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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文学与文学的纯粹
－－兼谈《丑行与浪漫》及张炜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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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总无缰
16年前初读张炜的《古船》的时候，我正准备到大学里的中文系读书，对文学的理解仅仅限于最直观的感觉，但那份震撼已经侵润了年轻的心，原来中国的文学也可以在民族自省和人性挖掘中达到如此的高度和深度，原来文学完全可以在政治之外树立得如此美丽。
那是新时期文学从“伤痕”转向“反思”的时期。张炜的反思带了更多的人本色彩，他把人群还原为未赋予阶级品格的本真状态，从一连串的苦难当中去思考人性和人权。于是，作为“人学”的纯粹文学追求便明显地凸现出来。
虽然《古船》在当时被鉴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而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它毕竟表现了改革中各种观念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也知道，在有着阶级划分和政治区别的人类社会中，任何文学都必须有它的生存背景，所谓的“纯粹的文学”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也就仅仅成为一种追求。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剔除种种功利色彩，让自己纯粹起来，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是我在读过张炜的新作《丑行与浪漫》之后的感悟。
一个星期以前，夜以继日地读完《丑行与浪漫》，便不可抑制地要写一篇评论性的文字，但每每动笔之时，都进入一种“失语”状态，忽然发现，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其实难以找到真正衡量的标准，故事的真实？人物的鲜明？语言的流畅与优美？还是结构的什么？这些写在学生作业后面的评语或许仅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肢解，都不能到达它的精髓。正如一幅绘画，画面写实或夸张，色彩明丽怪诞，完美无缺或残缺不全，都不可作为是否成为杰作的尺度，还是这种种表象后面的情感冲击与思想触动所带来的审美感受才是最好的判断，但另一个问题随之产生：面对同一件艺术品，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欣赏角度和解读方法，于是我们所说的判断标准几乎成了虚无。
《丑行与浪漫》写了一个叫刘蜜蜡的女子，胖硕而美丽，她如同一个“奔跑女神”，用了20年的时间在山东半岛流浪，开始是为了寻找她的一个叫雷丁的老师，这是她的精神之恋，后来是为了躲避命案也是寻找一个叫铜娃的俊美男孩，这是她的真性之爱。20年间，她始终带着最初出走时的书本，也始终听信雷丁的教导要成为一个“写家”，于是她一直都在书写着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她多情又多欲，在20年奔走寻找真情的过程中，因为表面的欲望甚至仅仅因为同情都可以随便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男子，但却因为抗击强暴而手刃恶人……
书中泼墨般地描绘了动乱时期胶东农村的封建专制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这种专制对人权随意性的践踏竟成为一种习惯和娱乐，在专制者被蜜蜡手刃之后，许多人“想想真是活得没趣”，真可谓触目惊心。
这或许就是那种纯粹的文学。它或许并不“真实”，但创立了一个迷人的故事空间，它所做的不是再现历史再现生活，而是要表现人的生存与追寻。评论家雷达说：“这是一部写爱的热烈和恨的残酷的书……这是一部清新澄澈的书，包含着当代人精神救赎的复杂内涵；这是一部突出大地神秘的书，摈弃了农业文明的乌托邦神话；这是一部情节相对单纯的书，但在故事的舞台上却盛满了精妙的细节，丰盈的想象，饱含新鲜汁液的语言……”
在如今的时代，《丑行与浪漫》出现得颇有些不合时宜。文学已经堕落到了只用来消遣的地步，一股股风潮都跟随利益奔涌着，“迎合”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主潮，于是在浮躁与喧嚣之中，新鲜出炉的几乎都是刺激感官的放纵图画和仅供果腹的精神快餐，不是满足偷窥邪欲的隐私展示就是成长经历的流水表白，没读过几天书的名人们和有点歪才的孩子们也于其中推波助澜，反而让那些靠写字谋生的专业的作家们失了分寸，无奈之中纷纷发出“快感”的“叫喊”，作为向世俗投降的白旗。于是，人们发现文学从来就没有象今天这样平易近人过，同时也简单得能把字组合成句便可以出本书，而出一本书，就可以叫“作家”了。
