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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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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_湖
老屋
农历丁亥年二月廿七日黄昏，我站到那栋全木结构的七柱五瓜“开口屋”跟前时，一种垂垂老去的气息向我扑来。老屋，它真的老了。
按照湘西黔东一带对于木屋护理的习俗，每年都会在板壁上涂上桐油。这样可使雨点在油壁上无法立足，从而保证其不会腐烂。这些年没有人进山拣油桐籽，老屋好多年都没有上油了。我已经许多年没有仔细打量生养我的这栋木屋了。我没有想到，它已显出如此的老相：木壁灰了。柱脚有虫眼了。檐条上涂的石灰液东一块西一块地斑驳着。有一根檩条出露在外，有几朵菌类植物在上边，今年的雨季还没有来，它们大约是去年留下来的吧。
和老屋关系密切的人有：祖父，父亲，母亲，大哥，我，小弟以及由此延伸的大嫂，我的妻子，弟媳，再往下延伸有两个侄儿，细数下来有11人之多了。这个令人惆怅的黄昏里，这座陈姓人家的宅子，迎接我的是空无一人的巨大沉寂。大哥和大嫂，小弟和弟媳，都在数千公里外的宁波打工。五岁的小侄陈涛之前原本留在老家，但一天天大起来，也随小弟与弟媳去宁波了。今年春节过后，母亲也去了浙江，她要负责接送侄儿在那上幼儿园。
我知道，进家的钥匙放在神龛上。这是地妹人家的习惯。不知是出于敬仰祖宗，还是一种约定俗成。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要站在木凳上才取得到，但此时不用了，我稍踮脚就取到了。门锁是“永固牌”的老锁，“永固”两个字是阴刻的。它随这个普通的侗族人家走过了十七年的日子。孩子们一个个远走他乡，只有它一如既往地守护老屋。
1985年后我离开家，到乡里上初中，到县城上高中，到省城上大学。每一次回家，脚刚迈过堂屋的门坎，我都会大声地喊一声“妈——”。这一带侗族木楼正堂的堂屋是祭祖与大型宴客用的。进去就是“火铺间”，这是一个是兼着厨房、取暖、小型宴客功能的空间，女人们长年在火铺间忙碌着一家人的吃喝。听到我的声音，母亲在里边应声“哎”，她急急忙忙拉开火铺间的门，有时手上还拿着锅铲，有时在择着豇豆，有时在剥春笋，一脸慈祥地站在门边：“崽，咋个有时间回家了，放假了？”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她这样问。我参加工作了，她也这样问。她的脸上满是喜悦。我在省城工作后，她脸上更多的是期待，甚至还有许多的悲伤。好几次，我见她的眼角有泪花。她不在家的时候，大哥就会迎出来，接过我手上的行李，大哥憨厚地笑说：“咋个不来个信让我去岑庄接你呀，弟。”有时候回家，推开火铺间的门，火铺上满是客人，家族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高车来的舅父舅母，新晃来的姑爷姑妈。一个个地打招呼，互致问候，然后坐到他们中间。向长辈们敬酒，说收成，说外边的事。火塘里的柴火将身体烘得暖暖的，心里头也暖暖的。
这个清明节我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屋，它呈现给我的却是无边的寂寞与冷清。我打开有点干涩的老锁，推开火铺间的门，一股潮湿味让我打了个冷噤。火塘里，没有火，也没有备烧的柴块。火铺上只有三个小凳。现在家里就只有父亲与侄儿陈宕在，多的凳子也用不上了。装饰着瓷砖的水缸没有水，似乎好久不用了。只有一个小塑料桶接从山上引来的山泉，两爷孙足够用了。何况侄儿在镇里上初中，一个星期只回家一天。天花板上挂着腊肉，大约有十多块，又肥又大。今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母亲在乡场上给我打电话说，过年猪有300多斤。没有更多的人吃，所以剩下了不少肉熏制腊肉。
