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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拽出“尾巴”的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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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永
江南天坪山区，房前屋后常见蛇蝎蜈蚣，山林中时有野猪狼的影子，雪后山坡上则可见奔跑的麂子。1971年夏，隔壁“17—6”房间里的谢志汉，夜晚从井口下班路上竟然逮只穿山甲。那只可怜的满身鳞片的穿山甲，暴雨时在碎砾石路上爬，谢志汉用穿着长统矿工靴的脚踏住它的尖尾巴，逮将来，栓在床腿上。听谢志汉“踏住穿山甲尾巴”的叙说，我真为这只长了尾巴的穿山甲悲哀。
嗚呼，尾巴……那个岁月，天坪山矿有些人，也是无可奈何长有“尾巴”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一个人群中，都有雪中送炭的善良者，也不乏落井下石伺机下蛆之徒。有的人，法眼无边，能见人所未见，对有些人的“尾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但也有人，瞅准火候，故作大惊小怪，以拽出他人“尾巴”为能事。周围冒出这样的能人，被拽住“尾巴”的人，就象谢志汉脚下的穿山甲一样，只有自认倒霉，悲哀地认栽。1974年除夕，准备与一个文盲女子成亲的陈老师，在天坪山下就又狠狠地栽了一回。
那年腊月，皖南天坪山区格外寒冷。家在外地的矿工纷纷离矿，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过年。我们几个同学，约好不回乡，就在天坪山矿上过年。加上西矿兆祥也过来，我们四人，聚在天坪山脚门上印着“17—5”的我那间宿舍里过年。年二十九上午，风雪交加。“17—5”那栋平房西头的自来水龙头，晚间就冻住了。我们只好拿脸盆，在门前厚厚的雪地上，搲盆雪回到屋里烧水。
第二天天亮，雪还在飘。嫌冷，我们没起床。睡在对面床上的老银说，“怎么，我听着有人在哭”。我说“年三十了，哪有人哭”。再听听，果然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哭泣声。纳闷的我，起床、寻声，原来哭泣声是从东边我隔壁“17—4”房间发出的。我趴到“17—4”门上，从门缝仔细一看，竟是职工子弟学校的陈老师哭。斜歪床上的他，肩膀抽颤着。床头地上摆着二蓝子鱼肉。
陈老师是1973年春天来矿的，那时我进矿已近四年。来矿后他分在三连（运输队）。文革期间工矿学校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单位内部的队、车间、班级则改称为“×连”。那时天坪山煤矿掘进队为一连，采煤队为二连，运输队为三连，机电车间为四连，开拓西部那个队叫五连，还有个回采A槽煤的独立排。陈初进矿，天天就在负60底大巷推大矿车，长于围棋的范小平和我同在五连。
范小平少年受过专业训练，具有扎实的围棋功底。十六岁从合肥下放，棋子棋枰随身带。招工来到池州东缘的天坪山煤矿，他那块栗色的棋枰及二盒黑白子，也吸引了不少青年矿工。1973年3月的一天，在范小平宿舍的棋枰前，我看到一个黑瘦精干的人在与小平对弈。那盘棋小平饶其四子。俗话说“棋高一着，蹩手蹩脚”，一局终了，点目，小平仍然赢了五目。之后，小平在栗色棋枰上摆上四个黑子，向我介绍：“这位是科技大学新分来矿的陈某某”，要我执黑与之对弈一局。我绞尽脑汁，还是输给了饶我四子的对手。这个黑瘦精干的陈某，就是早已耳闻的那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五• 一六分子”。
陈是湖北荆州人，1964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文革狂飙突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中科大党委书记刘达，随嘴说了一句“小聂在延安时可够风流的”，被人揭发出来。贫农家庭出身的陈，怀着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的痛恨，奋起造刘达的反，积极参与批斗、关押刘达。哪想，文革中北京高校风云诡谲，受人唆使的首都红卫兵派系林立，一司、二司、三司，天派、地派之间就象红楼梦中所说的“乌鸡眼似的”，互相争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工宣队进校后，响当当的造反派陈，也因言语不慎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实施了专政，与“黑帮分子”刘达关到了同一间牛棚里。牛棚里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林彪“折戟沉沙”后，刘达被解放，1972年9月再度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这时的中科大已落脚在合肥。本应1968年就离校走上工作岗位的陈，在刘达老人的关怀下，也走出了“牛棚”。拖着“五•一六分子”这条黑尾巴，分配到皖南的天坪山煤矿。
陈在黑咕咙咚的矿井下推了大半年矿车。后因初办的子弟学校缺中学教员，就将陈调去了学校。陈就从茶炉房旁的运输队宿舍，搬到了东三风井与东四风井之间的子弟学校去了。
当了老师的陈，时近三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远离城镇的天坪山煤矿，男多女少。矿上的男人个找对象实在不易。考虑到自己的“尾巴”，所以陈也没报什么奢望，凑乎找个女人，成家算了。他托运输队的老师傅帮自己介绍了胖胖的不大讲话的女绞车工。谈了几个月，女绞车工的父母对他也较满意。腊月里邀请他，不要回湖北荆州老家啦，就在“准岳父”家过年吧。陈老师冒着鹅毛大雪，前往30里外的江边大通镇买了鸡啊鸭啊鱼啊二篮子年货，送进了“准岳父”家。年三十清晨，喜滋滋的陈老师，顶着漫天大雪来到女绞车工家，哪想“准岳父”满脸冰霜，指着摆在地上的二篮子年货，要陈“带着这二个篮子，马上离开”。
陈老师“准岳父”家，与“17—5”那栋平房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风雪中，拎着两篮鱼肉的他，伤痛欲绝，实在不知往哪儿去好，走不了几步，拐进了我东隔壁的“17—4”房间，抽泣了起来。
我劝了半天，陈老师只是哭。其他工友悄悄告诉我，原来女孩家隔壁一个道貌岸然的男绞车工，头天晚上提醒他“准岳父”：陈是个“五•一六分子”，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愚昧无知的“准岳父”是个井下钉道工，经这个道貌岸然邻居一开导——指点出陈老师身后那条“五•一六分子”的尾巴，顿时就后悔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漫天大雪，不管过年不过年，也不管之前的许诺，“准岳父”毫不客气地将陈老师“请”出了家门。陈老师，就这样迎来了冰天雪地的除夕。
那个冰天雪地的除夕，我既恨陈老师没囊气——没老婆就不过了？更恨拽出陈老师“尾巴”，在陈老师准岳父家“下蛆”的那个男绞车工。
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在除夕早晨竟然被一字不识的女子赶出了家门，令人好笑又好气。春节那几天，陈老师被拽出“尾巴”之事，成了天坪山矿工喝酒和围炉烤火时的笑谈。笑谈中，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斥骂，斥骂那个男绞车工的缺德！
后来，陈老师只得在老家荆州找了一个女子，姓熊，也是一名教员。陈老师没调回老家之前，熊老师到天坪山矿来过二次。娴淑大方，与陈甚是恩爱。1980年后，陈调回湖北荆州去了。之后的20多年，他出差中来过天坪山矿两次。1989年底我见到了他。听说他已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是当地科委主任。1998年11月初，他找到董店我家时，我不在家。从那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岁月沧桑,陈老师的那条“尾巴”，大概没有什么人还感兴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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