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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3年8月6日
从《十八春》论张爱玲的思想及写作变化
李映孝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部小说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落笔。至此,张爱玲完成了她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十八春》描述的是发生在几个普通的痴男怨女之间十八年来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没有她以前作品中的浮华,也与洋场传奇和簪缨世家大不相同,但是贴近大众生活,情节跌宕起伏,意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当时“梁京”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张爱玲的读者从《十八春》的写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风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张爱玲。金宏达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缘〉)》中这样说,“读《十八春》读出原来的张爱玲”。的确,我们可以在《十八春》的很多地方找出张爱玲一贯的影子:
    第一,张爱玲最拿手的是心理和细节的描写,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到:“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十八春》这样的长篇著作,为张爱玲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表现舞台,她写世钧和曼贞的第一次见面,写世钧和曼贞恋爱中的心理和行为,写故事中主要人物十八年后的再次相逢时的心理,张爱玲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剖析和描写。
    第二,从张爱玲前期的作品来看,所有的人物都充满了悲剧的色彩,这源自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她的许多作品情节离奇,想象丰富。《十八春》在情节安排上,曼贞为亲姐姐所害,匪夷所思,遭遇坎坷不幸,世钧的软弱与猜忌,以及他与曼贞一次又一次的失之交臂,还有一个又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让整个故事笼罩在一种不如意,或者说是荒凉的氛围中。这是与张爱玲的“荒凉美学”所一致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张爱玲在《十八春》中还是体现出了她一贯的作风:不忘细腻的心理刻画和“荒凉”的感觉。
    《十八春》的主要人物有顾曼贞、沈世钧、许叔惠、石翠芝还有张幕谨和顾曼潞等。在情节处理上,以顾曼贞与沈世钧之间的爱情和遭遇为主线,顾曼潞对祝鸿才畸形变态的爱、石翠芝对许叔惠的少女时代的春心萌动以及张幕谨在他们之间的穿插,使得故事充满了悬念和小市民的感情周旋,体现了顾曼贞的坚强的性格。但是,《十八春》真正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它体现了张爱玲在新中国初期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变化和发展,即“变化中的张爱玲”。《十八春》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乃至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具有“文化纪念”的意义。《十八春》是张爱玲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对自身已成型的写作手法和一贯的风格的一种突破和尝试,它“透露出作者审美眼光和情趣的快速转换”。
    其一,在《十八春》的开头部分,世钧、曼贞与叔惠三人的相识以及世钧和曼贞的相恋等情节都充满了青春的阳光和朝气,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温馨和幸福。世钧和曼贞的爱情在最初的发展是那么的顺利和自然,读者不禁会期盼这份爱情就这样健康地发展下去。当然,这样的发展符合人的心理,可小说的情节并不顾念这许多,它似乎又“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了,一次又一次的巧合和擦肩而过,让读者提心吊胆,也让故事的主人公在坎坎坷坷地走过了十八年之后,终于错过了。至此,张爱玲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她自己也走入了她最擅长的悲剧描写。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也就是十八年之后,世钧和曼贞的重逢和对往事的释怀,又给人一种拨开乌云见阳光的感觉。最后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聚在了东北,“为人民服务”,对于世钧和曼贞这一对苦命的鸳鸯,“反正——只要是在一条路上走着,总是在一起的。”——这一切都是作者打造的“伪大团圆”结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像这样的结局是鲜有的。在张爱玲所有的作品中,我们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那种荒凉和故事中人物的悲剧性人生。要么是《金锁记》中曹七巧扭曲的心灵,要么是《沉香屑年——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人生态度三百六十度的转变,她的小说中是鲜有正常的人生和爱情、婚姻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十八春》和随后的《小艾》(1952年,同样发表在上海的《亦报》上)另眼相看,因为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的感情基本是完整的,正常的。虽然《十八春》中还有顾曼潞扭曲的思维,但在主角曼贞的坚强和柔韧的比较下,这已经不重要的了。
    其二,《十八春》中还体现出了张爱玲在政治观点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张爱玲在创作之初就企图超越政治,所谓“超党派”/“超政治”。她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花雕》中描述郑先生是一副“标准上海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但这也算不得是作者的政治观点,因为该文通篇都是郑家的荒唐事,并没有像《十八春》中多处讲到政治相关的事。比如,讲叔惠到解放区去工作,讲张慕谨“只想在乡下开家医院”,“但是在那种恶势力下,这是行不通的,哪怕你把希望放到最低限度,也还是行不通。”讲世钧和曼贞、翠芝也到解放区,讲叔惠的父亲也要去游行,“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十八春》中张幕谨语)。这些都体现出了张爱玲在解放初期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希望。同时,综观中国近代文学史,张爱玲也是少有的几个对新中国示好的作家之一。这是张爱玲的一个大的转变,她从一个企图“超政治”并且很少在作品中涉及政治的作家,开始朝关注政治的方向发展。