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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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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对湖泊的称呼很有些意思。叫“湖”的当然最多，可不称作“湖”的也不在少数。西藏叫“错”，内蒙的叫“淖”，这两种称呼多半是居住那里的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关外有些叫“泡”，如辽宁的月亮泡；新疆的也称“泊”，比如罗布泊，虽然已经干涸了很多年，但还是很有代表性；河北的叫“淀”，白洋淀是其中的典型；内蒙和云贵的一些湖被人为地夸大了，称之为“海”，比较有名的是“洱海”“程海”，北京大概是因为缺水的缘故，也把不大不小的湖叫海，我就曾经在北海上泛舟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丝毫感觉不到海的景象；当然也不能忘记云南有个著名的湖被称做“池”，滇池，同在一个地理方位上，洱海被叫做海，而滇池却被描绘为一个水池，仔细想一想会感到些许的不可思议；再深究下去还有我们台湾的日月潭，一个“潭”字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至于对湖泊还有多少其他的称呼，我们不再罗列下去，单从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上，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博大了。
原先，在我们老家那个湖还存在的时候，家乡人对湖有种很实在的叫法：“水汪子”，用家乡话说出这三个字来，很有些轻蔑的味道，仿佛是在称呼夏天大雨滂沱后庄稼地里的涝像。但我记忆里那个湖是很大的，大得有些浩瀚，每每站在岸边脱衣服的时候，心理上总是肃然起敬，可是家乡人就那么叫它。直到水汪子完全消失掉后，我才忙不迭想查一下这个湖的学名，奇怪的是，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线索，地理书上也没有记载，那么大的一片水，按照我记忆的丈量，面积应该要超过北京的北海很多倍，怎么会没有记载呢？要说这也难怪，在青海西部工作的时候，曾经住过一个三万人的大镇子，叫花土沟，这个地方在1：600万的中国地图上也是没有记载的，相反，在同一张地图上的新疆版块里，却标注着“一碗泉”这个地方。在一碗泉我也宿过营，那儿只长着一棵白杨树，两户人家几间破土房，草地上有口咕嘟咕嘟翻花的泉水，一群羊呆头呆脑地吃草，仅此而已；而花土沟，则曾经是青海油田总部所在地，楼房林立，规模上无论如何要大过一碗泉，但后者的的确确被制作地图的人给硬生生抹掉了。如同我家乡那个湖，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只好去打听村子里的老人：水汪子叫什么名字？他们睁开诧异的眼睛，嘟囔了一句：水汪子呗。
据说，水汪子的水不是蓝色的，和蓝色不搭界，也不是黄色的，而是紫色的，那是一种被稀释过的紫，和落日后最后的晚霞差不多，但还有一点点忧郁的灰色，大约是因为喝多了水汪子的水的缘故，家乡老一辈的人，包括我，我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忧郁的紫色，说不上深沉，但总有点愁眉苦脸的味道，那时候，如果在集市上远远见着一个紫脸的人，不用问，准是我们村儿的。所以，远近四乡又叫我们菊花村。想一想，有道理，水汪子的水之所以是紫色的，跟水边生长着大片野菊花有关系，秋后，成片的菊花开败了，菊花瓣儿随秋风铺天盖地飘进湖水里，水汪子就变成了菊花湖，花的颜色渗透进水里，水就紫了，于是湖里的鱼也都是紫色的，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些个紫色的人，就有了我们的菊花村。菊花村的孩子有不少是降生在水边的，母亲依在水边洗衣服，躲在菊花丛里洗浴，水气动了胎气，孩子便一溜烟出来了，嘴里衔着菊花瓣儿，象鱼一样扑腾着怪叫。
一桩盛大辉煌的事物突然失踪，本就是件忧伤遗憾的事，这样的遗憾不光存在于我们的乡土上，新疆的罗部泊和水汪子具有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九五几年的时候还有人在罗布泊中见到过身长五米的大鱼乘风破浪；再上溯到瑞典人斯文赫定中亚探险时代，他竟然可以率领他的船队从沙漠边缘的库尔勒出发，沿孔雀河一路到达罗布泊的水中央。今天的罗布，不过是一片风暴肆虐的乐园，核爆后的天空诡异黯淡，残存的罗布老人皱纹堆垒，连咀嚼鱼肉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期间不到百年的跨越，一个五千平方公里的大湖就彻底完结了。