打开火铺间的后门，后阳沟的草长得很密。今年春天来得早，那些虎耳草、首乌藤、地枇杷都快从木屋后檐挨着的坎上爬到青瓦上了。父亲并不是一个能够收拾家的人。可以想见，今年夏天这些草会多么疯狂。
木屋的南侧是猪舍，但早已听不到可爱的圆臀猪满足的呼噜声。猪舍里空空荡荡，连猪粪味都闻不到了。母亲是喂猪的好手，她曾经喂过500多斤的大肥猪，过年宰杀时动用了十个壮劳力，至今传为乡间美谈。她要去宁波给打工的弟弟带孩子，父亲去年走亲戚时摔下高坎颈椎受伤，行动又不太利索。去宁波前，母亲只好将辛辛苦苦催肥的半大猪上市卖掉了。
北侧是牛舍。四年前哥哥与弟弟前往深圳打工后就没有再喂牛了。养一头牛不容易，每天一担青草。为了父亲的健康，我们主张卖掉。牛舍曾经在南侧建过，还在东侧建过，最后迁到了南侧。建在南侧与东侧时，牛长得都不肥壮。按照风水先生的建议，父亲将牛舍迁到了北侧。不知是牛的品种改变了，还是风水起了作用，在北侧牛舍喂养的牛个个膘肥体壮的，小牛犊一个比一个招人喜欢。牛是通人性的动物。我记得父亲养的一个小犊子。有一年我春节回家带它去野地里玩了一天。第二年春天我回家，它长成一头大牯子了，竟然还记得我。见到它时，侄儿与它正在野外，我过去摸了摸它的角，它像孩子一样凑上来亲昵。侄儿说，这头叫小黑的牯子性情其实暴躁得很，经常与别家的牛打斗，有时候对陌生人也不客气。2002年3月，父亲在贡溪的乡场上将它交给了一个芷江牛客。他会不会成为我家喂养的最后一头牛呢？
大哥、大嫂、弟弟、弟媳相继外出打工后，父亲与母亲曾到贵阳居住过半年。但他们实在是舍不下这老屋，两位老人在贵阳时沉默寡言，似乎并不快乐。在贵阳过了一个春节之后，他们回到了这老屋。他们在贵阳那半年里，只有在坪地镇读中学的侄儿周末偶尔回家一趟。那时，13岁的侄儿是唯一与这老屋保持着联系的人。大哥出去打工后，全家觉得为了孩子教育，让大嫂回家来照看一下孩子，她回来没有多久又出去打工了。侄儿成绩很不让人满意，又不大爱说话，很少与我们交流。父亲在电话里说：“他老跑到街上去上网，用钱也很不节俭，用的钱比其他孩子多得多。”我只有默默地听父亲的叙述，我能为之做什么呢？像侄儿这样的留守儿童，在中国农村里何其多也。我曾与大哥说，这样放孩子一个人在家，哪怕是随着爷爷奶奶，教育都是一件麻烦事。大哥说，我不出去打工，哪里能挣得到他的学费生活费，田又种不出钱来。
木屋真的老了，它像一个日渐老去的老人，抚摸也感觉不到太多热量了。我找来干燥的碎柴，在火塘里生了火，火的光明让它有了些许的温暖。天黑了，侄儿从学校回来了，很意外，镇中学给学生放清明假，尊重传统总是好的。稍晚些，父亲也回来了，他说，寨上新月大婆过世了，要陪做法事的人，添一下香烛和祭品，他不在家里吃饭。
第一夜睡在老屋，虽然一身疲惫，但却没有一点睡意。老屋的最终命运是什么呢？父亲肯定是不主张卖掉的，烂也要让它烂在屋基上，这是爷爷和他一生的心血。大哥说过，打工不可能一辈子，等侄儿能自立了他就回老家了。但父亲守这个木屋能撑到那个时候么，如果父亲逝去了，这老屋也就只好任其荒弃了。小弟因弟媳娘家在黔西，弟媳也一直想在那里安家，他们或许真的是要离开这老屋了。在老屋住下的第二个晚上，我才能很好地入睡。在梦境里的腊月，那些木匠在奔忙，大红绸子包裹的整木大梁被扯到了空中，掌墨师在高处唱颂鲁班辞，爷爷在高声咳嗽，一脸的满足与自豪……
老人
新月大婆过世了。父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有点吃惊。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身体一直是相当硬朗的，她长得瘦高瘦高的。当然，她逝去时八十二岁，已经是高寿了。俗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这样的老人应该更长寿才对。
地妹陈姓有两个寨子，一个叫地妹寨，一个叫老寨。新月大婆的过世对于老寨这个寨子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她的离去，标志着这个寨子上我爷爷奶奶这一辈的老人都已故去了。
