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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物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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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lu2005
要过年了。妈妈催促了多次，要我上街给自己买新衣服。说一家老小都买了过年的新衣服。言外之意，我不能有碍观瞻、影响家容。
煞有介事地，脖子上挂上我的行头----手机、相机、验钞写字两用笔，跨开大步，不把街市走穿，誓不回还。
结果，就是买来的这双鞋----驰今为止，我最高档次、最高价位的履屐。
绒衫，是老五给买的。妈妈跟我每人一件。同款式同型号的梦特娇。
梦特娇，胸前有一朵小花，是品牌的标志。
五年前，爸爸没有死。爸爸还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他跟妈妈发火。说他一两千元的工资，也没有一件人家都有的老头胡子（老人头）小花（梦特娇）。父亲的这一闹，陡然间，弄的一家人大惊失色。
此前，父亲每天在街上转，从二、三十里路到三、四十里路，再到五、六十里路，不断地增码，不停地行走。他说，不走不行啊，不走，就完了。后来证明，果然，他停下只一天，就完了。
父亲的晚年走遍了周围的农村，结交了很多农民朋友。回来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从新鲜的农副产品。那都是他给人家加价买回来的。他买农民的东西，非但不还价，还主动的给人家加价。这是常事。生活中也是这样。吃的穿的，他总是没有个人要求。我们姐妹五个，小时侯，管教的再严，也常剩菜剩饭在碗里，剩下的饭菜，最后都是爸爸吃。妈妈从不吃我们的一口剩饭。新蒸的馒头当然比剩下的馒头好吃。小手们也自然伸向新馒头。剩下的那些一小块一小块的剩馒头，还是都到了父亲的肚子里。
父亲的晚年脱了军装穿便装，他的穿戴，都是妈妈亲手缝制。妈妈自学的一手缝纫活远近闻名。很少有人会做的西装，她一直做到世面上时兴高温定型机，才不做了。家里买不起那玩意。
妈妈的中式服饰，现在的人叫唐装，那是妈妈的绝活，针码细蜜整齐，盘的盘扣，细巧玲珑，花鸟龙风应有尽有。世面上时兴什么款式，不多时，就会穿在我们家人的身上。那做工绝对是世面上绝无仅有的。等我们大了，有经济能力，妈妈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我们就不忍心再让妈妈做了。这个时候，做惯了针线活的妈妈，就集中打扮她跟爸爸两个人。爸爸也常常喜滋滋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我们，谁谁夸他的衣服好看。
突然间，爸爸对这种一贯的满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要穿老头胡子，要穿小花。
一家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也不知道父亲自己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变得让一家人摸不着头脑。
面对着父亲的突变，我们大小几个，这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穿戴。几个女婿，所谓的成功人士，动辄上千、几千元一件服装，但是，一家人怎么就忽略了老爷子呢。
回过神来，不待闺女们说什么，女婿们，新的、穿过一两次，每人都挣着给父亲往家里拿老头胡子，拿小花。这些衣服，现在，随便打开家里的哪一扇橱门，还都不难看到。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搞明白，父亲的突变，是什么原因。莫不是，真的就是他老人家老糊涂了吗，可他去世也不过七十岁啊。
今天，我也有了一件小花。也是老五给我买的，跟给妈妈买的一样。妹妹们这两年开始给我买高档名牌服装，给妈妈买，就给我买。
今天，我自己又买这双名牌旅游鞋，叫达芙尼。
今天，我也物质化了。生活是幸福还是奢侈。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莫名奇妙地忆起了父亲，忆起父亲晚年的行走；忆起他跟农民不计较什么，反而给农民加价买人家的东西。忆起他从不跟家人计较什么，怎么就突然计较要穿名牌服装？！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回忆起了这些。
正说着我的物质化的当儿，老三回来了。老三跟三妹夫一起开车回来的。
三儿怀里抱着两个华丽的硬纸盒，说是给妈妈和我的羊绒内衣。
老三说，姐,你挑吧，剩下的给娘。
娘，是我们姐妹五个小时侯撒娇时对妈妈的称谓。那时侯，机关里，有很多随军家属从农村老家迁到部队大院，他们的孩子还是延续着山东农村对母亲的习惯称谓－－娘。我们听到那些孩子管妈妈叫娘，感到新鲜，也学着他们撒娇地叫娘。
我也曾跟着妈妈回农村老家待过几年，但我那时也没有叫过娘。
那是１９５９年，不知道是什么背景、什么原因，妈妈带着我和老二，从青岛部队回到老家，那个时候，叫家属回乡。１９６４年又重新回到部队随军。
只是，记得，回到老家的那几年，是我生命中经历的最贫穷的时期。那几年，恰巧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在那个时候回乡，开始支灶单门过日子，粮囤里没有一粒陈粮，灶房里没有一棵柴禾，相比之下，比一般的农民的日子还要艰难。
那时候，就有了老三。老三是60年生人。妈妈一个人拉扯着我们三个，实在吃力，就把老二送到姥姥家。
妈妈一天到晚在坡里干活，老三，就在我的背上一天一天长大，就像一只瘦猫驼着一只老鼠，分不出大小。
