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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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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
前几天，听说北京的四合院要拆迁，我心有感触，想起了十多年前，住过的大杂院。
大杂院不大。里面却住着四户人家；大奶奶家、五大娘家、刘二婶家，还有我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加在一块，足有二十余口。虽然人多，院子却极干净。每家房前，都放了扫帚、簸箕之类，一有脏物，便忙扫去。每到秋收季节，大伙儿门前全挂满一串串的玉米棒子，我家门前则会多挂一串红通通的辣椒，甚是醒目，房顶上也要堆一垛玉米蕊儿，以备冬日取暖之用。树儿不移。土墙根下，倒是种了一片花。我家偏房旁则有两棵枣树，一般模样，尽管老态龙钟，叶子却茂盛的很。
那时，我是大杂院最小也最淘气的一个，却极讨大人们的喜欢。大杂院的大门是一种厚木寨门，我常踩了门闩，猴似的窜上门顶，骑在门上，叫一人在下轻摇门，那种感觉煞是刺激。这却常让大奶奶看见，每每此时，她便一边吆喝，一边跺着“三寸金莲”赶来，我忙溜下来，一道烟似的逃了。父亲常因这事骂我，甚至有时还会动用笤帚，往往，大奶奶又会急匆匆赶来，挡在我身前，而我则紧偎在她身后，用手死死揪着她的衣角，探头瞅父亲，扑克着父亲哭笑不得，只得做罢的样子，我心里高兴极了，随后我，便又“肆无忌惮”起来。
那时候，父亲出去赚钱，只有母亲一个人，家里活多，忙不过来，母亲会把我放在堂屋门口的大青石上，再也无暇顾及我。我常自己找虫子逗着玩，那种虫子，外壳既丑又硬，只是会飞，展开双翅，却是极美，好似穿着红装翩翩起舞的新娘，我们都叫它“新媳妇儿”。逗着虫子，一会儿，我便迷迷糊糊睡去。醒来时，不是躺在大奶奶，就是五大娘，要不就是刘二婶了。
三伏天，睡不着，大杂院里的人拿了马扎，凉席、蒲团，常聚在枣树下，或坐或躺或蹲，天南地北的聊一通。十里八乡的事儿，没有五大娘不知道的：哪家的媳妇不孝顺，谁家的妯娌不和气。嗓门儿又大，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但大人们却喜欢听，忙围坐在她周围，跟着闲聊起来。五大娘俨然成了大杂院里的明星。我和小伙伴们不喜欢听，蛐蛐一叫，我们会全跑到土墙根下，翻开断砖，扒开野草，捉起蛐蛐来。有时，她也会给我们讲一些梁山好汉杀富济贫的故事，惹得我常把自己想像成“英雄好汉”。终日，在小伙伴中“打抱不平”起来。
土墙根下的那片花，是刘二婶种的。刘二婶爱花，尤其是那种叫“夜香”的花，我们便都称她为“花二婶”。二婶常去修花。我也拿了小铲，帮她除草，松土。有一次，我不小心铲断一棵，忙挖坑把花又用土培了栽好，心里害怕极了。一连几天，我都没敢去二婶家，偷偷看花时，花儿早已凋谢枯死了。没几天，母亲说：你花二婶说了，她不生气，明儿一早来叫你去修花。第二天，天一亮，二婶果真来了，“娃儿，走，帮二婶去修花。”我一听，乐坏了，原来二婶真没生气。小小的花瓣里探出几丝细细的花蕊，宛如农家女，羞涩，清纯但又不失雅致与美丽。要种的人也渐多起来，二婶从不小气，忙帮人家挑种、移种。花儿在傍晚开，浓郁的花香迷漫在空中，呼吸起来，极为舒坦，人们便都端着碗出来，往青石台上一蹲，就着花香，大口嚼起饭来。从此，便都不在屋里吃，而全跑到院里来。
枣熟了，秋风一掠，满树的蝉蛹似的大枣懒懒的打上哈欠，都在羞涩涩的颤。我忙拉了父亲，扛起竹竿，挎上小篮，聚在树下，父亲一竹竿挥去，枣儿如雨点般砸下，小伙伴们一窝蜂似的涌到树下，猫着腰抢起来，也有不等枣儿落下，一手护头，一手去抓的。抢乐了，吃够了，但没有浪费枣儿的习惯，父亲便叫我们挑些好的放入篮中，用竹竿一人一头挑着，前呼后拥，这家一捧，那家一把，挨家逐户分起枣来，惹得大人们又是一阵欢笑。
小时候，我身体弱，多亏家里有只老母鸡。老母鸡下蛋挺勤快，几乎每天都会下一个。母亲把下的蛋一个个攒起来，上学放学，煮一个，给我吃。大奶奶家的大哥结了婚，大嫂生宝宝做月子，那时，日子过得都挺紧，买不起什么营养品，母亲便把攒下的鸡蛋，用包裹了，送过去，说是：做月子，要吃些好的补身子，咱家又没啥好东西，就送这些鸡蛋吧！好长时间，我都没吃上鸡蛋，但心里高兴极了。我总感觉宝宝长得白胖，是因为大嫂吃了我家的鸡蛋。
……
后来，大杂院里的人们渐渐富了，陆续都搬了出去，再后来，村里，修了路，盖了楼，大杂院也被淹没在亭台楼阁间，没了踪影。现在，我在外求学，每当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和匆匆忙忙的人们擦肩而过时，心里便免不了有些凄凉，便又想起了大杂院，想起了慈爱的大奶奶，直率的五大娘和贤慧的刘二婶，也想起了发生在大杂院里的故事，那是教会我如何为人，怎样处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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