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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兰朵
一切正直的好人，不可能都有她那样的学识，但应当都有她那样的坚忍与进取精神。（题记）
何清涟：心在路上
读何清涟女士的新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的眼前不时闪现出她的那双始终仰望着星空的眼睛，那双眼眸中有着东方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沉静中不无孤寂与冷峻，但分明透射出心灵深处的坚执与自信。在这个道德与崇高感日益淡化的社会，她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捍卫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她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讲真话的小孩，为日益沙化的话语空间中注入一股沁人心脾的纯净与美好！
走近何清涟，去体察一个执著于心灵自由的性情女子的真事真情真言，去叩问一颗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崇高灵魂，我有笔力不济的惶恐之感，但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愫让我欲罢不能。我想起舒婷的两句诗：“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同在生活的阴沟里，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而她则始终仰望着遥远的星空
1956年何清涟出生于湖南邵阳，父亲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中医。悬壶济世的家庭背景在给她血脉里人本关怀的同时，也隐伏下未来生活的坎坷。
文化大革命如台风般呼啸而至。何清涟的父母都被遣散到500里外的农村。邵阳市家中只剩下5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已经下乡的18岁的哥哥从下乡所在地新宁县赶回来，抬石头做苦力，艰难地养活着几个年幼的弟妹。赚来的钱无法填饱肚子，家里常常断炊。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没有一个亲朋给予他们关照，世态骤变中多的是人事炎凉。
在邵阳市中河街小学读书的何清涟是学校里知名的优秀学生，作文比赛总得第一。后来停课闹革命了，她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
1968年5月的一天，她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上说四月以来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开始斩除“21种人”（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专有名词，指成份为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等21种人），街上尸体成堆。
这种阅读的惊心很快变成目睹的恐怖。邵阳市附近的邵阳县很快效法，资江河每天都有无辜者的尸体漂流而下。面对河中漂流而来的血尸，一种挨饿都没有过的天昏地暗的感觉紧紧攫住了12岁的何清涟的心。为什么生命会被这样残杀？为什么群众组织会变得这样狂热？为什么人人自危又人人高呼形势大好？
这个对家人对故乡对祖国怀有深爱的少女沉默了。她再也不想上街看这种类似疯人院里发生的事情，于是在家读书，读一切当时能读到的书，她要用自己稚嫩的头脑去理解、去思考周围动荡不安的世界。有一天，她读到一本叫《太阳城》的书，后来才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太阳城”里，“人们一个星期的食谱是统一发放的，每天的早餐、中餐与晚餐吃什么，都由一个统一的管理机关制定好发放给大家。每天到了上午10点，千万个美妙的歌喉同时放开，唱着同一支歌曲。青年人谈恋爱必须有长者在场监护。人们的衣服都是统一的样式……”她禁不住与当时的现实加以比照，这一比照让年少的何清涟心生恐怖：书中的“理想生活”不就是咱们的现实吗？这种现实又体现了一种什么美？值得我们几亿人发了疯似的追求与赞美吗？
1972年，16岁的何清涟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着，奔赴湘西修建枝柳铁路。本应风雨同舟的知青们进山不久，就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的号召下分化。处在生活的阴沟里，一些人忙于搅动里面的污水，何清涟则埋首于唐诗宋词、俄法文学之中，游离于世俗之外。因为她懂得，“尽管知识被贬成越多越反动，但与此同时愚昧并没有上升为褒义词。”可在“锄毒草、批黑书”中，她被同伴告发了，书与日记尽被没收。随后，在被连干部使用恶毒的手法，用政治暴力摧毁了她极为珍惜的一份友谊后，少女何清涟心中友谊的神殿倾塌了。此后，她只能一次次地去读鲁迅杂文、马恩列著作，在孤独中奋进，在思考中坚守。也就是那时如饥似渴的阅读，为她后来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功底。
一干五年，直到1977年，何清涟才在一位朋友的舅父的帮助下，到邵阳市第十六中学做民办教师。1979年，她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入湖南财经学院，在那所学校里工作了两年，自学了经济系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1985年，她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站在人生的高低不平处，她一直都在静静地吸吮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古今中外书籍中的点滴水份，悄悄地汇聚着思想的河流。她常常在月色溶溶的夜晚，独自仰望深邃而高远的星空，思考着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对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10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他们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鼓荡着坚忍的道德理想担当，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阅读的快乐和洞察的忧虑交织着，女性的文静和勇士的情怀涌动着。在自己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有谁，能真正自由且快乐？
她以其精神的女侠气魄，一扫学界的糜烂支离，率先于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面对肆虐神州的丑恶，她大声疾呼回到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公平与正义