《十八春》完成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初,整个中国都是一派新的气象,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如火一般,作者本人肯定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认可了马克思主义,才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正如“我对新中国的前途是绝对有信心的”(《十八春》中沈世钧语)一样。这还可以从张爱玲多年以后嫁给美国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作家赖雅看出。《十八春》中体现出作者的这种思想是与张爱玲以往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有所不同的,这是一种切合时代的思想,也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与“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金锁记》中语)的论断大不相同。
    有人认为,张爱玲前后两任丈夫一个是反共和叛国的胡兰成,一个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著名作家赖雅,这说明张爱玲在政治上的一种冷漠。其实不然,张爱玲是所谓的“坐直通车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一代女作家,她亲身经历了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时代,她用她“冷眼旁观”的目光审视人间的冷暖和人性的“恶”,这才有她前期震撼人心的作品。同时,张爱玲也亲眼所见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见证了新中国全国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才在《十八春》中体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好感。一方面,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分离,说明她在国家的大是大非上立场鲜明而坚定,另一方面,她与赖雅的结合也说明了她在共产主义方面的好感。
    金宏达先生说我们读《十八春》能够读出变化中的张爱玲,而夏志清教授曾说张爱玲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实现的是一种自我的蜕变,也是一种对悲观主义的背离。
    其三,毫无疑问,在张爱玲早期小说创作中,《金锁记》是其中极有分量的一部,这篇小说通过对封建没落家庭生活及人物的深层刻画描写,给予读者极强的震撼。我们可以通过《金锁记》与《十八春》两部小说的对比,更加清晰地认识张爱玲的巨大转变。《金锁记》毋庸置疑地与当时文坛的反封建主义的号召相一致,但从风格来说,最终没能跳出过去的圈子,小说情节终于是“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与此相反,《十八春》则大不一样,虽然人物的命运与遭遇,仍然充斥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荒凉之感,结局也是一种美中不足的憾然,然而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毕竟促使作者使用了新的表现手法,她突破了自我惯性,抛弃了原有的陈规,融入主体的生活。在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与人物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全新改变。
    “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是张爱玲人尽皆知的美学宣言,名之曰“荒凉/苍凉美学”,这正是她以《金锁记》为代表的早期作品的最佳印证。人物几乎全是不彻底的人物,结局几乎全是不完美的结局。她的美学主张与她的创作手法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我们在《十八春》中,看到了相当鲜明的善与恶的刻画,结局也有了差强人意的完美感。在新的政权下,作者笔下的年轻人有了出路,有了未来,在这一点上,《十八春》较之《金锁记》确实是有了令人欣慰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不仅力图否定旧有的自我,更体现了向新的政权投诚靠拢的巨大努力。
    《十八春》可以看作是张爱玲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后的创作似乎陷入了才思枯竭的境地,所以,《十八春》也可以视为是她最后一个创作高峰。正因如此,作者本人对该书很重视,众多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和学者也对《十八春》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如有“铁杆张迷”之称的水晶就写过《论〈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金宏达也写过《论〈十八春〉》及《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缘〉)》。金宏达在《论〈十八春〉》中说到“我们看重这部小说,是由于它对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一种特殊的意味。”
    《十八春》对“张爱玲的创作生涯有一种特殊的意味”,这种“特殊的意味”应该来自作者所处的环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玲家学渊源深厚,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其父熟知中国古代文化,但同时又跟满清末年大多数富家子弟一样,脾气暴躁而且堕落不堪,其母和阿姨又出洋留过学,是典型的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女性。父母的离异以及后母和父亲对她的虐待,让张爱玲缺少母爱和父爱,这决定了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因此,从小就受到的中西文化教育和影响的张爱玲从人性的角度更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她看清楚了旧中国的黑暗和人性“恶”的一面,她用她的才华去揭露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和冷漠,这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爱玲看到的是一个新生政权蓬勃朝气的发展,一切旧的东西遭遇了摧枯拉朽式的毁灭,新的事物新的意识形态不断产生,这无疑给作为“旁观者”的张爱玲极强震撼,这种震撼必然促成一系列的改变,而《十八春》正是作为这种改变的结晶而面世的。
    1966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修改,成就了《十八春》的另一个版本——《半生缘》,在这两个版本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半生缘》似乎是《十八春》对“苍凉美学”的回归,是悲观主义的反覆,但《十八春》毕竟客观存在着,作为特殊时期作者思想及写作变化的烙印,对整个时代具有“文化纪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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