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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生理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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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宝宝
生殖生理学是研究机体生殖功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概念往往将生殖学的内容限定于研究生殖器官各部分的主要功能以及机体对这些功能活动的调节,自然其中会涉及一些生殖内分泌问题,但内容不会太多,因为以生殖过程中的内分泌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常称之为生殖内分泌学,尽管其中也会涉及一些生殖器官的功能问题。无论中外生理学教材中,如果说对生殖生理的内容总会有一定篇幅,那么对性生理的问题大多是略而不提,特别是国内出版的生理学教科书；性与生殖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医学院校的学生不掌握一些应有的性生理知识,无疑是一种缺憾,对学习计划生育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这样。
——引自《生殖生理学——普通高等教育计划生育医学专业统编教材》前言
1
Bi——这不是英语,是汉语拼音。[波——依,逼]。
我的电脑里打不出这个字。它是由一个尸体的“尸”字,下面加一个洞穴的“穴”字组成的。它还有另一个写法,一个尸体的“尸”,下面加一个必须的“必”。前一个字是用会意法造字,后一个字是以形声法。
它的发音和逼迫的“逼”是同一个音。
这个字,在学校里老师从来没有教过,在小说里出现时也经常只是打一个X,我手指着这个 X问我的父亲：这是什么字？他告诉我说,这代表是不好的字,是骂人的话。到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位不会说普通话的香港同学趁我不注意时,突然问我：“bi是什么意思？”,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愣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他：“bi就是X”。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字,是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听大我四岁的同学讲,然后去查字典认识的。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它是另一种写法,就是一个“女”字中间加一“点”。那是我在学校的围墙上发现的。
有郭沫诺题字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这个字的——bi,阴门。
简单、不求其解的注释。带有某种轻视和有意回避的态度。
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字的确切时间,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三岁,也许更早些,它应该是我最早说出的一批词汇中的一个,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只知道是向人表示愤怒时常用的一个字。
听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第一次动手接触到它,是在一个大我三岁的邻家女孩身上。一天,我们学习大人的样子过生活；她做妈妈,我做孩子。她要我吃奶,我说：好。当我正准备进入角色时,她用手指着自己的裤裆对我说“大人吃奶是吃这里”；于是,她蹲下来给我看她的那个东西。以年龄和身体的比例来看,她的两片东西实在是太大了些。形状就像是一个刚刚剥出壳的豌豆。我用手轻轻地掰开那两片肉,看到有一些白色的、绿色的像小虫儿一样的东西粘在里面慢慢蛹动；就小心翼翼地用一条布手帕将粉红色的两片擦得干净而光滑,然后满意地把它轻轻合上。
晚饭的时候,我问妈妈：“大人吃奶,是吃这里吗？”
“哪里听来的？胡说八道！”妈妈笑着骂我。
从妈妈的语气中我知道,那个女孩的话是真实的。那年,我应该有五岁了。
在我八岁大的时候,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只是用来撒尿和给大人吃奶的。于是,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邻班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应该叫：李玲）来到了围墙外面的大麦田；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冲着对方笑。接着我脱掉了她的裤子,把我那个只有烟头大的小鸡鸡放在她的腿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麦田里,一动不动。
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只有我们两个小黑点,天空蓝得像孔雀身上的羽毛。我从她望着天空的眼睛里,看到的满是幸福。
后来,我再见到她时,我们依然谁也没有讲话。直到后来要升中学时,我离开了那所学校,我们一直没有讲过一句话。
2