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何清涟曾去过大西北做过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令她触目惊心的是那些地区的人民依然为贫困所困扰：好些村庄的穷乡民几乎家家都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和她在湘西修铁路时看到的情况没有区别，她想起了马寅初老先生几十年前那本《新人口论》的苦难遭遇。“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的黑色幽默，让几代人笑不起来。她决定着手研究近代人口经济史。两年后，一部材料、观点皆新的力作《人口，中国的悬剑》问世，获得好评。这本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中最年轻的女学者的著作，至今仍是中外专家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案头必备。
“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何清涟选择了深圳，除了有一些不得不做这种选择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她认为深圳是一个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橱窗”。最初她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然后到了一家大企业主持股份制改造工作，最后在《深圳法制报》任职。用别人的话来说，她是以一种低姿态在深圳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因为她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她过一种不受打扰的生活。
她炒过股票，但更多的是想了解它的机制和运作；她进过公司，为观察在市场的天空下一只“麻雀”的飞翔。她也不是没想过回到学术单位工作，此期间曾应邀至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但觉得学校里做实证研究的条件比她在新闻单位要差得多，故此又回到原来的单位里工作。她扎实的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注意，香港中文大学曾邀请她做访问学者。在交流中汲取，在碰撞中提高，她那不同于其他经济学人的重实据、激情澎湃又冷静理性的文风，掀动着海内外有影响的报刊的书页。
在深圳这个“现代化的橱窗”里，她看到了不少别人忽视的事情，并继续着自己的思考。
初来深圳的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诚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政府中有良好关系者优先……”她心底一激棱。从此她发现了研究国情的资料在公开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只是缺乏整理分析。于是，她像一个在海边拾贝的孩子，破译蔚蓝深处的秘密。那些被常人忽视的或者视为枯燥不堪的数字，在她看来都是有生命的，争先恐后地向她诉说着数字后面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1988年，当很多人在激烈地争论着社会主义经济是应该姓“公”还是姓“私”时，她就在题为《梦想与命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论是中国两千年前《礼记》中勾画的“大同之梦”，还是美国二百年前《独立宣言》中宣告“一切人生而平等”的美梦，都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内驱力。但中国古代的“大同”与独立宣言中的“平等”有着本质差别：前者更多的强调“结果均等”，后者的“平等”指的则是机会均等。强调结果均等的平均主义只能给弱者剥夺强者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人人都有“免费午餐” ，就会导致劳动热情的丧失，道德枯萎。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低效率、高就业、平均分配的症结。几年之后，通过对深圳率先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进行考察以后，她发现，在改革的转型期，大锅饭时期的“免费午餐”正演变为少部分人在“股份制改造”中贪噬公有财富的更丰盛的“免费午餐”，在这种背景下，她于1992年写出了一篇“中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这篇文章强调：我们不能在否定结果均等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之后，又用畸形的权力黑手造成新的贫富悬殊。“公平与正义”，永远是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
何清涟从事的研究课题既无经费，也无官方配合，有些甚至是无人涉足、不好深入、难以报道的。但她觉得自己是通专业知轻重的“匹夫”，有责任去研究揭示。她曾历时两年深入一家正进行股份制策划的企业，发现了许多问题。譬如该企业为通过审批，竟串通某会计事务所，半年内三改资产规模，同一笔资金，三次送政府审批时竟相差1亿元之巨，而政府部门未提出质疑，个别主办官员甚至还指点如何修改数据，以便审批时获得通过。而此类事情在当时盛行的股份制改造活动中相当普遍。何清涟通过大量事实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些国有企业搞所谓“股份制改造”，并非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于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困难或藉此捞一把，其惯用手段是向官员送上权力股以获通过。《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所列的两个例证作了最好的证明：泰山石化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将泰安市级领导用股票拉下水；深圳原野公司国有股的比重几年间由60%跌落至1.4%。私人利益得到满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经桥梁。确凿的数据、严谨的论证、理性的思考、冷峻的文笔，令人折服，令贪官们害怕。
“改革”早已不是名词的解释与判断，真正意义的社会改革决不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甜蜜而浪漫的情调中行进。在每一路段都可能搁着鲜花及陷阱。而揭示陷阱比赞美玫瑰要多付出多大的勇气、智慧和深爱？
而今，《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已成为滴进社会命运中的雨水。这本书之所以成为大书，她所凭借的力量仅仅只是两个字：良心。
中国的希望在于已经出现了一批不再盲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具有坚忍的道德理想担当，并以社会批判为己任
我认为促成何清涟人生大书的是她的7个方面：1.切肤的中国底层平民阅历；2.较高的文学造诣；3.丰厚的历史学养；4专业化的研究水准和方法；5.对社会民生的参与和洞察；6.时代对她心灵的感召；7.人文情怀、报国深情。