今天我们的村子，空留了一个菊花的名字，那些绚丽的花朵也已经随着水汪子的消失而消失，村子里的乡亲也渐渐褪去了脸上的紫色。我最后一次回家乡的时候，水汪子的遗址上早密匝匝盖起了房子，原先一些流着黄鼻涕的小子们，现下也拉着媳妇的手出来打招呼了。但无论如何，正如没人能否认罗布人是罗布泊的后代一样，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菊花村的人都是地道的水汪子的后代。
2
因为水汪子的存在，险些使我忽略那条河。乡音里，尤其是老人，总是把“河”这个字发成“活”的音，“强子，活里涨水没？”，就是这样说话的。“活”字莫非隐含着辨证，因为在我们的眼睛里只有河水是运动的，是活着的，而对水汪子，虽然意识里恭敬，口头上却没有多么客气的叫法，水汪子再大，也不过是一片死水而已。
我们的河旱季和涝季都很工整，永远都是那样如一，水涨水落也只不过从宽度上有一点变化，而流动的姿态，说不出的从容稳健，很像一个乡土上的紫脸汉子，蹲在地头上默默地抽旱烟，一举一动透着厚道和忠诚。它虽然安稳，但包容的东西却很多，你说它是一条路也行，说它是一本书也行，总之它是一条可爱的水脉。西部，拿塔里木河来说，太极端了，对，用这个词形容它很恰当，春天泛滥起来，有着热恋的气势，似乎对每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浇灌的欲望，而后，开始萎缩，挥霍掉了所有的热情后，变成了窄窄的一条，灰溜溜藏在林木沙丘中游动，鬼鬼祟祟，琢磨不定。
水汪子曾经是菊花村人一块精神田园，人们在水汪子里洗浴游乐吟歌谈爱情，但水汪子却从来没有像河那样贡献出丰盛的水产。原先水汪子里只产一种紫色的鱼，个头很大，这种鱼据说只有在清明祭祀的时候才被端上祭台，供奉祖先，而活人却拒绝吃它。中国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乡俗。我只说我走过的地方，比如在新疆的某个村落，那儿的维族人从来不吃三尺以下的鱼，其中的奥秘无从可知。家乡的这个风俗后来是被一场大饥荒大破的，或者饿死，或者活下去，人们选择了后者。等到我能够吃鱼的时候，水汪子里却已经不再盛产那东西了。
我们的河则慷慨的多，我见过家里的鱼景，房檐下，屋顶上，挂满了剖开肚子的干鱼，墙角处的水瓮里腌着的是鲫瓜子，大锅里蒸着的是白鲢子。大姑喜欢吃青虾，二姑喜欢吃螃蟹，奶奶偏爱河蚌，各取所需，全拜那条河所赐。鱼多得让人生了厌倦，睁着眼睛，好似生活在水里。
爷爷是捕鱼的好手，单看他耳房里准备的器械就知道了。粘网，支架在河的水窄处，人在在树下悠闲地抽烟，只等鱼自己撞网就行；旋网，很常见，在南方也见过，捕鱼的动作也相仿，人站在岸上，两臂一轮，鱼网铺天扯地打着水，一网打尽；抄网，做工简单，一根棍子扎着一块纱布，但很实用，爷爷年纪大些的时候甩不动旋网，就用抄网抄鱼，一大早搬个马扎儿坐在石头坝上，布兜子里装两块奶奶烙的面饼，不紧不慢地抄水，一天下来，大鱼小鱼虾米，哪回都能有十几斤的收获。还有一种抬网，需要集体作业，适合浅水区，四个紫色的汉子分立四角各持一端，唱着号子，边走边作业。最恐怖的一种叫搭钩，一根粗绳子上均匀固定着几十只锋利的铁钩子，两岸的人各持绳子的一头儿，不住手地扯动绳子，这个专逮大鱼。就说那一年，村子里有个传闻，说河里来了一条特大号儿的鱼，头有黄牛身子大，尾巴像杨树杈子，这个说是鲸鱼，那个说是鲨鱼，此河通连着海脉，只不定是什么怪鱼游了进来。大人们星夜围捕，使唤的就是搭钩，终于在某刻，绳子上忽然沉重起来，人们一声聒嘈：上钩了。收起绳子检测，灯笼下，目瞪口呆，却原来是一具女尸，已经泡得发白发涨。
看我们乡土上的人捕鱼术是一种享受，其它地方的渔人，比如在边疆看到的渔夫，简直跟我们没得比。塔里木的渔夫通常都是一付懒洋洋的样子，既不虔诚也不专注，左手划独木舟，右手攥一根短棍，痴痴呆呆地瞅着水面，一有鱼影子浮上来，立即当头一棒，把鱼揍得七窍流血，还有比这个更笨拙的捕鱼术吗？当然，塔里木河也是一条好河，但比起我们乡土上的河来，就差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