当我可以像大人那样“吃奶”以后,我发现它是人的另一张脸,它和脸有着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个发现,是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一次,我和一个女生“吃奶”时,发现她那薄薄的两片唇上有颗暗红色的小痣在急促地跳动着。正如她脸上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上的那颗同样颜色的小痣,以同样式的节奏在跳动着。
此后,我开始拿它和脸孔进行对照,当我在观察一张脸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推测那个暗藏着的另一张脸。能够被证实的,都非常的准确。不能被证实的那些我也可以肯定：大部分都会相当的准确。
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我的这种自信：第一件,是我在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正在阶梯教室上大课,那堂课讲的好像是有关西方艺术的发展史,教师在放着幻灯,大教室内鸦雀无声,只听到幻灯机“卡嚓、卡嚓”走片的声音；伴随着幻灯片一张接一张地闪过,教室里忽尔一亮,忽尔一暗。我无意中回头向后排望去,见到最后几排空荡荡的座位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坐在那里随着光线闪动着,一身漆黑的衣服和一头漆黑的长发里面包裹着一张惨白的脸。我一时间完全被这只影子吸了过去,在她身边静静地坐下来,把头伏在前排椅背后面那条窄窄的桌饭上,侧过脸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直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像。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那张惨白的脸,同时推测着另外一张应该是同样颜色的脸,她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望着前面,灯光依然随着“卡嚓、卡嚓”的走片声忽尔一亮,忽尔一暗。当清脆的下课玲声响起时,她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只是嘴唇微微地张开一下,有点颤抖,我看到里面一股晶莹的水滴从细细的嘴角慢慢渗出来。当我再一次去上大课时,提前了两个小时来到阶梯教室,在七天前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看到身边的那张座椅上,有一汪透明胶水样的东西在阳光下晶莹地闪烁着。
多年后,我又在阶梯教室里见到那个东西,它已经变得像是一块琥珀,晶莹、坚硬,牢牢地贴在座椅的表面。
岁月的颜色使它看上去像是昔年的珍宝。
听掌管阶梯教室的陈老师说,那张椅子从来没有人坐过,因为它在黑暗中会发出一种暖黄色的光,给整个大教室罩上一屡柔和而又浪漫的色彩。最后,他摇着头对我说,“很奇怪,它的光从来不会影响放幻灯。”
至于那个黑色的影子,我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见过一次,好像是在一群乱哄哄的游行队伍中,她依然是一身漆黑的衣服,一头漆黑的长发,一张惨白的脸。在长长的队伍中只有她一个人紧闭着双唇,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前方。依然像是一尊雕像。
这个画面牢牢地印在了的记忆中,但是那场游行的原因,时间和地点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第二件事,发生的时间要早一些,那是在一列南去的火车上……
整件事情的经过和所有的记忆都被浓缩在一列驶向南方的火车上面。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窗外的电线杆被一个接一个地向后抛去。手捧着几个桃子,没有座位的票。左右对称地摆在嘴角两则的光滑的小肉坑。两节车厢的交界处。轻轻地擦洗着桃子身上的浮毛。洗漱间的镜子。“给你看一样东西”：撩起上衣,我看见一面平滑的腹部中间有一个凹下去的浅浅的柔和的小坑,坑中间有一个膨起的小肉球,中间有一条S形线把肉球分成两半,肚脐就像一个标准的八卦图形。她转过身去,弯下腰,后面也有一个八卦图形,几乎和前面那个一模一样,原来她想让我看的是这一个。不能跟她道别,她妈妈就坐在她的旁边,但我却到站了。“给你！”一只桃子递了过来。光滑的山坡上没有一丝浮毛,中间只有一条凹痕,没有露出的双唇——这,就是我的推测,还想怎么样？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来证实吗？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这种能力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我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凭借一张素不相识照片,来推测这个人的另一张脸,就像公安人员根据目击者的语言描述画影图形一样。当然,这种话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
