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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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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唿哨
人生每到重要关卡，都需要填表。面对“籍贯”一栏，父亲总是严肃地提醒我填上“湖南衡阳”。我有些怀疑，去查字典，上面对“籍贯”的释义如下：
籍贯——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
父亲和我都出生在贵州天柱，把这当成籍贯也未为不可，但他显然更看重祖居，家族的“根”就埋在那里长在那里。如果要梳理血缘的脉胳，就必须故地重游。
我对衡阳的印象，始于一首词——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读下来的印象，是一片悲怆。我发呆不已，从天柱到衡阳，究竟有多遥远？如果我能变成一只大雁，能不能飞到“回雁峰”？
在父亲偶然的一次讲述中，我知道了这一段路程，竟然可以用一双脚来丈量，而丈量者，就是父亲的三叔，我的三爷。
1960年初冬的一天，天气阴沉，斜风细雨。年少的父亲挨完最后一节课，放寒假回家，进门，见一中年男人正与祖父相拥大哭，慌了手脚，天哪，大男人怎么也哭得这样伤心啊？他便怯怯地叫了一声“爹——”祖父看到父亲，才用袖口抹抹眼泪，止住了哭声，说，“快来见你三叔，你亲亲的三叔。” 父亲这才细细地打量来客：他四十岁左右，骨架壮实，但一脸菜色，粗布衣服到处打满了补丁，膝盖和屁股上的最显眼，地上，躺着一个旧包袱和一把破纸雨伞，像来了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三爷说，他是从湖南乡下一路走来的，靠两只脚步行，走了四十六天，也不晓得走了好多里，没有钱，靠讨点饭。大家都困难，实在讨不到饭，就在山上找点野菜来嚼，或者从田里扯些庄稼充饥。背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水喝，那水壶，还印着一个鲜红的五角星，是他当兵的纪念，过去的光荣。
三爷的到来，让祖父全家又惊又喜又愁，数千里路程，他能平安抵达，不在路上累死饿死病死，就是一个奇迹。现在，他到了家，与亲人相见，应该为他接风洗尘，吃一餐像样的团圆饭，但搜遍家里的坛坛罐罐，又能拿出一点什么来呢？
当时，父亲有兄妹四人，加上双亲全家六口，只有祖父一个有收入，在国营饭店当保管员，月工资三十多元。解放前，他本是一个小商贩，肩挑一付担子，赶转转场卖几匹布，买了一幢木房，成了家。解放后，公私合营，以两挑布的代价进入国营饭店，靠工资养家糊口。当时的年代，大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街上什么都没有卖的，买不到肉。祖父和奶奶无计可施，只是叹气。父亲想出了一个法子，田里的烂泥巴和烂水沟不是有泥鳅吗？可以试试运气。他便抓了一个笆篓，出去翻到天黑，捉到了几十条。家里没有油和佐料，就用白水煮了一大锅，撒上盐，熬成一锅鱼粥。三爷连喝带吞，吃得很猛，连拉渣的胡子都沾上了鱼粥。当晚，父亲与三爷共睡一床，要听他讲故事，讲家族，尤其讲他自己的遭遇。
三爷就开讲。
我们的老家在湖南衡阳府衡南县小新桥镇。抗战，日本鬼子攻陷衡阳，我曾祖父、老太、祖父、大爷和三爷、四爷、五爷举家七人逃避兵火来到贵州省天柱县，我最小的两个姑婆因年幼走不动而送给乡下人家当了童养媳。我老太小脚走不动，被我曾祖父、大爷、祖父、三爷用竹滑竿抬到贵州天柱的。他们分成两组，轮流抬，几千里路，吃尽了苦头。到了天柱，举目无亲，曾祖父率领全家进深山开荒种田，种粮食来活命。我祖父和大爷读过私塾，识得几字，于是做小本生意，各人挑着一副担子赶转转场，贩卖几匹布。后来，政府招兵抗日，我祖父共有五兄弟，按规定五丁抽二。这样，我三爷和我大爷就上了前线。
