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回头无岸
|
|
深圳丁力
1
火车在沪宁线上由西向东行驶，时间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艰难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经走了十年，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仿佛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无尽头。
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安徽省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面不需要冠某某省，后面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说深圳谁都知道，不象说马鞍山，前面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则别人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香港的马鞍山还是抚顺的马鞍山；后面的“市”更重要，有了这个“市”，马鞍山就能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平起平坐，他们不都是叫“市”吗？“市”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阿Q名字前面的那个“赵”姓，有了这个“赵”，一贫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赵老太爷攀上亲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扪心自问，我们谁不想往上攀？刚开始是姑娘们喜欢傍大款，后来发展到小伙子喜欢傍富婆，现在您知道吗？连政府官员都要傍大企业家。信不信由您。事实上，现在不仅人喜欢往上攀，凡是活着的东西它都喜欢往上攀，您就说现在我搭乘的这辆火车吧，放着现成的皖赣线近道不走，偏要先由西向东然后再由东向西折一个来回，绕道上海杭州这些有钱的大城市里转一圈，非得沾点财气才肯上路，与旧时拉车的牲口差不了多少，这不是嫌贫爱富往上攀吗？势利得很！
火车的势利让我很生气，尽管我自己也势利。由于火车的嫌贫爱富，害得我非得跟着它先从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经南昌到株洲，最后才从株洲沿京广线南下，十足走了个“之”字形，费时费事费钱，少慢差费，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同时也预示着我此次旅行的不顺。如果火车不势利，它就可以走皖赣线，我就可以直接在马鞍山上车，火车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鹰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样，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饭再出门，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们还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车，多好！
生气归生气，旅行还得继续，我犯不着与火车这样的家伙赌气。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上车就能睡觉，睡着了也就自然不生气了。以前我与同事一起出差时，他们总是羡慕我，甚至有人还正儿八经地向我讨教上车就睡的秘诀，我想了半天，说：小时候我妈忙，没空抱我，于是将我放在摇篮里摇，一摇一晃，轰隆轰隆，跟火车上差不多，所以现在上火车就能睡着了。过年时老母亲来，我恭恭敬敬地敬她老人家酒，感谢她给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母亲恍惚，说不对，你小时候哪里有什么摇篮给你睡呀。我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一上火车就能睡着，而别人却睡不着？母亲想了半天，说：什么呀，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二场站，整天火车来来往往，从小就习惯了。母亲不会新名词，如果她会，她一定会说到“胎教”。
“胎教”虽好，但我今天可能难入睡，刚刚要睡着时，就被一个卖杂志的吵醒，卖杂志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其实，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我心里有事。
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划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再说出版社就在武汉工业大学里面，在武汉开这个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我不想去武汉开，我想将会址迁到深圳，这样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单位，干脆就不回来了。为达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我鼓动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谢厂长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南迁。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
我正在想着心思，对铺的汉子突然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而不说我是军人或公安？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公安。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那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大哥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的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设计院从去年开始决定紧跟形势，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改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是研究所的，以前我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我们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会看相吗？”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相？”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病人对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汉子在做这些操作的过程中，已经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他们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这项伟大测试的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我。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必须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励他。
“你运气不错，”他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条是张宜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那半条路就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够可以的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然而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宜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如果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马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
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年汉子还真说得对，至少大部分是对的。
2
到广州后，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保卫处的人对“老九”们的意见特大，正愁着没机会整我们呢，还能给我们行方便？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宜民。
张宜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宜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宜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她首先就将张宜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张宜民，他冷淡得让我吃惊，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前面说过，郑康平我并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上帝是个平衡高手，他不会让欣赏被你一个人占去。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不得志的邓工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我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特别是邓工的这番话。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差一点就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时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发了。发了的郑康平并没有忘记邓工，曾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邓工拍了胸脯：这事我邓某人包了。为了使此事万无一失，我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会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我自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考虑问题非常周到。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我一条红塔山香烟，反正我也不抽，更费不着去外面的小店低价兑钱了，干脆充当二传手，再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的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张宜民，我踌躇满志地来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不见我没关系，我可以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
郑康平醒了，醒了的郑康平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说。
“噢，好好。老邓呀，邓连声。”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您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就摆在了一边。他不仅对茶壶不感兴趣，对邓工的信也不敢兴趣，连拆都没拆就放到了一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是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看看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他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说。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3
不出半天，两条半路就断了两条，并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气愤，心里想：张宜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生气没用，人还要活，路还要走，旅行还得继续。下楼之后我先买了份盒饭，然后想着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不是还有半条路吗？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石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现在看来这个贵人只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做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小时。当我找到石大哥时，已经五点多了。他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就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我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石大哥，并且向石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但我不知道这是旅行的结束还是旅行的开始，或者是旧旅行的结束，同时有时新旅行的开始，或许火车上那位大哥说的对，我是马命，一辈子都得跑，总是在旅行，认了。
从石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你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他眼睛当场发亮，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秦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愿意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我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我感觉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秦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的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秦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说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秦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三百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的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是那种有点放肆的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我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我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但心里却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的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
眼泪滴到了碗里。
4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当时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是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在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重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阿，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钱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我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按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
石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很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五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石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石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石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石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石大哥听。
石大哥说：“这个广州佬讲的是对的，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般每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石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石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石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石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5
从石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秦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秦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秦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三十一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见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五百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之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十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定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与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有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秦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秦老板从香港来了，秦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秦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秦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有接了很多定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秦老板说的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秦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是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七十几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十五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六人，看是不是从中挑三人通知来见工。秦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摇摇头。秦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秦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秦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秦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惟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五百多工人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我怎样向石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秦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秦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五百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得农民，素质差，五百人抵不上香港的二百人，秦老板说二百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我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或然发觉陈秉章其实蛮在意这份工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