私下里我曾经对玛利莲•梦露的照片进行过认真仔细的研究,并根据推测结果画了一张风格严谨的图画。后来,这幅画被纽约的一个老头儿买去了。我一向记不住外国人的名字,但他的名字却很好记——菲利浦•强生。他的名,和我家里用的电灯泡的牌子一样的,他的姓,和我儿子洗澡后用来擦身子的爽身粉的牌子是一样的。听一位纽约的朋友说,这个老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私人宅院,里面有自己的私人美术馆。我的那幅画就挂在波普画家安迪•沃霍的《玛利莲•梦露》的旁边。我可以想像得出,这样的同一个人的两幅脸孔摆在一起是会十分触目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老头自己是住在一个四面透明的小玻璃盒子里（难道是金鱼缸？）,多半是我听走了音。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从纽约寄来的礼物——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我第一眼就认出了纪念章上的小人儿,就是买我画的那个老头儿：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的图形眼镜,笑眯眯的,头上已经没剩几根儿毛了。我并不喜欢这枚纪念章,它比我小时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要差得多；所以,也就不知道把它丢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听人说,在纽约搞建筑设计的人,胸前都有这枚纪念章。
当时我心里就想：他们真的是没见过好东西是什么样。
3
它总是和脸孔保持某种关系。
后来我发现,它也不一定是跟人的相貌和性格相一致,有时也会相反（当然,这种相反依然是一种联系的途经）；你会不敢相信——在一个瘦小黝黑的脸孔下面,居然长着一个饱满、肥大的东西,而且出奇地白腻。打开后是鲜红的。
我喜欢打开它仔细地看,好像做科研那样。
它真的像每一张不同的脸,完整而且个性分明。
有的肥大松软,有的娇小但却结实,有粉红色的,样子很稚嫩；也有黑褐色的,湿润又光滑；有的外形很单纯,隆起的山包的一个坡面由于折叠形成了一个富于变化的缝隙,完整而且强烈,就像是布朗库希的雕塑小稿。也有一些折痕倒并不明显的,两个山坡中间夹着一对微微张开的唇。有的薄,有的厚。
同时,我发现它和食欲的神经总是相沟通着。从它那里总是会感受到许许多多的吃的东西：熟透了的李子、被蒸得松软和裂开了口的馒头、鲜嫩的百合肉、剥了皮儿的荔枝、切好的三文鱼片、果冻、樱桃、鲜蚝、鲍鱼、蜂蜜、涂满奶油的蛋糕、豆腐脑……
它还会透过食欲的神经,将你的嗅觉和味觉神经全部打通。
有草莓味儿的、菠萝味儿的、茉莉味儿的、凤梨味儿的、魔芋味儿的、黄豆味儿的,还有青鱼味儿的、蒜蓉味儿的、奶酪味儿的、腐乳味儿的；当然,也有一些味道比较特别。比如：虾酱味儿的和卤鹅味儿的。
除了这些俗气的欲望,它直逼着你的纯粹精神领域。
你会由它联想到奥姬芙的画；安藤忠雄的建筑——真言宗本福寺永御堂,俗称莲花庙；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傅伊于斯的雕塑和装置；翁贝尔托•艾柯的符号学小说；马塞尔•杜桑 的《无花果》；伟人的诗句,爱因斯坦,贝多芬,《论语》,维特根斯坦,博尔赫斯,罗素,冯友兰,利西腾斯坦……,一直想到释迦牟尼和大胡子革命家菲备尔•卡斯特罗。
最后,想像力会飘向遥远的江南,落在一个景色优美的山包上,那里就坐落着气势雄伟的中山陵。入口处孙文手书两个大字：“博爱”。
我真的不是在顺嘴胡说,确实事出有因。
首先想到奥姬芙的画,是因为她大部分画的内容都是在展示怒放的花朵,而画中的花朵又明显地向人们展示着一种强烈的暗示。想到安滕中雄的“莲花庙”,是因为整个佛寺建在地下,地面下只是一个椭圆形的池堂,里面开满了莲花；从水池的一边到圆心之间被开了一条缝,这条缝隙,便是通向下面的唯一入口。至于想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那是因为它的结构、细节,以及它的模糊迷离和扣人心弦。想到博伊于斯的雕塑和装置,是因为那肥腻的油脂和神秘夸张的氛围。而想到翁贝尔托•艾柯的小说,是由于它复杂的路径和插在路径旁的引诱的标记。那么,想到马塞尔•杜桑的《无花果》,则是再自然不过了——它直接是从那里翻制出来的小雕塑。至于伟人的诗句,是较为费解一些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伟人自有他的伟大之处,“乱云”二字惟妙惟肖；但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妙就妙在“飞渡”。想到爱因斯坦、贝多芬,除了他们人所共知的伟大,还有就是他们都有一把“乱云飞渡”式的头发。而想到《论语》,是由“先进第十一”中的“吾与点也”而来。想到维持根斯坦,是因为逻辑和语法的距离。想到博尔赫斯,是因为虚构与真实的关系。想到罗素和冯友兰,是因为他们各自手里都拿着一本哲学史,哲学史是最能让人产生冥想的东西。而每次由哲学史开始的冥想最终都会转到这里来……。想到释迦牟尼,是因为先想到了他的弟弟阿难和《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一中的摩登伽女。那么,联想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我想,应该是由他那私心杂乱的胡子开始的。
至于,最后想到中山陵,则是由坐落它旁边的另一个小一些的建筑——美龄宫——引起的。美龄宫的平面布局被设计成一个镶有宝石的项链坠子的图案,可无论你怎么看它都更像是另一个东西——那个我日思夜想的,那个东西。
4
那个东西是人的另一张面孔。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就像科学家一样,把自己献给了科学研究这项事业。小时候,听收音机里说,陈景润为了研究1+2等于几,一边思考,一边走路,没留神一头撞在了电线杆子上。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一时间被传为佳话。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要献身科学的愿望,这种愿望一直左右着我长大成人后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我踏上的并不是“科学”的道路,而是另一条与之相平行的路。所以在我有一天一头撞向电线杆子时,也就自然不是想1+2等于几了；当然,也不会是1+1,——它比1+2或者1+1要更为复杂些。
当我在读艺术类大学的时候,我就怀着这样一种精神去对待身边发生的任何事。