说到这里，三爷解开衣服，让父亲看他那满身的疤痕。说刀伤是同日本鬼子拼刺刀留下的，大腿上的枪伤是在朝鲜上甘岭战役被美国佬的子弹击中。在部队练兵时，教官反复交待，日本兵十分凶狠，受过正规训练，吃饱喝足，身体素质好，体能强，在近战刺刀见红时，你们要三个拼他一个。
父亲听得激动，问，“三叔，你是怎样拼的？”
这一问，顿时激起了三爷的英雄气慨，语调都变得粗犷，“有几次近战，我都是与日本兵一对一的，我们是武术世家，我跟你爷爷学过刀枪剑棍，不想到战场上派了用场。我力气大，两三招内就把狗日的日本兵刺死。”
接着，三爷又讲解放后去抗美援朝。上甘岭一战，打得非常苦。“当时，我任志愿军某部班长，全班十二个人，我的副班长和十个战士全部战死了，我也受重伤动弹不得。美国佬攻上山时，我是用死人盖住身体才不被发现。后来，我们的部队又反攻，把美国佬撵下山，才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送回国疗伤，定为三级残废军人，54年复员回国。”
父亲忍不住问：“三叔，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大的功，怎么还这样穷啊？连饭都没得吃？”
三爷重重地叹口气，“落到这种地步，都怪我的命不好。从朝鲜回来，部队首长本来打算送我去东北某军事学校读书，我都推脱了。当时我想，仗打来打去，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想回家分田种，想讨老婆生儿育女，哪还有心思去读书。就这样，我转业回老家分田当了农民。你大伯也叶落归根，在远征军中立功当了连长，负伤转业，在衡阳市工厂做工，当工人。你的两个当童养媳的姑妈也找到了，大姑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二姑爷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以后，我就讨了你叔妈，生了一女两男，你叔妈坐月子死了，生病无钱医，又没东西吃。我谁都不怪，就怪这该死的自然灾害，全国也不晓得饿死了好多人。我们老家没有大山，只有小土丘，不长东西，我想你们贵州到处是大山，山上可能找到一点东西吃，所以我刚埋下你三娘，就走路来看你们了。”
说到这里，三爷泪流满面，不停地抽搐。在他的悲哀之中，我父亲渐渐袭来瞌睡。
当夜，我父亲就明白了：三爷这次千里迢迢地跑来贵州，竟是希望他二哥能替他解决点粮食回去，以免全家饿死。自从三奶死后，剩下二子一女，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几个月，而他本人又是残废军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残废津贴补助。他出来探亲，子女委托给亲人。当时的人民公社是靠挣工分活命，一般大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只有两角钱，差的只有几分钱。父亲一家生活只能勉强自保，根本无余力支援三爷。他看到这境况，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奈，不知怎么办，真是进退两难，窝在屋里，不停地叹气。
我父亲整天陪着他，出了一个主意，，“三叔你莫怕，我有办法。我们这里山坡上有蕨巴可挖，我带你去。”
“可以吃不？”三爷急忙问。
父亲认真回答，“蕨巴是蕨菜的根，蕨菜是一种野菜，它的根饱含淀粉，可以用来做成菜粑粑。我们这里，吃不饱饭，男女老少为了活命，都去挖，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上山。我现在放寒假了，你要不怕苦不怕累，我陪你上山去挖，好带回老家。”从第二天起，三爷就和我父亲天天上山挖蕨不止。