“前一天还好好地呀，在菜地里去服伺青菜，晚上还看电视，第二天早上去喊起来吃早饭，人都凉了。”堂妹泽春眼睛红红地告诉我老人离去时的情景。烈叔与婶子目光有些呆滞。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烈叔了，他的脸有些浮肿，明显地苍老了。
婶子告诉我，新月大婆离去时，是侧身睡着的。双手放在胸前，是什么时候逝去的，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个一生善良的老人，最终离开的方式也是平静的，她甚至没有惊扰自己的儿孙。
灵堂里，老人已经入殓，我没能看她最后一眼。做道场的人在念着一个字也听不明白的经文。三个堂妹在跪着，新月大婆本来还有一个孙子，但几岁时因脑膜炎早夭了，这或许是老人一生的隐痛吧。但几个孝顺的堂妹足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春节时堂妹泽春还曾想让奶奶去她的四川婆家一趟，哪想竟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我站在灵位前，闭上双眼，恭恭敬敬地给老人三鞠躬。脑海里是大婆肩扛锄头走在田间的样子，高挑的个子，腰板总是那样直。13岁那年我被莫名其妙的皮肤病折磨得不成人样时，她坐在我的床边，摸着我的额头垂泪说：“孙崽哟，你咋脱童汗（当地称小孩多病为‘童汗’）恁个晚哟。”
1994年农历六月，我的爷爷刚过完他的八十一岁生日，一次小小感冒就彻底击倒了这位曾经呼啸山林的优秀猎人。在老寨，爷爷是他这辈里年纪最大的，他离世后，他的堂弟，弟媳，妹妹，妹夫一个个地走了。
1995年参加工作后，每年回家我都要给长辈们买礼物，无外乎糖果酒水之类。最初需要准备十多份。后来越来越少，现在只需准备三份给三个叔父家。
在我爷爷走后次年，二叔公离开了人世，他虽懂得许多药方子，但没有能阻止生命的最终归宿。
在二叔公走后的次年，大叔公，幺叔公，大叔奶，也相继离世。他们像是约好了一样。大叔公与幺叔公是在同一个星期逝去的。寨子上的人讲：“这两兄弟约得好是好，苦了帮活的人，才抬完棺上坡，力气都还没来得及养足。”
再后来的几年里，姑婆姑公都离开了。因他们的儿子死得比两位老人还早，他们的房子就空在那里。每一次回家路过那，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悲凉。
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给地妹这个小村编一本年谱。现在看来将永远地成为遗憾了。按《陈氏族谱》记载估算，地妹陈姓十世祖仕义公是清顺治年间从由晃州厅田家寨迁思州府上青溪地妹寨的。距今已经三百多年了。要叙述这样一段历史，没有了老人，都将无从谈起。
4月5日，清明节。父亲要在烈叔家帮助办丧事，我只好自己准备祭品。我多年没有回家上坟了，春节时只在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前烧香。但清明上坟不一样，要扩大祭祀范围，要祭扫无数的先人坟墓。我只有凭儿时的记忆去寻找先辈们的安息地了。
首先去的是大枫木树那块祖坟地。曾祖母、曾祖父、祖父都在这里安息，祖父辈甚至是曾祖辈的都比较好找。再推上一点的就比较麻烦了。依稀记得在大枫树下有一处是我儿时叩过头的，至于是哪一代的老人，我已经模糊。找了好半天才找到那青褐色的墓碑，当看到“慈妣杨氏瑞菊之墓”那几个已经模糊的字迹时，我认定就是这里了。在碑文上细溯源流，这里安息的是我高祖父的母亲。而她的夫君却没有安葬在这里，在村小学的荒坡上，幼时我们曾经祭扫过的，我记得那墓碑上的名字——陈公万玺，我就是从这位先祖的碑文上认识“玺”字的，父亲说玉玺是皇帝的大印。虽然我比较仔细，但在最后离开时还是发现了一处被漏掉了。他是十五世祖汉荣公。年代久远，草木杂生，墓碑已经破损。二爹说，多烧点香纸吧，我们以前都将这老人遗忘了。
然后去半坡坟山。这里安息着我的高祖父、高祖母以及他们的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媳。高祖年翰饱读诗书，功名却屡试不中，他是当时湘黔边地一带有名望的读书人人，很受乡人尊崇。幼时，祖父总给讲我起高祖的故事，希望我努力读书，“背他老人家的书箱”。或许，我走出地妹这个小村负笈他乡，与家族冥冥中的血缘承递有着某种神秘联系吧。
