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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哲
著名医学家谢海洲在解放前后曾在北大旁听，他在回忆文章《回顾我的大半生》中写到：“我出生在辽宁省绥中前所镇西门里，那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我记忆中我们家只有一个小药铺，平时不甚忙，每逢大集（每月三次，十日一集，各乡商贩，作买作卖，即今之农留市场）就在门口摆一药摊，同时在柜上坐堂看病，那是称祖父谢子厚当家的时代，我叔父比我大12岁，与我当时都是小徒弟。我祖父曾考过秀才，没有中举，即弃仕而从医，也曾教过童蒙，最终还是继其父志看病卖药。以后也逐渐传授中医学徒，他的徒弟几上毕业后，也为地方名医，如赵海亭、殷秀峰，不仅在当地，同时也在本县或邻县（临榆县）挂牌行医。别人称他‘名医出高徒’，但我祖父却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据我祖母讲，公公乃我曾祖父谢香圃，曾经王尔烈（清朝喜庆皇帝的老师，当时称其为压倒三江王尔烈）的介绍，到北京为宫中看过病，并得到赏赐。我曾祖父出身儒家，不为良相而以良医为终生职业，并传承下来。他们父子是既治外科跌打损伤、痈疽疮疡，又看内、妇、儿科，同时还能打丹、熬膏药、配制丸散等。
我从小就在这样家庭熏陶下成长，于劳动中学习，既习文，又学医，既学医，又学药。方法很简单，完全靠死记硬背，背后再领会，日久潜移默化。 我祖父是个老学究，家里有一些线装书，医书有三本，都是大部头的，一为《医宗金鉴》（自清至民国为民间医学教科书，官家以此为蓝本，做为考题之依据）。一为陈修园医学二十四种，陈为福建人，在北方为官，因此北方数省均喜读其书，因为陈的文学修养好，医学讲解，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所以书商也将别人的书，剽窃为陈氏之作，当时曾有陈修园四十八种（甚至还有七十二种）之多，可以说一半是伪作。另一本为《本草纲目》，记得我曾在1993年庆祝李时珍逝世400周年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为文论述《本草纲目》对我的影响。但我祖父教学生是从《医学心悟》教起，之后是陈修园著作，最后才读《医宗金鉴》。
及长，我有机会到北京入汇文中学读高中，由于受到师长的影响，我在诗书画以及为文（习作文章）上，下过一点功夫。同时对外语也不放过，因此至今仍能用英语作点简单的生活用语的交谈，这对我出国讲学减少了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
之后，我在燕京大学读了半年书，学校即停办了。我转学到北大，因为系别不合适，家庭经济拮据等原因，我没有更多的去上课。我曾从事过家教馆、写点报纸短文章、中学代课等，以后成为中药专家赵熵黄先生的私人助手及学生。我一方面又在北平市药学讲学所学习，同时还参加天津中医函授学校。跟赵先生时，为其查阅文献、志初稿、抄写文章、誉清稿子等，因此学到一些整理古文献的方法。解放后我曾去北大红楼旁听魏建功教授中国文献学的课，又在中华医学会所属的杂志充当兼职编辑，解答读者查询，向黄胜白老先生学习编辑与整理本草，使我积累了多方面的实践知识。
我在解放前后的市药科学校、医士学校、护士学校、卫生学校教过书，市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与工作。我晚上常跑北京图书馆看书写文章，给街坊邻里义务看病，这些都为成才打下了基础。
我现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从事临床，同时也兼职教学，还办了一个中专职校，也不时的写些小文章，指导学生搞科研、写论文。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文史哲、现代涉猎。我主张中西结合，我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虽身届古稀，便仍孜孜不倦，勤于学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能吃能睡，不生气，不着急，不紧张。我参加义诊，将有限的光阴贡献给一切公益事业。近年来我经常外出讲学及参加国际交流，特别注重对养生、食疗、老年病等研究，钻研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带好学生，积累临床经验，开展科研，总结规律。”
“我个人从‘文革’后‘复课闹革命’的七十年代开始，提出三大治疗法则，即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培本，然后我顺此治则线索推演，在治疗痹、瘘、癫、颅脑损伤后、中风及其后遗症等40余种疾病中取得一点成绩，我将这些内容心得体会写成约近200篇论文，我又在这些论文精炼编纂，写成《医药丛读》（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谢海洲论医集》（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并参加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编写的《医话医论荟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其中收载我的医话医论16篇。同时也不断看到一些编纂家，将我的论文收载汇编成册，那就不一一列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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