那时,我正和另外两个同学在一间离校门口不远的小饭馆里吃饭。突然,一张美丽的脸,从窗前飘过,就像电影银幕上一张美丽的脸正在飘出画面。我和老贺几乎是同时甩掉了筷子冲向门口的。前面的女人一手提着一只巨大的旅行包,吃力地向校门口的方向走去。
“小姐,需要帮忙吗？”
小姐并不回答我们,也不看我们,继续向前走。
“对不起,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帮您拎包,顺便研究一下结构……”
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坏人。你看,这是我的学生证,我们确实是这个专业的。
“真没别的意思,我们就是太习惯助人为乐了。”
小姐站下来,看了一眼学生证,笑了。她的笑脸就像一朵花。
原来,她和我们是同行,也是学绘画的,来自杭州,到这里是为了考察实习,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里。
三天的考察实习,转眼就过去了。她除了和全班同学的集体活动以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形影不离。那天傍晚,我们决定为她送行,我们聚集在老贺那间窄小又肮脏的宿舍里,总共有四个人——我,老贺,老吴和她。老贺关掉了所有的灯,拿出珍藏的——关键时刻才被拿出的——蜡烛,点上。然后我们提仪每个人讲一段自己初恋的故事。
我当时讲的是这样一段故事：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和我邻桌的女孩,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经常在课堂上传递一些小纸条。一次,我们相约去看一场露天电影,黑压压的人群早已挤得满满的,我们静悄悄地躲在人群的背后。虽然我们根本看不到银幕,心却依然“彭彭”地跳,两只手也静悄悄地拉在了一起,并且通过握着的两只手传递着各自的礼物——一支有红色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转笔刀。突然,挡在前面的身影转了过来,那竟是我们的班主任顾老师；我们推开对方撒腿就跑,片刻间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第二天,顾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有些同学思想肮脏。她把“肮脏”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同时雪亮的目光像两把锋利的尖刀,一把插向我,一把插向她。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传纸条了。直到学期尾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明天,我要走了。那天晚上,我偷偷地溜到她家门口,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右手的手背上,最后,泪滴在我的手上慢慢散开。第二天,她就被她的父母带去了另外一个遥远而又荒芜人烟的地方,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她的名字叫：胡蝶。自从那天我们分手后,我每天都要溜到她家门前向里面望一会,六个星期后。另一家人搬了进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右手手背上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一只蝴蝶的图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曾经试过无数次,都无法将它洗褪一丝一毫。
我把右手伸到蜡烛前,烛光下,那只蝴蝶抖动着翅膀,像是随着烛光波动的节奏在翩翩起舞。直扇得烛头的火苗凭空地飞动。
终于要告别了,她慢慢地站起身来。我说,我们每个人和你跳一支舞,然后再送你回招待所。老贺拧开了收音机,找了一个有音乐的台,我们投硬币决定了谁先和她跳第一支舞——老贺第一,老吴第二,我最后。舞跳完后,我们来到了招待所门前,敲了一会儿,没人开。于是,我们决定从窗子进去,我首先从门上的小天窗爬了进去,老贺和老吴在外面送,我在里面接。当我把她从天窗上抱下来,走到楼梯口时,她哼了一声,就瘫软在我的怀里,说：“你不是要研究我的结构吗？
我顺势将她放倒在楼梯上,打开了她的下面,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两条葱白一样的腿,分成一字,中间那个山包被彻底地敞开,里面一层层粉红的嫩肉,全部翻了出来,活像一朵盛开的大牡丹（芙蓉）。
5
它里面的结构相当复杂,并且藏着许多东西。
一位读商学院的朋友曾经神秘地告诉我：“那里面有一个世界。”我相信他的话——我就曾经亲眼见过一只巨大八爪鱼在里面一闪而过。
6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一种想法：只做科学研究,不谈个人感情。那时,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事业了,从不说：我爱。
但她并不这样看待。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她的下面津津乐道深入研究的时候,她却对我说,她更喜欢我脑子里的东西。
那时我还很年轻,我认为她的话太幼稚——当她问我,你爱我吗？——那时候,我年轻,并不知道什么是爱,那时我觉得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冲动。我什么也没对她说,双手翻腾着,嘴唇绷得紧紧的,什么也没说,那时候我真诚得近乎冷酷。当另外一个女孩对我说,我每翻动一下,她就感觉到多一分幸福。她说：“我爱你,你知道吗？”听了这句话,我的手停了下来,把头从她的两腿之间抬起,（就像右眼眶上夹着放大镜）呆呆地望着她,一动不动。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转身就跑。