按照故乡的风俗，从坟山上回到家后，还有一个必须进行的仪式。我庆幸我还能记起。入夜时，在屋门前反扣一个簸箕，上边摆上五个酒杯、一块刀头肉，向更多的祖先表示歉意，召唤他们的灵魂回家，享用后人献上的祭品。清明的故乡夜晚，有微薄的月色。我孤独地站在屋前，看着烛火燃烧。孩提时代的这种时候，大人们总是让我们许愿，让老人保佑孩子。我许什么愿呢？此时，我祈愿自己死后灵魂能回到故乡。
老人们都已经走了。又一代的老人正在紧跟他们的父辈。我们这个房族里，父亲一辈的，大堂伯父在好几年前就因心脏病去世了，那时他刚从县工商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没有几年，他没有回到故乡，他安息在县城的公墓。另一位堂伯父去年突发脑溢血，现瘫痪在床，他送入新晃县医院抢救时，我正好从那里返回贵阳，听说后我去医院看他，他的眼神无助得让人想哭。我的父亲在他这个辈份里算年纪比较大的，今年端午节已过六十五岁生日。去年三月间走亲戚时摔下坎，致颈椎挫伤，现在行动佝偻。二爹（父亲的弟弟）曾经是湘黔边地知名的木匠，是“撵山”（打猎）的一把好手，却因困扰他数年的脚趾无名肿痛，现在走路都有些趄趔了。
4月6日，新月大婆下葬。本来有一处据说风水很好的坟山，但离老家却有十里地之遥。怕累了抬棺的人，只好葬在近处的坟地了。抬棺的场面让人悲从中来，抬棺的人青壮年基本上没有，大多是五十多岁的人。看着那些扶棺培土的乡亲，我在高处默默流泪。为逝去的老人们流，为活着的老人们流。老人就是故乡，当老人远去时，故乡还会存在多久？
老田
上完坟，权叔叫我去他家吃饭。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每次回家两叔侄都要喝上两壶米酒。那天有新晃大姑家的表哥在，自然需要多喝几杯。喝完酒头有点晕。我拿着相机，决定去野外走走。
老家有谚“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清明节过后就是谷雨，谷雨节气过后，就得考虑给水稻育秧了。田野却安静得很，许多稻田去年收割后就没有犁过地。以前老家人最不齿这种做法。损一个人懒有一句常用语——“他这个人懒得老田都没有翻。”可如今不翻老田却成了很平常的事。青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尚有劳动能力的父母还能耕种，而衰老多病的老人只好将稻田租给别人种。前些年，田主与租种人按五五分成，后来是四六分成，再后来是三七开，再后来是二八开，可如今颗粒不取让别人种也没有人种了。
寨子边上的田大多是老田，有的稻田甚至伴随了地妹陈姓的树壮分枝。水稻土有厚厚的一层，在湘西黔东的山区，这些稻田是农人羡慕的好田。我家的秧田就是一丘老田，有多老不太清楚，但在民国时期，奶奶就在田里育秧了。这丘田不足一亩，大约是七分。但产量历来都是我家的稻田中最高的。此刻，它在那静静地闲着。去年收后没有被翻过。田里长着短短的野稗、水莎草，还有令人讨厌的鳢肠。老田，爷爷奶奶年轻时就曾经耕作过的水稻田，在他们的孙辈这一代被荒弃了。
稻田曾经是老家人渴望的。第一轮责任田承包过后，田亩的面积就确定下来了，再也不根据人丁的减增调整分配。女儿多儿子少的人家就占了许多好处，一家六口人，父母两个，三女一子，三个女儿出嫁后就只有三口人吃饭，余粮越来越多，出栏的肥猪也越来越多，家境越来越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家出现了一些口粮不够的人家，这些人家是那些儿子多的人家。儿子一个人的稻田，不足一亩，丰年收下来净谷顶多就400公斤左右。娶了一个媳妇，两个人还勉强凑合。有了一个孩子，或是两个孩子，吃饭就成大问题了。我的一位堂叔家三兄弟，田土很少，一家人过得很紧张，年年缺口粮。生养了两个儿子，没有办法，只得将大的一个送给别人养。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老人们责骂。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让孩子饿死吧。田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家一些人家的痛苦回忆。
