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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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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赋
“王总，请问，能不能……”我走进总经理室，倚门站着。总经理抬起头，给了我极为严肃的一瞥，刺得我的身体几乎缩小了一半。我的声音只有自己听见。
“什么？”他严肃地问。
“我是想问一下，……”我已经说不出成句的话来，便索性闭了口，递过手中的休假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受到家里一再的催促，我决定请一周的假，回去办理婚事。象我这种晚婚的情况，本可以休半个月的婚假，但我觉得一周就足够了。
总经理签上“同意休假”几个字，然后交予我，仍然用那严肃的口吻说：“休正当的假，没有必要那样躲躲闪闪、谨小慎微——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小？”
这戳到了我的痛处。直到今天，我仍十分地惧怕权贵、惧怕领导。有时候，内心里正源源不断地向他奉送着自己对他的轻蔑，举止间却明显地表现出自己正多么怕他。任何一位领导，总或多或少地有些居高临下、恃财傲物的习气，喜欢借工作的名义来压迫我们，借压迫我们的机会欣赏自己颐指气使的风度。如果他不能诚心诚意地把自己放在和我们同等的位置上，不把我们当作友人来对待，我就不可能坦然面对，也就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和他说点什么。这是我多年来的痼疾。少年时求学的经历，使我落下了这个疾病，至今没有治愈。
我十二岁时即离开父母，到三十里外的重点初中念书。记得刚开学的那一阵，因为留恋在家里的生活，几乎每天以泪洗面，只想回家去，哪怕一辈子在家放牛。待到星期六下午，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星期天又不想返回学校，非等到星期一的早晨，迫不得已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赶赴那炼狱般的学校，结果自然是迟到。这时候，班主任老师便要把我叫到他的房里进行整顿、臭骂，并给起了个“六一先生”的绰号（意即我惯于星期六回家、星期一返校），使我在那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感到害怕、委屈、自卑。但是，浓烈的思家恋家的结果，使这种状况一再发生。我也在老师凶神恶煞的样子面前，变得忧郁、怕事起来。我的开始感知到世态的凉热，便在那一时期，不过十二三岁。那是一个崇尚“苦”读的年代，任何学习上的投机取巧、偷工减料，都被视为异端。伙食是非人化的，常常是吃一些霉变的饭菜，回想起来，没有把命读掉，已是万幸。家庭的困顿、父母的期望，简直就是绳索、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可从来就没人问过我，我到底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而更大的打击也就在随后我读高一时到来。我到了新学校后，发现班主任又是个严格的老教师，心里不由有些慌张。其时我已不再是“六一先生”了，但初中时代的往事已铸成我胆小怕事的性质。我也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醒悟过来，觉得应该通过反叛，来偿还过去所遭受的一切。我在作文中以伙食太差为引子，对学校当局进行了深入的批评。语文老师恰恰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学校召集各要员开会，认为我罪大恶极，于是派了个青年教师去我家，把父亲叫到了学校，要让我退学。这引起了我十足的仇恨，不为别的，只为父亲受到打击的尊严。十分尊爱父母的我，让他们因为我而受到侮辱和责难，当然无比难过。后来勉强读完那个学期，高二我便转了学。
转学时遭受了很多挫折，这使我更加忧郁，也更感孤独。我开始沉浸在学习中，苦心读书。过去的事使我渐渐明白，在学校里，教师就是权威，他们常常左右着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我从此对于权贵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恶与惧怕心理。我开始远离各种组织，以一个纯粹的“弱者”的身份，观望着身边倥偬的人事。我活得默无声息，但却获得了一种不介入的自由。我不知道这应该归于我自己性格的可悲，还是极权化的学校教育的失败。我不断地想，他们在惩治我的时候，想到过他们的做法没准会影响我的一生吗？他们惩治的方法，难道就只曾在我一个人身上应用过吗？惩治学生的时候，作为教书育人者，他们考虑过少年的童心与顽性、考虑过我们共有的恒久的人性吗？难道，他们有资格把自己少年求学时所遭受的专制精神的桎梏强加于我们而让那些老朽的制度一代代恶劣地流传下去吗？
我记得，也是在读初一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在课间休息时踢脏了白色的教室内墙。班主任把他叫去，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训话与关押。那个同学还只有十岁——他父亲是工程师——后来再没有上学了，浪迹于芸芸社会之中。去年我回乡的时候，听人说他已进了班房。我想起这个早慧的孩子曾是多么天真活泼，我已说不出话。
我时常想起中学的英文课上，我们曾经激昂地念过的雄辞：
“——ALL THESE THINGS ARE TO BE ANSWER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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