开头，我还不记事。后来，也只记得这样一些断断续续的镜头：妈妈总是在坡里干活。那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坡里总有干也干不完的活。每天，天还黑乎乎的，妈妈就下坡，一直干到天黑的走个对面都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妈妈到处找不到我和老三的人影。黑影里摸摸，我们俩睡在家门口的地上。地上铺着我本来就穿得单薄的夹袄。妈妈说，我从小就是这样，不知道向着自己。
我记得，那个时候，农村的天，比现在黑的早，也黑的多，老是觉得，总有过不完的黑天；星星也比现在多、比现在亮。我数着那些星星，不知道，讲了多少爪洼国的故事才能把老三哄睡着。她是饿的。她能不饿吗，早晨，我在天刚亮的时候，按照妈妈嘱咐的，到坡里去端回分给干活的妈妈的一碗小米稀饭来喂老三，那是老三的营养品。那个时候好像是吃食堂。还好像是，只有干活的人，才有那么一碗小米稀饭。后来，妈妈说，她干活的时候，常常站不起来，站起来就晕倒。我也是常常饿的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只知道两条腿走起路来拧螺丝，走不成正道。
不记得，爸爸那时候有多少钱的工资。只记得，爸爸每一个月给我们寄回来五十元钱 。五十元钱，能买回来25斤地瓜干。每天下坡前，妈妈给我包到小手绢几片蒸熟的地瓜干，嘱咐我，嚼烂了喂老三，不能走“后门”。我望着妈妈的脸，使劲点点头。我真的就不走后门，一点儿都不走后门。到现在，每当吃地瓜干的时候，我就想起不能走“后门”的话来。
我和妈妈的吃的，要等妈妈干活歇息的时候挖来的野菜下锅。后来，连野菜也挖不到了。地里能吃的野菜，都被人畜吃光来。树上的树叶，能吃的树皮，都吃光了。妈妈就跟人家学着，挖地下的茅草根、扫地头沟角散落的干地瓜叶子、花生叶子、甚至土豆叶子。我记得很清楚，最不能吃的是土豆叶子。不光是有毒，更难以下咽。叶面上那些毛茸茸的细绒像是有倒勾刺，蒸熟了也不行。咽到嗓子眼里，它不往下走，反而往上走，我好像永远也不能把它咽不到肚子里去一样。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部队。再后来，我们也慢慢都长大了，妹妹们也都把叫娘的这挡子事儿给忘了。
说来也怪，直到今天，唯有我这个老大，还象撒娇一样，人前人后的，仍然叫娘，妹妹们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就顺着我叫娘。
老三，让我先挑，不是挑别的。只是挑颜色。两套恒源祥羊绒内衣，一套红色的,一套珠光鹅黄色的。我说，无所谓，那套都行。红色的给我吗？老三说，还是珠光鹅黄色的适合你，红色的给娘。
我说行。你去问娘吧。她要什么的算什么的。
妈妈听到又给她买内衣，就又是习惯性的唠叨起来了。说，以前，你们买的那些绵质高档内衣还没有穿。一摞一摞的都在那里。问老三花了多少钱，老三对娘说，不贵。对我伸出拇指和小指，轻声说打五折，搞活动。
妈妈说的倒也没错。
我现在身上穿的内衣，都是家人过去穿的退役的内衣，包括鞋袜。袜子钻出脚指头了，还有没有钻出脚指头的，大包小包的拿回来，那些袜子的质地真还不错，有棉质的、有毛质的。我就翻腾出来，把袜子翻过来用一只手的四个手指头顶到袜子的前端，剪一块旧内衣内裤的布头，用针线行补好，再将袜子翻过来。补钉在里面，真还看不出怎么破烂。穿起来，也能顶一双新袜子的寿命。
那些内衣，过去多是高领衫，破旧，也往往先在领子上显得破旧。现在，又多时兴低领衫。那好，我就将那些高领统统用剪刀剪下来，再用缝纫机将领口滚边。妹夫们穿过的，往往衣袖长。这也好办，现在时兴敞口宽袖，我就把原来衣袖的松紧口剪掉，滚边。这样显得破旧的部位，就基本被我剪掉了。而且，这样的旧衣服，还有一个好处，环保。你想，在制衣过程中那些染料，浆化物等等，到了衣服被穿成半成新的时候，已经被洗涤的了了无几了。这还不环保吗？！
在这个家里，我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可想而知，妈妈就更会过，她不唠叨才怪。
但我不唠叨。既来之，则受之，既受之，则安之。
我把两套内衣打开，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缝制在内衣里里外外的商标，小心的剪除、剔净。这是我的习惯。尤其是内衣。然后，洗涤，凉晒。我对妈妈说，从现在起，要先穿新的了。不能再把新衣服放成老古董了。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
写到这里，老二回来了，给了妈妈和我各一张购物卡，让我们自己看着买喜欢的东西。妈妈还是那句老话，说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都有了。
我跟妈妈说留下吧，明天，我们就上街，看看有什么稀罕东西。可是，我看妈妈的脸色，她真的是满足了，真的是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期望了。
我也越来越感到，这样的物质化，对我、对妈妈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而生活是不能没有盼头的，哪怕是像生活困难的时候盼着吃一顿饱饭那样的盼头。
妈妈对这一点倒是还算平静。她认为，孩子大了，生活好了，过这样平静的日子天经地义。
我也几度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安心过这样一份日子。但是我做不到。我的一生走到今天，那些所有的日子都在提示我，日子不能这样过。
好像，天边有什么声音在呼唤；
也好像在哪里有一种力量，要让我的生命激荡起来。
但我找不到一条适当的道路，去走向它……
我只是无故地忆起了我的父亲，忆起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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