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弟三个。小时候母亲就老念叨：“崽哦，你们长大了咋个够吃哦。”我家的责任田不到五亩。稻田的危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有概念。看到一些人家因为娶妻生子吃不上饭，我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惶恐得不得了。那时，我时常翻看我们家的承包协议。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家稻田的分布——河坝边，水田一丘；薅秧凹，水田三丘；冲梅桑，水田一丘；下龙秀湾，水田三丘；平亚屋边，干田一丘；冲嫩，干田一丘；马道子，望天田一丘；撮箕坳，干田一丘；云洞，水田五丘；冲王定，干田一丘；冲梅纳，干田一丘。那个时候，我实实在在地设想过这样的危机：三兄弟如果都娶妻生子，这粮可怎么够吃？幺叔公因膝下无子招婿上门，姑爷有了孩子后，粮就不够吃了。我这位姑爷那个时候一天忧心忡忡。我上大学时，他甚至还向省有关部门写信建议田土承包微调。我不知道他的信有没有回音，我想多半是石沉大海了。
母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带着我们开了两丘新田。一丘是在洪水湾的沼泽地开辟的，大约有半亩左右，是在1988年的夏天开出来的。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小弟那年13岁，也参与了开新田的劳动。那是一块老沼泽地，长满了灯心草和野孛荠，开着开着，我陷了进去，烂泥一下子掩到了胸口。母亲吓得脸都白了，好在没有再继续往下陷，要不真的就没命了。还有一块在上龙秀湾，本来是一块玉米地。有一年地里涌出了一大股水，母亲喜出望外，就在那里开田了，约有三分地。开新田时，弟弟老想停下来。“妈，我们家这么多丘田了还开田做囊子嘛？”弟弟说，“崽哟，你晓得哪样子，你大了讨了婆娘就晓得田不够了。”母亲一直对这两丘新田很得意。因为这两丘田虽是新田，但肥力不错，产量并不低于老稻田。
我家最早出去打工的是大嫂。她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竟然有到广东打工的勇气。七年前，她就离家外出打工了。我们都为她担心，但她这些年就是不回家。开始听说工资只有每月三百块。在广东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她的日子。她五年没有回家，侄子与她感情都有些隔膜了。后来大哥、弟弟与弟媳都出去打工了，想动员她回家来管管孩子，她回来没有多久就想出去了，只得让她出去。现在他们四个人都在宁波打工。四年前，我就动念头让父亲不种田了。因为大哥与弟弟都不在家，一个人种这么多田，肯定会累趴下的。父亲倔强地不予回应，父子俩还因此争吵起来。前年，他因喝酒过量胃出血，我接他到贵阳来医治。这一次之后，他身体差了许多，只得接受我的建议将田租出去，人家愿给多少就给多少。前两年还有人种，今年却没有确定种的人家，只得让它荒着。都快育秧了，还没有人愿意来种。今年怕是要荒掉了吧。
在田野里乱走着，米酒的后劲上来了。在田野上东晃西荡，我的头越来越重。天气很好，索性在田埂上睡上一觉吧。我胡乱地和衣倒在了田埂的草地上。醒来时，天快黑了，依稀可见田野的小路。我怎么睡在这里了？今天的酒可真是喝多了。我细一看，我睡在冲嫩的老田边。这田是一丘干田，不过自从包产到户后，只有一年绝收，那一年是因为稻瘟绝收的。这丘田只能种早稻，晚稻生长期长，需要大量水分，这里的水源无法保证。我想起来，我本来是想来这山湾里拍一种叫实竹的植物的，它的竹子差不多是实心的，很独特，我曾在系列散文“老家植物志”里写到过它。不曾想却在这田埂上睡去了。
