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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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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唿哨
1
当时，我和禾子的约会，都是天麻麻黑的傍晚，地点在城边西门桥。禾子住在岩寨村，每天要进县城来打字，必须经过西门桥，二十多年来，至少往返过一万次。对她而言，这座桥仿佛是天生的。
频繁的约会，使爱情的果实迅速成熟，终于散发出永恒的芳香。
一天，父亲不经意地念了一句：“那西门桥，是我造的。”
禾子好笑，她觉得人老了就爱吹牛，忍不住问我，“那桥我走来走去，怎么突然成了你父亲造的？”
2
每一个人，似乎都会有一个明确可靠的身份。在新中国，八十年代以前，全国人民的身份无非三类：干部、工人、农民。父亲的身份变来迁去，从事了一系列风马牛不相干的职业。十四岁，上山打柴下河捉鱼。十六岁，读财干校进了银行，却因大舅当过国民党连长的历史而受牵连，被逐出单位，转而去了贵阳，招工到省建筑公司，当工人卖苦力，挖地基，挑泥土，拌混凝土，打炮眼。为了多赚几块钱，好寄回老家给父母喂养弟妹（共六兄妹），他主动要求去干最危险的重体力活，四人一组抬重达一千多斤的水泥预制板，颤抖抖地爬上高耸的脚手架。再累，也不能松气，一闪失，就会连人带板摔下去跌个粉碎。这时，母亲已经认识父亲，见他身体单薄，怕他招架不住出事，就劝他赶快放弃，换成安全一点的活路，钱少又少点，保命要紧。母亲自己也遭受了一次危险，不小心踩着了一颗钢钉，锋利的尖刃刺透胶鞋直达脚板心，伤得厉害，很久才好。
不久，我该出世了。父亲和母亲觉得建筑公司不是久留之地，就回了家乡天柱县。父亲在交通局当技术员，母亲打小工，敲石子，用一枚小铁锤，蹲在马路边使劲地敲打石头，敲成可以铺路的碎石子，按立方计算工钱。烈日下，阴雨天，照敲不误，不敲没得饭吃。若干年后，我看到轰隆隆作响的碎石机，才为母亲的劳动而沉重。
1970年，西门烂木桥要撤掉，改建成天柱县第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为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桥面设计成拱形挎度，利用原来旧桥礅，把粗钢筋弯曲成拱形状用电焊接紧，桥面拿细钢筋铺架，浇上混凝土。为向伟大领袖献礼致敬，规定限期通车，其中钢筋绑扎及电焊部分必须在四个月内完成，质量要保障，出问题要负刑事责任。很多单位及个人，都不敢接手。
父亲接下了这件沉重而危险的工程。
当时，他二十四岁，我和妹妹都出生，一家四口吃饭穿衣成了大问题。为了多找点钱养家糊口，他与交通部门订下合同。那一纸文书，其实是父亲用身家性命立下的一道政治军令状。
一个人是造不成一座钢筋水泥大桥的，再能干的蚂蚁，也是一拥而上。父亲招了四个比他还小的青年做徒弟，搭起几座工棚，吃住都在工地上，除开睡觉，都是干活。强烈的电弧光，把他的眼睛刺激得又红又肿，双手被钢筋磨出了血泡。每餐饭，是母亲从四里路远的家里送来，下菜的是酸菜，很难吃上一口肉。在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每人每月只有一张面额半斤的肉票，还得亲自去食品公司排一字长蛇阵。母亲每天要敲石子，要做家务，要看孩子，要送饭，无法再去排队买肉了。晚上，她还要增加一项活路——缝扣眼。她和隔壁的翠香从被服厂领来衣裤，手工缝扣眼，一厘钱一颗，十颗一分钱，一直缝到弟弟出生并能帮她穿针引线。在我的印象中，家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蓝布衣服。吃过晚饭，母亲就开始缝，要我们三兄妹帮她穿针引线，一次穿上几十根针，插在凳子上，她好赶进度多做点。为了求快，缝完一颗扣眼，母亲甚至来不及手持剪刀剪线，直接低头去咬。她的牙齿后来总是出血，松动，肯定跟这有关。任何时候我睁开眼，总发现母亲房间的灯还在亮着，有时鸡都叫了。听父亲讲，母亲比隔壁翠香缝得多上一倍，当然，工钱也多了一倍。翠香已有两个姑娘，丈夫想要个儿子，就让她不停地生，都是女的，生下来就甩了。所以一年四季翠香的肚子都是胀鼓鼓地，还要着丈夫的打骂，后来疯了。