我们面对的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一方面给了那些被泥土埋没的金子闪光的机会，但更多的还是助长了现代人对文学的误读。在这里，文学已经变成了连缀的文字的代名词，似乎识的几千汉字便可以“文学”起来，写过几篇文字就可以“专业”起来，大家怀揣着一种无知的无畏，不是翻检自己平淡的经历，就是发出人云亦云的所谓思索，或者拿出浑不吝的劲头抓住一个骂不还口的目标，让泼妇的形象成为所谓“酷”的造型，而更多的，还是那种无厘头的游戏搞笑之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可叹的是，响应者和拥戴者甚众，彼此心有戚戚，相互欣赏，于是，小说流为简单的故事，评论变成谩骂的发泄，诗歌或许就是换行键的使用练习……
（我知道有许多人面对评论喜欢用“你又如何”的孩子式的诡辩技巧来做反诘，在这里就必须把自己摆出来：我的看法仅仅是看法，与实践大有距离。因为我也在网络间混迹，写小说写诗歌写评论，因为水平所限也在这个普遍性的行列之内。而网络上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颇具艺术水准的作品，令我们仰视，比如《蒙面之城》。）
1995年，我的学长萧夏林曾经发起过一次“抵抗投降”的论争，他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序言中说：“我们看到，理想信仰艺术和良知不再是中国作家心灵的依仗，金钱的欲望犬儒的幸福成为中国作家们的快乐和追求，……他们放弃严肃和真诚、泯灭对苦难和正义的关怀冲出道德和良知的长城，彻底放纵自己，解放自己，沉醉在堕落的自由中。完全不靠心灵写作，只靠玩故事玩词语和玩技术，进行一种油头粉面的文字游戏。……于是，我们就看到媚俗投降背叛的痞子文学、性乱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喷嚏文学等文学垃圾，在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大街小巷空前繁荣……”虽然有些过激但并非全无道理。
也许因为萧夏林自己并非作家，被人一句“你又如何”便封了口，也许他所选择的“理想派”作家人数太少而激怒了更多的人，所有的原因可能最终归结为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独闯北京的势单力孤的文学狂热者，这次论争昙花一现，他的“抵抗投降书系”也没有出全，而最初出版的两本，就是关于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和关于张炜的《忧愤的归途》。
《忧愤的归途》主要是张炜自己关于文学的思考和关于他的小说《九月寓言》的评论，书的名字取自他在1993年发表在《文学争鸣》上的一篇同名短文，短文最后说：“金钱杀不死人心。无论世上的秩序多么混乱，高贵与卑贱之分依然存在。就这样认为着，坚持着，并以此抵挡自己的堕落，也抵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和悲伤……”
张炜一直都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他默默地“融入”胶东半岛的“野地”，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象渺渺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愿冥冥之中的手为我开启智门。比起我的目标，我追赶的修行，我先得多么卑微。苍白无力，琐屑慵散，经不住内省。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远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那样，漫长的消磨和无声的侵蚀我也能够相伴。”（《融入野地》）于是，从《古船》到《九月寓言》，6年的时间磨出了另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然后是《柏慧》、《家族》、《你在高原》、《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直到今天的《丑行与浪漫》……一步步走过来，对人性的表达越来越深入，对文学的实验越来越纯粹。或许在喧嚣的世界中越发的波澜不惊，但每一部都在文学界掀起不小的波澜。
张炜用自己的文学营造了特殊的精神领域，一个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人物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磨屋边的端坐了40年的抱朴（《古船》）、魔幻色彩的种种乡村传奇（《九月寓言》）、家族冲突中飞扬奔跑的红马（《家族》）、还是葡萄园中的独守（《柏慧》）、寄情“蜀葵”的怪异的画家（《能不忆蜀葵》）、胶东大地上奔跑的女子蜜蜡………这些被创造出来的情感和意境都鲜活地树立起来，为他的精神坚守增加着支撑。
我们无意于在文学的是非中多费口舌。写这些，仅仅因为触动，因为喜欢，因为感动于张炜的坚守与追求。他是也希望有更多的能够震撼心灵的作品出现，也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们，喜爱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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