口渴得不行。我找到源头水，猛喝了几口山泉。或许是喝得太多，或许是胃好久没有经受过冰凉山泉的刺激了，一会我就呕吐起来。胃里边翻江倒海，难受极了。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像是要飞起来。我只好坐在这丘老田边休息。夜色里，依稀可见田间的野草丛生。我想，那里头肯定有丁香蓼，这种可恶的植物在这丘田里最多了，每年我们都要扯出一大堆。去年冬天没有翻过田，这丁香蓼肯定欢喜得很。我想给大哥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在冲嫩湾的老田边，田里的丁香蓼长得要“吃田”了。在手机通讯录里调出了他的电话，我最终没有拨打。这个时候，或许他与弟弟正在宁波的某个工地上忙抢活没有收工呢。他俩做的是油漆活，大哥说他夜里老咳嗽。我歪歪斜斜地走到田中间，疯狂地扯那些短短的恶草。但醉酒的我整个人都是轻的，没有多少力气。喘着气坐在田中间发了会呆，我趁着月色回家了。月光下，那些老田，不仅我家的，还是好多人家的，去年冬天都没有翻过。这些老田，今年秋天还会有好收成么？
老路
地妹这个小村地处湘黔边地，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角落。
别的地方早通电了，但老家却迟迟不通。1991年从湖南的一个小村子拉了电线过来，开始还基本能照明。后来由于损耗太大，电费曾高达一块七每度。而那时我缴的城市民用电费是三角八分三。前些年，电信部门将电话线拉到了离地妹仅三里之遥的一个寨子。老家人以为会顺着毛公路拉过来，但最后让他们失望了。现在老家依然不通有线电话。为此我还曾向省长信箱反映老家人的期待。省转州，州转县，最后这个事情落到我一个高中同学的身上。他坐着越野车颠簸到了我的老家，最后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电信局说没有桩头了，再就着那棵线拉过去信号会衰减，只有以后考虑了。一晃数年过去了，我的这位同学都换了单位，电信电缆还没有抵达我的老家。有一回老家有人说准备抵制上公粮，除非县里将电话线拉到地妹来，但最终没有人这样做。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众多农民一样，老家人是良民是顺民。
托农网改造的福，老家人的用电在上世纪末终于有了盼头，高压线拉到了家门口。通电那天，老家人杀了头肥猪庆贺，将几个安装工人感动得掉眼泪。他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改造农网，老与当地人扯皮，更不要说杀猪招待了。“那天，县里来的人都喝醉了，我与你大爹也喝醉了，我们开心哪，我们的电灯终于亮起来了，电费现在是每度四角多。”在父亲的来信中读到这样的话，我直想哭。
通过老家的岑（庄）八（界）公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县民委投资修通的简易公路，开工于1967年11月，次年3月竣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维修过一次，建了一些涵洞和拱桥。它一头在岑庄村（属湖南）连接了新晃县经贡溪至天柱县的晃天公路，另一头在八界村连结了坪（地）八（界）公路。
在我的印象里，这条公路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八十年代将这一带的上好木材外运。我的童年时代里，运松圆木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来。现在这一带的森林覆盖率大为下降，老人们认为，除了1958年大炼钢铁外（那时县里在地妹设有规模颇大的铁厂），公路修通后大量木材砍伐外运也是一个关键原因。经过这次集中的资源索取之后，这条路就处于一个无人管无人问的境地了。