水汪子消失后，河便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湖的图腾地位，一些原来在湖边做的事，慢慢搬到了河边。菊花村像我这样在“外头”跑生活的人，如果带了女人回来，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到河边看风景，感受草木幽深，河风飒飒，似乎这样洗礼一次才能预示着她被真正接纳到了这块乡土上，你得对着河水跟你的女人讲，这河里的每一朵浪花背后，有多少好处在里面。原先我是极羡慕这个仪式的，当年，村里一个当兵的族哥带着他的东北女人回来，我好多次都跟在背后，听他们在河边说“侉子”话。好在我也轮到了，在边疆结识她的时候，我说咱家那河咋样咋样，好地方来好风光，可不一般。后来羞答答回了乡土，兴冲冲到了河边，我却惊呆了。我们的河竟变成了一条水沟，狭窄的一步就能跨过去，没有了水草，没有了野花。我患得患失地看着她，她分明在嘲笑我：那河呢？那鱼呢？那船呢？
“在大河上还有船行走的时候，朝霞总是从挂着露水的树林上空升起，水鸟在吃惊的一刹那欢腾起来，翅膀掠着浪花尖叫，雾色迷离，鲜花盛开，远远又传来姑娘的歌声……”这就是当初我给她描绘的景色。现在看来，那更像是一个巧言装饰过乌托邦，我悲哀地感知到，我们的河已经像父亲一样衰老，并且，它也将随着时光流进未来的岁月里，只有剩下河岸沙地上那一艘艘底儿朝上的船，那是记载大河曾经辉煌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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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与村子之间隔着一条长堤，堤和河之间有一大片狭长的野地，因为茅草太多，别的庄稼都长不成，只能种苜蓿，苜蓿先前是专门喂牲口的，赶上饥荒年头人就跟牲畜争食，也吃苜蓿，凉拌着吃或者搽粥喝，卡嗓子，即便这样，生产队里还是派人专职看守那点苜蓿，否则会有外乡人拎着口袋偷盗。我们管这块地方叫“圈”。
站在河堤上眺望“圈”这块地方，很有些幽深的味道，因为水源太充足，树长疯了，那一大片绿色开始泛滥。各种树木搀杂在一起长，争先恐后地获取阳光，枝杈交错在一起，看得眼花，有时候会以为柳树上长出了槐树叶子，而榆树上又结出了梨子。夏天钻在树木搭成的大棚子里里，仰面朝天躺着，四周是苜蓿花开，树叶缝隙间小鸟呢喃跳跃，白蛇嘶嘶游走，惬意。赶上雨天，空气幽暗，雨声如织，喜不自禁。我那时候高兴，是把“圈”当作一片森林来看待的。
可能是受书上的影响，我对森林有着异常绵密的情结。可严格地说来，我至今也没见过一片真正的森林。我曾到过的，勉强算做森林地方，是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可按照我的衡量，那林子太稀疏了点，远看还象模象样，一走近就露出了破绽，树与树之间的间隔太开，厚度也不够，森林应该是越钻越深，而那林子却相反，对一个热衷森林探险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够的，往往在你兴致盎然的时候，沙漠就出现了。上个世纪的时候，塔里木河两岸肯定不是这样的，从资料的记载上看，中亚的探险家们无数次在塔里木河两岸猎取大型动物补充他们的给养，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枪口下就倒下过野猪大鹿甚至熊，斯文赫定还追踪过新疆虎，没有繁茂的森林是不可能有这些大家伙的。上个月在某报刊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在塔里木又有人发现了老虎的踪迹，且悬赏捉拿，我一笑置之，南部新疆即使有老虎出现，那也应该是在天山深处，至于塔里木的胡杨林，现在野兔子最多。
乡土上的“圈”作为我心里那块最原始的那块森林，终究还是幻灭了。与水汪子的下场不同，水汪子是自然消失，而“圈”的毁灭是人祸。文革后期，一声令下，“圈”里的树木全部被砍伐，放火烧荒，折腾下来以后，除了茅草和黄土，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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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们的捕鱼队从河里钩出来的那具女尸，是陆村大队支书陆三帮子家的儿媳妇。陆村，是大河上游一个出产光棍的村子，女人投水的缘故是因为她和老公公“靠着”， “靠着”我们乡土上对“通奸”的统称，在这个事件里，隐含着老公公扒灰或者儿媳妇骚情的暗语。