何清涟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从1988年的《人口，中国的悬剑》到1998年的《现代化的陷阱》、1999年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和2001年的这本《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其学术视野和学术良心可谓一脉相承，用秦晖先生的话说，清涟女士的学问就是揪住“中国的真问题”或者说“真正的中国问题”不放。何清涟著作观点令许多人共鸣、赞赏但也令另外一些人反对，还有人讥称何清涟的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另一些并非学术利益集团的人则对此表达了看法：
“何清涟女士自称是《皇帝的新装》当中的孩子，虽是自谦之词，但是也说明她对当下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不言而喻，中国的学人只是些随声附和的撒谎者。不过，如果我们把中国民众的悲苦生活、社会的糜烂失序和中国学者不断发出的”奇迹”论加以对比，也许这个结论是真实的。我们的民族是在走向新生还是在步入深渊，这个不许争论的问题，其实是个无法逃避的真问题。曾有人讥称何清涟的文章不是学术文章，这大抵也是不错的。因为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何清涟的文章是上不了《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杂志的。然而究竟什么是学术，我们在经历了西方和苏联的学术理念冲击而后，已经了无传统和章法，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及其法则是需要重新确立的，这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无视发生在中国的现实，没有立足与中国土壤的关怀，不回应中国的问题，而只是关注着如何与国际接轨，这样的学术在中国是恐怕是不能久长的。五四以后中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在大学里教书，他们也许对美国的州法律、甚至镇的财政都十分熟悉，然而连中国的中央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却说不清楚，他们就这样在校园里授业解惑，他们的学术走出校园寸步难行，他们的学问是封闭的，其优秀者也不过是走向美国，加入那个知识共同体。观诸今日我们何曾进步！
也许日后我们要感激像何清涟这样的学者，如同我们的前辈感激顾准。我们的民族在呻吟，至少她纪录、描述了这样的呻吟，并且发出了呐喊。”
谈到近几年的经历，何清涟显得有点无奈。她很坦率地告诉记者：这几年做“名人”经历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除了经受了许多“打掉牙齿和血吞”的伤痛外，最大的好处是对人性、对社会看得更透了。她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成为名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人而是商品，一位有思想的学者如果成了所谓“名人”，那真是一种不幸。除了“安宁”不再之外，更难于让人承受的是毁誉齐至，尤其是那些信口雌黄的诋毁，有时候真是让人愤懑难平，百口莫辩。她用一个寓言来比喻她的处境：“一位农夫赶着驴子上街，被一贼人偷了驴，围观者不是指责偷驴贼不该偷驴，而是七嘴八舌地指责农夫的愚蠢与粗心。贼人则混迹在人群中，引导着‘舆论’。我想在眼下的中国做社会公众人物，真好比做“农夫”，酷评家与个别文化流氓如同那位偷驴贼，他们对你的不公正往往被围观者忽视，围观者很少想到你受到的伤害，反而帮腔指责你气量不够，少数不负责任的人甚至还说你“可能为人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遭到那么多的攻击呢？”这个“可能”简直等同于“莫须有”三字。至于网络上那些不负责任的匿名帖子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完全是下流之言。她谈到，早在1999年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现代化的陷阱》已经成为过去，这本书带来的荣誉、尊重、爱戴、嫉妒、仇恨、伤害、侮辱等也应该成为过去。因为生活在聚光灯下可说是种“镀金的灾难”。对于自己的种种遭遇，她说自己只能从另一个角度安慰自己，勉励自己将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侮辱与仇恨，当作一种难得的人生阅历与磨练。更何况，与更多爱她，尊重她的读者相比，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
公道自在人心。2000年10月，何清涟因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以绝对高的票数，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２０００）读者著作奖。这是全国广大读者给予她的尊敬与褒奖，这种厚爱更加坚定了她的道德自信与学理自信，并将此视为广大读者对她表示的真诚、珍贵的道义鼓励。
何清涟女士曾说过，人生宛如在路上行走，但在路上的境界却不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身在路上”，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到底是有限的，最后都难逃恺撒之悲；少部分人是“心在路上”，他们为心灵的自由而生活，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赋予人类文明以尊严与崇高，为人类留下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还有极少极少的人是“神在路上”，比如孔子，比如释迦牟尼，这些人留给人类的是他们那化育万物的慈爱，熔铸一个民族的精神。“心在路上”与“神在路上”的人生，是不能放置世俗标准中加以评判的一种生活。
借用这个标准来观照她的人生，何清涟女士属于“心在路上”这一类人。
何清涟，湖南省邵阳市人，著名经济学家。1956年生，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居深圳，供职于某报社，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人口：中国的悬剑》《现代化的陷阱》《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等。
1999年6月14日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
1999年11月28日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
2000年10月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以绝对高的得票数，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2000）读者著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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