1985年农历四月初连降暴雨，山洪暴发，由岑庄至地妹一段路基被冲毁，通行货车都困难了。在公开出版的供司机专用的交通地图册中，没有标注这条简易公路。至今，老家人依然没有看到自己盼望的班车从门前开过。他们要么走十多公里到八界村去，那里有去镇上和县城的班车。要么走三公里，到岑庄村的小桥边去等从贡溪开往新晃的班车。公路，成了老家人心头的一个结。
前些年，有人买了班车，想过地妹来拉客，但一路上坡下河，客车底盘刮得到处是伤，只好作罢。地妹这一带有重晶石矿脉。海湾战争停火后那几年，重晶石出口量激增，有收矿老板出钱胡乱垫了一下公路，结果矿没有让老家人富起来，公路却被载重的矿车轧得面目全非了。后来又听说，晃天公路要重新选线铺设成油路，有可能要从地妹经过，经八界、坪地、织云、邦洞，到达天柱县城。这个消息让老家人高兴了一段时间。我是春节回老家听到乡亲们说起的。走到家家户户吃新年饭，乡亲们都对我说：“以后你们回家就可以坐班车到家门口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听说要占一些田，乡亲们都很大度：“占就占吧，为了子孙后代有条好路。”但最终证实这个消息纯属以讹传讹。晃天公路湖南方面已经在进行三期工程了。这条公路不仅不从地妹这个小村子经过，连离地妹最近的候班车站点——湖南的小村岑庄也不过了，它从扶罗经皂溪上贡溪，然后到达与贡溪接界的一个叫平能坳的地方，与天柱过来的公路接头。老家人彻底地失望了。
前年，交通部门拨了点资金来整修这条公路，挖掘机也来门前晃了晃，但这次修整收效甚微。这次清时节是与在贵阳工作的小叔一起回去的，同行的还有在云南做生意的二叔及堂弟。以前我回老家都是从贵阳坐七个小时的火车到达贵州的东大门玉屏县，随后换乘中巴车一小时后到达湖南的新晃县城，然后再换乘开往贡溪的县乡班车，约两个多小时车程后，在一个叫岑庄的小村下车，步行三公里到达老家。这次小叔决定开车回去，开的是一辆凌帅车，但只能开到天柱县城。好在他县里有个同学借了一辆猎豹越野车给他，我们才颠到了老家。“离家二十多年了，路还是这个破路。我们这里出个交通厅长就好了。”二叔揶揄。我有点悲哀，老家人的公路梦难道真的只有寄托在这个荒唐而又现实的想法上？
村前小河上有几块大石头架着，二叔虽在云南山区开车多年，但还是小心翼翼地摆了半天石头才通过。不是整修过么，怎么有这么大的窟窿？老家人说，当时施工的人就这样直接盖石头，使本就十分狭窄的河道更窄了。这么盖怎么行？这小河每年涨水可都是要淹过公路来的，淹了田怎么办？有人与施工的人理论，一生气就撬了块石头，施工队就此走掉，用于施工的水泥也卖掉了。这段公路的维修到此为止，但它居然通过了验收。老家人说，验收员根本就没有到这里来。老家人叹气：“不修还好，越修越烂。”
在家呆了两晚。4月6日上午，我们往县城赶。路上碰到坑洼处停下来，有老家人认真地说：“你们在省城工作，帮我们向上边反映一下嘛，这条路哪怕弄成一条像样的砂石路也好呀。”在油路的希望成为泡影之后，老家人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我与小叔只有苦笑，一介草民，人微言轻，反映有何作用？我安慰他们：“会修的，每年政府都有乡村公路专项资金，新来的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讲得有的。”说这话时，我脸有些发烫。可我明明说的是实话呀！
补记：在电脑敲下上边几行字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听说省里将投资2500万修油路了，在角布坳接天柱至三穗的柏油路，油路经坪地、八界、地妹到岑庄与湖南的公路对接，下半年就要动工了。我不知他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但愿这次老家人能够梦想成真吧。
2007年5月11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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