长年累月的缝扣眼，母亲右手的小指总是翘起，后来，竟回不拢了，一直翘着。
没得肉吃就没得油水。寡着肚子，父亲只好多吃饭，一天要吃三斤半。当时是冬天，为了能让父亲吃上口热的，母亲煮熟饭炒好酸菜，马上用热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工地。经过四里路的冷风吹拂，饭菜递到父亲手里，只剩下余温，像母亲发抖的体温。
为了保证安全，父亲从贵阳请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李师傅来指导帮忙。没几天，李师傅见活路太累生活太苦，就悄悄跑了。父亲只好独自撑着，技术上有难题，翻书本，问别人，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解决，提前两个月完成了造桥工程。
按照合同，交通局给父亲算账，共计两千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吓人的数字，因为当时县革委主任（相当于县长）的工资每月是几十元。于是，交通局领导语重心长地表态，“小伙子，现在中央刚开完九大，定下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都主张突出政治，突出四个第一，坚决打击资本主义，最反对金钱挂帅。这笔工程款是个天文数字，你敢全部拿吗？给了你，我们也要受牵连，你不要怪我们不讲信用，不要因为这两千块钱而惹下祸，平安是福，我看，只给你五百块算了。”
一听此语，父亲忙了一跳，惊出冷汗，顿时对领导的劝告感激涕零，虚心接受了建议，少领了一千五百块。
3
后来，受派系牵连，父亲又被迫从交通局出来，与人合办了全县第一个机械厂，任副厂长，自学开车床刨床，钳工手艺好，可以把钢铁制成冲床上用的各式模具，甚至悄悄帮朋友制造了几杆打野猪的猎枪。我正读小学，学校流行打“雷子”，就是用木头削成一个上圆下尖的东西，拿木棍绑棕叶或布条抽打，使它旋转不停。看我着迷，父亲干脆用他的钳工技艺帮我做了一个不锈钢的，任我怎样抽打，都不磨损，反而越抽越旋，越旋越亮，与别人的打碰，不输包赢。我又迷上雕刻，父亲用锯片在砂轮上磨出刻刀送我，刻字雕像得心应手，让同学羡慕不已，我就分送出去，讨来好感。后来，机械厂萧条，父亲出来干个体，赚了两万块钱，八六年，把老屋掀掉，砌上了我们老街第一幢砖房。
父亲还会开手扶拖拉机，可以做简易的家具，打过铁，造打鱼机电鱼，经常让全家吃上香喷喷的鱼，太多了，当饭吃。更奇怪的是，他还进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学会手风琴、二胡、京胡，会哼京剧，会编“忠字舞”之类。水平最高的，却又是中国象棋。他买了很多棋谱，也手抄了不少，仗着年轻气盛，经常熬夜研究打谱邀人切磋，多次获得全县冠军，全州象棋赛进入过前六名，奖状多得卷成几大筒。遗憾的是，县志没有把他的战绩收进去，却写了其他人。为了挽救爷爷，父亲大量输过血，得了病，就拜师练起了太极拳，把身体恢复了。他那两本拳谱，我收藏至今，纸页已经泛黄。
拨乱反正后，父亲评反重新进入银行单位，又去自修，从乡下蹲点做起，当营业室主任，一直进入县城升为信贷股长。九十年代，搞扶贫工作，最先写经济评估，材料塞满两大纸箱，连县长都来上门拜访，家里热闹得像在赶场。
退休时，父亲最自豪的是得到了一张“光荣退休”的纪念状。他讲，在银行工作几十年，像他这样不犯错误不出麻烦的人并不多。
清闲下来，父亲又捡起他尘封多年的京胡二胡来拉，居然还能进步。夜深人静，他拉出的《二泉印月》和《夜深沉》，越来越像一声叹息，笼罩住我的文字。
4
现在，我和妻儿人在异乡，很少能回老家了。而再次经过那斑驳的西门桥，我觉得，就像踩在父亲挺直的脊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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