村子里总是有那么几个风流人物。顺起，是大人嘴里说的最多的一个名字，按辈份他该喊我爷爷，他家辈儿小，据说这人和村里好几个女人“靠着”，其间的细节被大人们叙述得有声有色，音响，姿势，动作，表情，连我这样懵懂的小毛孩子听着听着都心驰神往。因为说的多了，所以顺起这个人难免带上了传奇色彩，每次碰见他，我都停下来仔细打量他。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人一年四季嘴角总是吊吊着，微笑，衣裳也不像村里别的男人那样皱巴巴的，因为个子高，走路时显得飘忽不定。大家都说他年轻时是在外头混官事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了乡，因为父母早已经入土，又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就那么一个人在村里晃荡着，地又不种，他说自己捋不动锄头把，也不清楚五谷的生长节气，村里就安排他看“圈”，看梨树，看苜蓿地，开始还本分，一阵子下来，出了问题，不光本人不见踪迹，还把村西头马家的大闺女卷走了，人们猜测是顺着河下了天津卫，连追几天，没下落，只好作罢。半年后，这人却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被马家捉住连打带审，他也不急，吐着牙血道出了原委，马家姑娘在天津跟他翻了脸，一脚踢开他，转投了一个棉纺厂的工人，已经结了婚，他没地方去，只好回乡。马家人愤怒之余，却又高兴起来，闺女成了吃公粮的人，岂非坏事变好事，想一想还全亏了顺起的帮助，就此放过了他。生产队里看他可怜，本着改造的精神，又安排他看苜蓿地。
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老逃学，在野地里窜。顺起的房子就掩映在梨树地里，孤零零的，又矮又破，我知道那本是生产队里看夜的屋子，这人把父母留下来的三宅一院荒着，一个人搬到这里来住，很个性。有天逃学的时候我就跑到他那里玩儿，这人正在烧红薯吃，满嘴的黑，一见了我就塞给我一大块，唏唏嘘嘘吃完了，我们成了朋友，以后我就经常去。他会下套儿，在坟欠子里抓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煮来吃，我也跟着吃。有一回他用小刀剥一头尖嘴兽，剥完了却不吃，嘿嘿一笑，泡到了坛子里，他有个神秘的大坛子，里面装的是酒，能闻出来。他跟我说，那个东西是大人吃的东西，补肾，小孩子不能吃。肾是什么，我听不懂，隐约觉得跟“靠着”有关系。后来我在翻看《本草》的时候，偶然翻到一个条目，附着一只尖嘴兽的图，依稀是童年时看到的被顺起宰割的那一种，其中的注解是：“……补中气，壮阳气，益精髓……”顿时明白幼年时候的判断是正确的。剥完那只补肾的兽，他赶着去开批判会，村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批判一次落后分子，顺起是大会的主要批判对象。我见过他站在台上嬉皮笑脸心不在焉的样子，批判会间隙，居然忘不了冲着纳鞋底子的年轻婶子们暗送秋波。大概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反正是因为“靠着”的事情闹大了，顺起被抓去蹲了满城监狱，到我去外地上学也没见他回来。
我在边疆谋生之后，回家逐渐稀少了，最近一次从外地回家正是冬天，下了雪，满村子白色。在村口遇着一位老汉，赶着几只瘦羊，打愣神儿的功夫，忽然觉得老汉面熟，像顺起，那满脸褶子也难掩盖眉目间的轻佻。过后一打听，果然是他，已经从监狱放回来两年了。想着从前，我叹起气来，为这人的一生感慨：“都七老八十了，连个媳妇儿也找不上，腊月天还要在雪地里放羊，悲剧啊。”跟我聊天的人呸了一声：“悲剧个屁，那一堆羊就是他的媳妇儿，他天天和羊‘靠着’呢！不信的话你挨个去检查，都是母羊……”
五年前我还在边疆的沙漠里，某天忽然听到一个民工跟人聊天时说：“……你别看扁我，哪天我找个城市妞儿‘靠着’，看你怎么说……”。我蹦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一打听，果然是乡土上的人，居然是陆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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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在新疆踢足球，防守时不慎顶了个乌龙球进自家大门，队友远远地喊：“哎，你勺子嘛……”新疆人形容一个人傻，缺心眼儿，脑子里少根弦儿，或者聪明人做了愚蠢的事，都会喊他“勺子”，而真正的用来舀汤喝的那种器皿，却称之为“朔”子”，在这里“朔”字读去声。乌鲁木齐一带还有人称呼为“佛佛子”。进饭馆儿里吃饭，要是你跟服务员说：要把勺子，她定会吃吃暗笑。差不多所有的新疆人在一生中都明里暗里被人叫做过“勺子”，新疆有一千九百二十五万人，就有一千九百二十五万个勺子。“勺子”的意义很复杂，也不纯粹是为了贬低和漫骂，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其含义也随之变化。比如朋友间互相喊“勺子”，那就是一种风轻云淡的戏谑和亲密，父母骂儿女是“勺子”，那是一种化解不开的疼爱，依此类推，队友骂我“勺子”，大概也包含着夸赞我头球姿态优美的意思，我是这样认为的。