每天半夜，我奶奶就起来生火做饭。因米不够，全家每人都少吃一口节约出来，给我父亲和三爷多吃一碗，免得他俩走不动路更挖不动。天麻麻亮，父亲和三爷起来胡乱喝点米粥，包上一个饭团，夹些酸菜，把军用水壶装满水，就出门。近的走十几里，后来越走越远，要走二十多里，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坡脚。因无钱买手电筒，他们就砍松枝油膏举着火把照明赶路。饿饭的人太多，导致了挖蕨巴的人成群结队，山上山下火把游移不定，一会儿排成之字形，一会又排成了S形，像在舞火龙。走着走着，父亲起瞌睡，摔了一跤，又爬起强打精神急行军。终于，天慢慢放亮了，火龙消失不见。
挖蕨巴并不容易，有一定讲究：坡要当阳，土要肥沃，蕨根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出淀粉的质量和数量。因为父亲和三爷是第一次挖蕨，就处处向别人请教，经父亲本族的堂叔认真传授后，他俩就高扬锄头，狠挖不止。三爷想到家里挨饿失去亲娘的三个幼小孩子，就越挖越猛，父亲也汗流浃背越干越有劲，手打起了水泡，痛得钻心，还咬牙坚持。中午，下起小雨，谁也不肯歇气，收工时，父亲又冷又饿，从家里带来的饭团只能吃个半饱。为了防滑，脚上穿的是水草鞋，为了轻装挑重担，身上也不敢穿太多的衣服。这种味道，就是饥寒交迫。
上山容易下山难，天雨路滑，不少人接二连三地摔倒，担子扔出老远。唯独三爷走得稳稳当当，如履平地。众人惊奇不已，瞅到三爷脚上穿的与众不同，是磨平了底的破熟胶鞋（用汽车轮胎切割做成的），最不防滑，又挑得最重，佩服极了，就问：“喂，你怎么这样走得稳啊？”
三爷哈哈大笑，“我的经验你们学不来，我的这点经验是十多年的行军打仗苦练出来的，你们看过电影，朝鲜上甘岭的山陡不陡，滑不滑？我要是像你们这样连路都走不稳，怎么冲锋下山杀敌人呐。”
众人一听，佩服不已。
到家，一过磅，三爷挖的蕨根足有120斤，父亲才14岁，也挖了40多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挖个不停，转眼腊月三十到了，要过年。
父亲对三爷说：“今天要准备过年，别上山了。”
三爷摇头，“不行啊侄崽，你老家的三个弟妹今天可能连饭都没得吃，我要赶快多挖点蕨巴带回去充饥救命。”
父亲被他三叔的爱子之心深深打动，第二天大年初一的凌晨，又陪三爷上山去挖蕨。这两天，山人只有三个人，除开父亲和三爷，还有一个父亲的本族堂叔，他也穷得叮当响，一天不上山，全家都要饿死。他一边读高中，一边还要养年迈的母亲。想到别人都在家团圆过年，烤火，而自己却在这荒山野岭寻找食物，父亲的两个叔叔伤心得痛哭起来，其中一个边哭边叫，“天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们饭吃？”另一个则愤怒地骂了伟大领袖几句。父亲在一旁目瞪口呆，嚇得脸白了。
在毛毛细雨中，他们一边哭，一边不停地挖，在山上过了一个年。
父亲和三爷把每天挖来的蕨根交给我奶奶，由她清洗干净，用粑棒槌将蕨根捶得稀烂，纱布过滤，在圆木桶里进行沉淀，等过了一夜，倒掉沉淀水，用铲子将淀粉取出，铺在簸箕里晒干晾干阴干，就成了白花花的面粉，可以食用。奶奶说，“一斤干淀粉，加水可熬煮成八斤粑粑。”可见她的劳动强度也大得吓人。她对三爷说，“这一百多斤淀粉，加水可煮成一千斤粑粑，拿回去，节约些，你一家四口能吃两个月。”
三爷想家了，准备回去。
那么远的路程，他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得有一根过得硬的扁担，才不会闪失。祖父拿出了他从前挑货担的扁担，是用青杠木做的，木质细密，沉重，能承受两百斤。当年，祖父还用它来防身，遇到抢劫的土匪，货担一放，把扁担握进手掌，抡动起来，就成了一件厉害的兵器。
现在，祖父把青杠扁担交到兄弟手上，百般叮咛，抱头痛哭，带领全家送到城边，洒泪而别。就这样，人到中年的三爷，靠双肩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迈开双腿，跋山涉水，再次赶回了衡阳老家。
