹息世风的变迁；看了“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的金岳霖，我们又该怎样想像那种境界呢？“大学旧踪”难道真的已成为一曲挽歌一道逝去的背影吗？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的大学，心情有些沉重，有些悲凉，旧时的大学之美真的已经逝去了消失了。
品读《大学旧踪》，心头上始终有一个想法：在那样的困难年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教育家——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韦卓民等等可以接着数下去的名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师——如钱钟书、冯友兰、王利器等等可以比教育家更多的名字，他们为什么又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了呢？鲁迅先生说过，天才必须有其成长的土壤。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是因为巨人有其生存的环境。可以说现在的大学失去了“旧踪”时的光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学的“存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谢泳笔下的“大学旧踪”仿佛已是古瓷之美，损坏了便再也无法追寻。
《大学旧踪》是一本怀旧的写作，逼近世纪末的今天，面对怀旧之美无法感到欢喜与快乐，因为那只是一种逝去的美丽与辉煌，留给今天的我们只是美丽后的凋残与辉煌后的悲凉。也许火中的凤凰还可以重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是想象而已。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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