某年某月某日，我低着头在街上走，一个裹着纱巾的维族小女孩儿跑过来要钱，乞丐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基本上都掏钱，人文思想在作怪，可这一回我摸摸身上，没有零钱，只好歉意地说：没零钱。小女孩儿根本不理会我，嘴里像朗诵古兰经一样不依不饶：五毛钱给一哈，五毛钱给一哈……，跟了几十米后看看实在没收获，忽然脸色一变，吐出恶狠狠两个字：“勺子！”我目瞪口呆。
关于这个，乡土上相似的称谓叫“半贱”或者“死孩子”。前者并非“局部低贱”的意思，而是说这人大脑不发达，也隐含着一种伦理上的抱怨，人格上的轻视，道义上的讨伐，谴责的意味浓烈，嘲弄的意味浅薄；后者，则完全是一种咒骂了，在菊花村人看来，所有幼年死去的孩子，都是不吉利的象征，必是前世修下了什么罪孽，如此才会被自然扼杀在襁褓中。“死孩子”要比骂“半贱”其间诅咒的成份深得多，一个人“半贱”，说明其灵魂还有拯救的余地，若是个“死孩子”，那就彻底被否定了。在发音上，“半贱”发的是后鼻腔音，轻描淡写，不屑一顾，一带而过；说“死孩子”时，则要运足了底气，在唇齿间让那三个字打几个滚，打磨成钢珠，再恶狠狠嚼碎了，毒辣辣地吐出来，板上订钉儿，万劫不复。
我家前邻的菊根婶子先被人称作“半贱”，后来又变成了“死孩子”。单看人名，这个女人应该有着菊花般的婀娜，风摆杨柳般的情致，事实上恰恰相反，她的身材面相和菊花没有丝毫的联系，看到她你就会想起老坟里的大枣树，又黑又皱的面皮，说起话来能惊飞一树麻雀。她的男人菊根土性儿，半辈子都在她面前低三下四，一半是因为菊根天性老实，一半是因为菊根婶子为菊根家生产了两个儿子的缘故。说她“半贱”，比如因为生产队没收了她的几条干鱼，（那本就是她顺手牵鱼从生产队的场地上摸来的），她就站在房顶上骂了大半夜，从队长家的槐树骂起，到告密者下半身的某种暗疾，旁敲侧击，指东打西，直骂得月亮钻进云层星斗纷纷坠落才罢嘴。单是骂街，是不会被叫做“半贱的”，这反而会被赞许为泼辣，能干，一个不会骂架的女人也是一个不纯粹的菊花村女人。但问题在于，菊根婶子在骂街时是赤膊上阵的，周身上下，除了一条蓝色的粗布挽裆裤，什么也没穿，两只斗大的奶子在月光下颤巍巍青白耀眼，随着主人骂街的激烈程度恰如其分地表达着愤怒的等级，有点张牙舞爪的气势。村里人由此判定菊根婶子“半贱”。
菊根的老娘已经满头白发，半瘫在炕上，愁容满面地听着屋顶上的雷声，儿子低萎，媳妇像老虎，饭做得又糙，老人没有牙齿，玉米饼子咬不动，不断筋骨的青菜又哪里咽得下去，一到吃饭就愁，操劳一生，如此下场，罢了，只有等着天上下来人接她了。虽然这样活得艰难，她可不知道儿媳妇已经在打主意，时刻琢磨着怎么把她这个老累赘摆脱掉。
菊根婶子“半贱”，所以根本不避讳表露自己的心事，逢人就数落家里那个老东西的不好，屎尿多，占着一个人的名额却只会添麻烦。有一天她竟然明目张胆地跟齐曼嫂子打听：吃什么能让这个老东西死得快一点？齐曼嫂子是外乡人，新嫁到菊花村，慢条斯理儿地一笑，说：“我们那里有个说道，山药蘸白糖，吃了死得慢，而且看不出迹象来。”隔天，菊根婶子如法炮制，走一里路从代销点买来白糖，还支支吾吾不让菊根看见，山药遍地都是，由此，菊根家的老奶奶天天吃着山药蘸白糖，嘴里说不出好来，心里却纳闷儿：儿媳妇怎么忽然良心发现了。过了一个月，老奶奶变得白胖白胖的，菊根婶子起了疑惑，在高粱地里问齐曼嫂子：“哎，按你那法子做了，怎么我家那老东西白胖白胖的总不死？”齐曼嫂子笑了一阵子，说：“婶子你别急，那是回光反照，快了快了。”故事一传开，村里人都暗骂菊根婶子“死孩子”。
菊根婶子终究遭了报应，没得好死。有一天生产队里的牛滑到水里淹死了，只好宰了分肉，菊根婶子吃得太急太多，撑死了。而老奶奶却一直活得挺结实，那年我回家时还见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她拉着我的手呜呜哝哝说话，张开口腔让我看，粉白色的牙床上俨然长出一颗新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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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沙漠里作苦工，最忌讳的一件事是“洗脸”。新手出野外，总是抱怨风大沙子大，太阳无情，一到有水的地方就拼命洗脸，岂不知洗得越干净结局越悲惨。马东声是九六级毕业的大学生，来自西安，初到沙漠时总是把一张脸修整的很滑，开会时站在人堆儿里，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在营地里一走动，顶着风都能嗅出玉兰油的味道。等一出工就傻了。