多年后，我父亲去衡阳看望他，问他当年是怎么回来的？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挑着重担，他归心似箭，抄荒野小路，渴了喝河水溪水，饿了，拿出一点淀粉找户人家，借别人的锅子来煮一顿，一路上多遇好心人，有时他也送一点淀粉表示感谢。找不到住宿，就在人家的屋檐下躺一夜，像个叫花子。他每天每顿靠淀粉充饥，所以肩上的担子越挑越轻，到家时，只剩下六十多斤淀粉了，够全家四口人吃上二十余天，累是累，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回。
父亲第二次与他三叔相见，是在1978年了。73年，我爷爷去世，才五十多岁。他这一辈子是在辛劳与屈辱中度过的。表面上，他的死是由于生病，但更直接的原因，却是因为他兄弟，我父亲的满叔我的满爷造成的。
那件事，也是因为一颗字——“饿”。
很奇怪，祖父几兄弟，大概是生命太旺盛的缘故吧，生殖能力特别强，每个家庭都生有一长串子女，满爷家是清一色的男丁，一字排开，六个。他和满奶都无工作，又无田种，靠打杂工为生，吃上顿愁下顿，日子非常难熬。他见他二哥在国营饭店当保管，眼红，生了荒唐的想法，要求二哥允许他去“偷”一担面粉来养家活命。我祖父大吃一惊，这是盗窃公物，要犯罪，便不答应。但我满爷急红了眼，乘天黑我祖父下班之际，挑着一对箩筐冲进保管室，不顾我祖父的阻拦和求告，飞快地舀了面粉，逃回家，一路撒下了白色的面粉。
事情败露。单位大为震怒，报告组织派了几个武装民兵，冲进我满爷的家，把那担面粉搜了出来，还用拳头和枪托教训了满爷几下，又说我的祖父再无资格当保管，领导让他改去拉板车，一车要拉千余斤，当马用，勒令他写检查，狠斗私字一闪念。并且，还要羞辱一番：发一面破铜锣，配个木槌，每天早晚在街上当众边敲边喊——“我是贼，偷了公家的东西给我兄弟，现在认罪认错，我保证改正，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讲完，便当当地敲，一溜小跑，跑回家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全家陪他落泪。
从此，祖父病了，一日比一日沉重。得了结石病。上级不给治，拖到晚期开刀，结石已有鸭蛋大了，医生惊叹不已，手术动了八小时，失血过多，为他献血医了多次也无用，父亲因抽血，把脸都抽白了，也生了几年病。祖父躺在床上静静地等死。某一天，祖父来了胃口，不顾医生交待的禁忌，买了一条狗来敲。也许，他想满足人生最后的一场口福。果然，病立刻发作，他去世了。
祖父临死前，交待我父亲一定要回趟衡阳，替他回老家看看，看他因抗战失散后从未见过面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还有三弟。
于是，我父亲便去了，先到他大伯家，实现了亲人团聚。过后，父亲叫他堂弟猛带路，去看望他可怜的三叔。
坐汽车到公社，没路了，步行十多里，才找到了三爷所住的村子，那时叫生产大队，下又设生产队，生产队管十几户或二三十户。经一社员的帮忙指点，又找了很久才找到三爷的家。当我父亲站在他三叔家门口时，惊呆了，浑身一颤：这哪是一个家啊，还不如说是一座守山看庄稼的窝棚。三爷这所谓的家，孤零零地单家独户，搭在一处小土丘上，四围是用泥土打的土墙，屋没有门，进去，四壁空空，一张破床是用土砖撑作支架，两端架了木板，铺的是稻草，垫一张粗布作床单，盖的是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破棉絮，一张学生桌只有三条腿，桌上立着一盏煤油灯，便没有了其他任何家具，几件破旧衣服堆在床头垫枕头用，空无一人。
那社员见我父亲一脸茫然，就说：“你们在家里等你们的三叔吧，天黑收工他会回来的。”说完，他便走了。近黄昏，三爷果然扛着锄头回家了，一脸倦容。陡然见到两个侄儿，悲欣交集，脸上的表情起了复杂的变化，也许他在悲哀，也许他在惭愧，几千里之外的亲侄儿第一次来登门拜望叔叔，竟然看到的是一个破败的家，一个家壁四徒，毫无女人气味的家。60年，三奶病饿死后，三爷没有再娶，也无能力续娶，试想，哪个女人愿到这个一老三小的破家来挨穷受苦呢？
