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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哲
北大老校友陶世龙在《递条子》一文提及陈毅在北大演讲时自称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据有关史料记载：“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陈毅与北大和李大钊确实有过较多的联系。
陶先生的这篇文章谈到了北大举办讲座时递条子的优良传统，现特全文转载如下：“我在北大时，经常有名人来作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参加，一般在北楼礼堂或民主广场西边的俱乐部，预计来听的人多，才安排在民主广场，象1949年春天，郭沫若和侯外庐从香港经大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刚到就来北大作报告，大家都感到新鲜，听的人特别多，讲台设在民主墙中间那个平台上，郭沫若说青年是人类的春天，到了北大，他沐浴在春天的海洋里了，讲得很激动，兴起时一挥手，将面前的茶杯挥到了地上，这热烈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陈毅、陈绍禹（王明）、萧华、荣高棠等来作报告也都在民主广场，陈老总是纪念‘五四’来讲的，是在民主广场中间塔的讲台上，四川腔我听起来好懂，他说他是北大半个校友，因当年他住在沙滩，曾到北大旁听，他的讲话很风趣，广场上不时发出笑声；茅盾也来讲过一次，安排在俱乐部，我去听了，他的口音实在不好懂，听不明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没有走；陈绍禹可谓臭名远扬，名声也就很大，到会的人特别多，至少大家想看看这人是什么样子，这次他讲婚姻法，联系到红楼梦和社会生活，口若悬河，不过就象欣赏一场表演，没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后来李立三也来北大讲过，但不知怎的没上过报纸。报告一般在周末举行，多半是学生会去请，因为北大学生名声在外，而且是娃娃来请，大人物也不好不给点面子，一般是一请就灵。
在听这些报告时，一项很有兴趣的事，是向主席台递条子。将自己对报告的意见、疑问和要求演讲人回答的问题写在纸上，折叠成一条再绕成个圈，这样传递时就不致散开。从下面一人接一人地向前传给大会的主持人，主持人收到条子打开看一下就交给讲演者。传递时大家都遵守一条规矩，决不拆开来看，因此除了主持人，别人不知道纸上写了些什么，而主持人则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就保证了大家无顾虑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
条子中的意见，有些是对讲的太快太慢或罗嗦这一类演讲技术意见。对内容上提出意见的时候也很多，有的演讲人当场就回答了，这样便从单方面的灌输变成了互动的讨论。有时条子中提出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立三来讲演那次，主题是中苏关系，时间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条子中提出：苏联为什么占据旅大？为什么搬走东北的工厂设备？新疆中苏合营的有色金属公司他们的股份为何要过半？还有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这些问题；还问到了你对立三路线现在怎么认识？
面对这些难题，李立三一一回答：苏联不占旅大，蒋介石早占去了；苏联占着解放区还能有个通向外面的窗口。（是的，郭沫若他们就是经过这里进来的）但马上就有有条子递上去，问：那么现在该还了吧。回答：现在还有美帝，苏联在那里是替我们看大门。
苏军为什么把机器搬走？答案相似，他不搬就是蒋介石的了。同样有条子追问：现在为什么不还？回答是：那些设备已旧。他们会用更新更好的设备援助我们。
新疆的有色金属公司的股份苏联占的多了，大概李立三也不认为是对的，只是说：现在我们没力量，资金技术都得靠人家，他要多占点也只好如此。
李立三承认苏军在东北纪律不好，解释为那时战争已打了几年，苏军伤亡很大，到东北的军队有许多是刚征集的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对这些问题苏方已做了严肃处理，还枪毙过罪犯呢。
对立三路线没有多说，慨叹一声：那时年轻嘛。
李立三对递上去的条子的回答，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能使同学们完全满意，但感到他是个老实人，是在说实话，态度是诚恳的。因此，仍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他的报告会，包括校内自己开的大会上，都少不了有人递条子，但都不象李立三报告这次那样精彩，已记不住了。
递条子也不光是提问题，还有对讲演人表示鼓励、希望和发表感想的，碰到这样的条子，主持人常选择一些宣读，顿时会场就会活跃起来，台上台下融合成一片，这样的场面在当时也是不少的。
因此我以为这递条子，也是北大民主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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