非洲撒哈拉沙漠面积虽大，但绝没有塔克拉玛干这样险恶。沙子是构成沙漠的基本元素，就拿沙子来做比较，撒哈拉的沙子更像海滩上的产物，走起来不陷脚，金黄黄的看上去也很美，没有大风是刮不起漫天黄尘的，不然那里的贝都因人怎会气定神闲地跨着骆驼悠游呢？所以，塔克拉玛干比撒哈拉更象纯粹的沙漠，这里的每一粒沙子都已经被风研磨到了“小”的极限，却能用肉眼辨别的出那一颗颗玲珑的个体，沙子已经轻得像尘埃，只需二三级风就能飞舞起来，争先恐后往人身上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需劳动一天，汗和沙子就会紧密团结在一起，把脸糊紧。
有经验的工人才不管这个，照旧忙自己的活计，他们知道，这层沙子的铠甲会把皮肤保护得很好，过几天后回营地，拿水一洗，还是美男一条，与城市里妇女做面膜道理相同。马东声却背反了沙漠生存的规律，头天出去，正赶上一场风下来，他呲牙咧嘴，见着水就洗。塔里木的风是刀子，已经磨砺了千百年，砍落文明无数，远的说有楼兰王国尼雅做证，近的有彭加木余纯顺为例，该埋葬的已经埋葬，恶名声背了几个世纪，又何惧在你大学本科生的脸上割几刀？马大学生的脸上先是出现了一条条褐色的鱼尾纹，既而连成了片，摸上去粗砺拉手，感觉有些疼，但更多的是痒，痒的下一步是抓挠，挠的后果是出血。几天下来，一张F4的脸变得极其聊斋志异。我们自然见怪不怪，觉得很正常，而东声同学，回了营地却对着镜子抽搭起来。
我看一本书上说，洗脸这一日常行为里包含着宗教哲理，洗的不仅仅是身体，污垢去除的同时灵魂也在随之净化。我觉得在沙漠里不洗脸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一个沙漠居民的成长是伴随着脸上沙子的多寡来定义的，当一个人学会满嘴沙子吃面条而不抱怨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已经被沙子清洗干净了，胸怀也博大了，宽广了，包容了，因为他的心里已经装得下一个浩瀚的沙漠。
乡土上也有不洗脸的范例。有人曾经让我猜这样一个谜语：说汉光一个月洗一次脸，却不洗手，你猜他怎么完成洗脸这道工序的？谜语里的汉光是菊花村里有名的一个懒汉。我晃着脑袋猜不出：用水龙头冲？把脑袋直接放到盆里涮？都不对。人家告诉我谜底，汉光每月到集上推一次头，就是理发，推头师傅给他洗脑袋的时候会顺便他给抹抹脸，就算洗了。我笑了老半天，想来这是近几年的现象了，因为早些年集市上还不允许开私人理发店。
汉光的行为无非是说明人的惰性，一个“懒”字在作怪。相比汉光，菊根的不洗脸则神秘的多。自打菊根婶子吃牛肉撑死以后，菊根就开始拒绝洗脸，即便大热天从洼地里收割回来，面皮已经像京剧演员，他也从不褪装。谁都问不出因由。从春天到冬天，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菊根如此执着地坚持着自我，毫不退缩。村里人都说，菊根是因为失去女人过于哀伤而精神失常。我却猜想，菊根这种坚持的背后，一定有些惊奇的理念在作怪，比如说，他是对人生的某种思索过于投入，从而忘却了这些躯壳上的烦琐，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达到第欧根泥居住在大桶里的执着程度。
由此看来，洗脸或不洗脸这个简单的行为，其内涵还是蛮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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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街”是菊花村人特有的一种失物招领方式。如果有人在路上捡到东西，一柄锄头，一捆庄稼，或者一只猫，晚上捡到者会爬到屋顶上，向着四下“喊街”。“喊街”时要仔细描述自己捡到的东西，比如要是捡到的是一只猫，那就会从猫身上的花纹到猫喜欢吃的食物，连同猫的性别年龄尾巴长短，一并传达到空中。“喊街”的优美程度因人而异，高超的“喊街”者，不仅在声度上高亢无比，而且都带着悠扬震颤的音色，急促时就像唱出来的滑彩，在有月亮的晚上听起来，很有些空谷回声绕梁三日的味道：“谁家丢了一个狸花猫啊……黑白花儿的有鱼腥子味儿哎……从满粮家后墙上过来的栓着半截绳子没铃铛……是个仨月的狼猫不是米猫……谁听见了到赶紧来牵啊……”在这一段“喊街”词里，狼猫指的是公猫，米猫指的是母猫。“喊街”的效果总体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失主不久就上门来，先是训斥那只猫给主人家添了麻烦，然后再道谢，交情好的，就手上茶，唠叨着坐到半夜，寻猫的事反而无足轻重了。