我父亲问道：“怎么就您一个人回家呢，三个弟妹呢？”
三爷回答，“你妹妹已出嫁几年了，你两个弟弟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家里吃都不够，又欠债，我一个人再也无能力供他俩上中学。现在，公社抽他俩修水利去了，要过年才能回来。”
晚餐真是吃得辛酸难过。
当时，三爷家里仅有一点米和盐巴。为了招待好远来的侄儿，他出门到处去借，借回来一只两斤来重的小公鸡。又没象样的炊具，只有一口缺了一只耳朵的破铁锅，无灶无燃料，烧的是从山下拾来的小树枝和枯草，摆三块砖头作鼎足之势支撑那口缺耳朵破边沿的铁锅，把鸡肉撒进去，焖一大锅水，撂一点盐巴调味。吃饭时，三爷不断地往我父亲碗里劝菜，又劝多喝点鸡汤，内疚地说，“我单家独户地住在这小山坡上，无集市买菜，你俩将就吃点吧。”
父亲心想：就是有集市商店，三叔又哪里有钱去买呢。须知，一个大男劳动力，一天挣的工分才两角钱，三叔他本身是个残废军人，又年老多病，出一天工，只能挣几分钱了。
三爷对我父亲说，他的病是这样得的。一次，集体的池塘塘底漏水，因是冬天，怕冷，无人肯下水去堵漏。三爷不顾年迈，拿出当年打小日本打美国佬的勇气，抱一件破棉袄，钻进冰冷的塘底去堵漏，落下了病根，一到秋天就发寒发冷，他不得不喝上几口酒来驱寒暖身，渐渐染了酒瘾。
当晚，因三爷只有一张床，还摇摇晃晃地，容不下三个人睡，父亲和他堂弟连夜赶了十几里的山路找到他小姑妈家歇息。当我父亲和他三叔依依惜别时，双方眼里都挂上了泪花。父亲只留了回家的路费，把剩下的几十元钱全部给了三爷，请他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以后再来看他。
2004年。
我父亲与他三叔分别26年，他由一个精力充沛的年青人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头发也白了许多。托改革开放的福，生活好了许多。今年5月，老家甘氏家族向我们发了邀请函，请我父亲到衡阳参加修谱大会，他便与堂弟福同往。父亲想：马上就可以与三叔见第三次面了。如果他还健在，该是85岁的老人了。
到衡阳老家，我父亲几乎会见到了所有健在的亲人，有他堂兄弟姐妹，大伯妈，两个姑妈，大伯父和大姑爷已过世，小姑父八十多岁还健在，退休在家。
当我父亲问起他三叔时，老家的亲属平静地告诉他，“你三叔于三年前已死，死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死时身上一无所有，只背着一个军用水壶，里面灌满了劣质水酒。因是在山间小道，人迹罕至，天气又热，几天后才被人发现，他的身体已腐烂发臭。下葬时，身边无任何亲人，是村委会集资几个钱葬的，总算入土为安了。”
“那三叔的儿子呢？”父亲追问。
据当地人讲，他住的土屋还是三十年前的，现已不能住人，两个儿子像孤魂野鬼四处漂泊，无文化，靠打工谋生，很少回家，那土屋已毁，他们回来也无处可住了。
他俩不与我们家族联络，是不是死了？我父亲忧心忡忡地怀疑，又问，“那堂妹呢？”
据说堂妹下嫁那家，现已成为包工头发了财，养起了小蜜。那家伙补了堂妹伍万块钱令其离婚。堂妹忧伤过度，患了绝症，钱也花光了，不知怎么办。
父亲坐上返回的火车时，才听到这个情况：昨天，他在乡下给他大伯父上坟时，堂妹看到他坐在车上，但不敢喊不敢相认，怕堂兄替她难过伤心。她患了绝症，又没钱了，活不了多久。
回到家，父亲交给我一木箱的《甘氏家谱》，叮嘱珍藏好，传之后世。我翻了很久，才找到自己的名字，熟悉又陌生。黑体雕版宋体字。
谨以此文，悼念家族受苦受难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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