正如长城上的部队可以用烽火发送军情一样，菊花村千百年来就用“喊街”传递着自己的历史和道德，违背了这个形式，比如说窝藏了那只猫，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深刻的自责和愧疚，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上的规范，一个经常“喊街”的人必是一个自律本份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半贱”如菊根婶子者，只会站在房顶上“骂街”不会“喊街”，因此也落得撑死的下场。很遗憾的是，在有限的几次回乡印象里，听到的“喊街”次数越来越稀疏了，这只能说明，伴随着外面世界对乡俗的冲击，那些原本质朴而光彩的理念正在被疏离颠覆，并且时刻有沦丧的危险。我担心，随着水汪子的消失，大河的枯萎，“圈”的荒芜，随之而来的将是“喊街”的绝响。
令我慰籍的是，在边疆找到了一些听到“喊街”般的感动。
新疆很大，大到令一个初次见到它的人害怕，新疆的路很长，长得让人总是想起一生。若在沙漠公路上跋涉尤其如此。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原先是没有公路的，现在这一条，北起新疆轮台县，向南穿过塔里木盆地，把沙漠分隔为左右两个单元，直达盆地另一端的民丰县，全长五百多公里，两侧的防风带都是用博斯腾湖的芦苇插成的方格，算得上是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在这段漫长的公路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这条路上的车辆遇到有人搭车时，必须停车允许搭乘。因为在沙漠里走路的人都知道，不载上这个人，也许一条生命就完结了。这算得上是一种道义上的约束吧，仔细想来，其深刻处不在“喊街”之下。
还有另一种感动。一九九四年夏天在沙雅东部，一个维族的小女孩儿，大约十三四岁，风尘仆仆赶到我们的营地，已经筋疲力尽。其原因，只是她放羊时经过我们走过的荒野，在那里捡到了一件棉衣，便顺着车辙顶着烈日步行了十多里路跑来送衣服。接待她时，小姑娘只是不停地微笑，连汉话都不会说。把这件事与“喊街”联系起来不知道恰当不恰当，总之那一刻我又想到了乡土上的“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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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夜场”也是从前乡土上一件有意思的事。上中学的时候村子里还经常有电影队下乡，挨着村子巡回演出，其实放来放去也就那几部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等，看得熟了连情节也能背诵。人们最盼望着播外国片子，《老枪》是较早放映的一部，被黄土蒙盖了半生的农民乍一看到外国人接吻的镜头，就按捺不住骚动起来，倒也没人惊呼，只是好几百个身子一并颤抖着，在黑暗中咽着口水喘大气。每每看了洋片儿，第二日在庄稼地里劳动时一定充满了欢笑，人们尽情分析着外国人接吻时候的心理感受，模仿着洋人的眼神，过节一般热闹。一个问：“你说，大鼻子们要是吃了葱蒜那么咬着不味儿吗？”一个答：“半贱，人家外国人都刷牙，嘴里都是香胰子味儿，吃了葱蒜，也洗刷净了。”脾气大拉拉的灵芬婶子总是逗弄那个每月洗一次脸的汉光：“汉光，人家怎么咬来着？”开头汉光还腼腆，后来有一次他忽然站直了身子，两手扎煞开，学着《老枪》上女主角的腔调儿说：“啊，嫂子，亲爱的，我爱你……”说着话，对女人来了个老鹰抓鸡的架势，全场哄堂大笑。遇到外村有演出，也都早早地走路去看，披星戴月地来回赶。除了电影，也能看到民间剧团的节目，杂技口技魔术大鼓，我清楚地记得有次演出上一个麻脸汉子说快板儿：“……共产主义要实现，到那一天，我们穿，小皮鞋，花裙子，裤子都是料子地……”
任凭夜场里的演出多么枯燥，人们照样拖着疲乏的身子去欣赏，用那些有限的画面，灌溉着自己贫瘠荒凉的精神世界，可能在某个脑袋里也有过思索和联想，但那思索必是短暂而微弱的，是生活路上掠过的一只萤火虫，不足以让人们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也正是如此，乡土上的人们才会维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基本上能够用乐观的姿态在乏味光阴里的挣扎。
将近十年以后，我徒步走在沙漠晴好的月色下，沙漠闪闪发亮，我的脚步声在天籁下听起来有点单调刺耳。我要步行五公里到一个钻井队去，看世界杯足球赛，这是一九九零年，意大利之夏的揭幕战，我们勘探队营地没有电视，偏偏球瘾又犯了，这是不治之症，四年发作一次，这次赶在了沙漠里。我紧一阵慢一阵地跋涉，走到目的地时，电视上正踢得热烈，可惜已经是下半场，十五分钟后就结束了，阿根廷人被喀麦隆人1：0打败。我站在一大群穿着信号服的钻井工人中间，听着他们大呼小叫，那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些幻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乡土上“看夜场”， 后来眼睛一热，屏幕上走动的球员正化作两个正在接吻的模糊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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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有两种计量单位是公制的，比如买东西时，重量是按“公斤”结算的，走路时，路程是用“公里”来标尺的。不象内地，多少多少市斤，所少多少华里。我琢磨着这是不是跟新疆的居民芜杂有关，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吉克，回，汉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民族，遵循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极为重要。可对我这样两地来回走动的人来说，却造成了一些思维上的误差，早餐，同样是说“买一斤油条”，这“一斤”在石家庄市是一市斤，在库尔勒市买则多了一倍，上次表弟到新疆就闹了这么一次尴尬，自告奋勇去买早餐，结果愁眉苦脸抱了一堆包子回来，他跟人家说的是：“我买两斤包子”。
除了民族众多对规范度量衡上的需要，“公里”和“公斤“的称呼也包含着新疆幅员辽阔的内在表述。边疆什么都大，地大，风大，姑娘眼睛大，酒精度数大……都透着大气。第一年进疆时住在哈密一个团场，正赶上大风把兰新铁路刮断了，满街的瓜果运不出去，只好贱卖，上好的西瓜五分钱一公斤，一块钱买好几个沙瓤大西瓜。五分钱一“公斤”啊，便宜的要死。可轮到出门问路时往往就没那么开心了，一九九二年准备开车从库尔勒到喀什去，一打听，人家轻飘飘地告诉你：“不远，一千多‘公里’吧。”另有一个典故，清朝时东北的锡伯族人被派到新疆戍边，走了整整一年半，算算是多少公里。
听“公里”和“公斤”的叫法久了，也就没有了最初的诧异，相反会生出些夯实感来，相对于这种“实”，乡土上对年月的计算就“虚”得多。公历在这里被遗弃了，人们只用阴历农历计算光阴。比如叙述某人的生日时，会说“盼来是阴历四月初八的”，在这个具体日期后面再加上一长串后缀，“XX生下来的时候刚结柳絮儿；XX赶在芝麻拔节的时候，下了场雹子；XX是头拨儿鱼潮来的时候掉下来的……”等等，如果把菊花村人的出生日期如实记录下来，那将是一份生动的乡土年鉴，其间的雨量大小，收成好坏，婚丧嫁娶，水涨潮落，肯定一揽无遗。可阴历计算生日又是极其不准确的，新一辈的乡土人开始信赖起公历，某年某月某日说得很流利，与老人们的旧算法已然产生矛盾，因此，就产生了许多遗失生日的人，比如我，就不大能说的清楚自己的公历生日，我妈只是说我降生的那时候正是大旱，这就难为人了。我只好给经常给自己简历填上不同的生日，心里很是嘀咕，也不知道是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了还是缩短了。
妈妈倒是把我的年龄记得死，她咬准了说我今年三十三岁，很不耐烦地跟我比画：“你虚岁三十三，没错儿，那年大旱……”虚岁？乡土上的虚岁是个可怕的算法儿，一个母亲从怀孕起到年关算，即便是年三十儿怀上的，到初一也要算一岁；从初一到出生又算一岁，这么一扳手指头，一个人刚降生就已经两岁了。这肚子里的两岁就算“虚”上了。某天我跟女同事说起乡土上“虚岁”的逸事，她听得脸色大变。我顿时明白，男人给“虚”上几岁不算个啥，要是女人被“虚”上两岁，可真件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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