那时候我还年轻,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类问题。
后来,有一位朋友,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愣了很久,还是无法回答他。我知道在我这个只有柚子大小的脑袋里,长着一对蜗牛一样的触角,所以,根本无法就他的提问给予一个准确而具有概括性的回答。
尽管如此,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其实也并非真的完全是一片空白,当我听到“理想”二字时,有一个画面在眼前闪过,但理智走出来,把它揉成一团,狠狠地压进我的潜意识的第十八层,第六段……
“理想”这两个字,就像一把钥匙,它曾轻而易举地将那个画面从我的潜意识的第十八层,第六段里释放出来——那个画面是这样的：我生活在一个满屋子都是好东西的房子里。伸手进口袋,里面有一个,打开抽屉,里面有一个,电视里的早间新闻中间,插播一个镜头,报纸中缝广告里,有一张照片,喝水的杯子是一个,吃饭的碗是一个,沙发是一个,床是一个,坐便桶是一个,脚上穿的软脱鞋也是一个……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我也有伟大的理想,那种可以在大庭广众公开声明的理想：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私下里曾经算过一比帐,现在全世界是每四个人里有一个中国人,只要我们稍做努力,到下个世纪就可以做到每两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到那里,我们就可以达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的境地了。到那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说普通话,中国人再也不会找不到工作,实在走投无路,就去美国随便找间学校教汉语；到那时,满大街的洋鬼子手里攥着美金追着我们的屁股问：“有没有人民币,有没有人民币。”直逼得我们集体在汗衫上印一行字：没有人民币！到那时,如果有人胆敢走进麦当劳说：“请给我一个巨无霸”,就会有服务员用鄙夷的口吻对他说：“这里是麦当劳——我们只有水饺和面条。”
唱：“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然,这一理想要靠全中国的人民一起去努力,同时也要充分运用它的威力。
而我现在,也可能先从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起。
在我小学即将升入二年级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的话,打破了我对它一直以来的美好想象,但却让我明确了它的用途。那天,他带领我们一帮十几岁小孩去一个有大堤的水库游泳。当大家一起光着屁股从水里跑到岸上晒太阳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位哥哥的身上,大家以极其羡慕的目光望着他的两腿之间,因为在他那光溜溜的两腿之间有一个胡罗卜一样的东西指向前方。我们十几个小孩围成了一圈,认真地欣赏着这位哥哥的表演,他的手在胡罗卜上搓了一阵子,猛然喷出一股白烟——就像电影里国民党的大炮在轰炸我军无名高地。他郑重地告诉我们,这东西叫精子,是用来生小孩的。
“只要把这东西放进女人的下面,小孩就会从那里生出来的。”
至于怎么放进去,他没说。但他的话却让我足足思想了三个星期得不到结果,最后只好决定把这三个星期的烦恼全部推给爸爸妈妈：这么大的事怎么也没跟我说就做了,事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刚踏进家门口,正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又是拍桌子又是瞪大眼睛的。于是心烦火起,喝道：“看看你们,像什么话,哪还像个大人的样儿。”他们显然是被我的话镇住了,停下来,愣愣地望着我,没说话。我转身大摇大摆地离去,临出家门时扔给了他们一句几斤重的话：“想生谁就生谁！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后来,我的儿子出生时,我也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那时我已经明白,这件事儿没办法事先打招呼。
算了,反正都不是故意的。
在我长到十三岁的时候,也有了一个像胡罗卜一样的东西,也经常指着前方,也能喷出“白烟”,只是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像鼻涕一样的,黏糊糊的东西究竟是怎么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小孩的？
一位佛界的高僧对我说过：“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悟性的。”
至今,我仍然无法领会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究竟是指我的“感悟能力”,还是指要我“觉悟——本性”；是“悟,性”,还是“悟性”；这句话中的“性”,究竟是指向途径,还是指向目的？
我曾经在我的一本小说的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生活中,遇到过很多光彩夺目的女人,她们的脸孔,她们的一举一动,毫不含糊地印在我这个只有柚子大小的脑子里。就像是一个档案柜,或者是一个相片夹；在我经意和不经意时会将它打开。她们是我生命中一盏盏指路的灯,一颗颗启明的星斗,没有她们,我的生命将黯然失色。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2）第二部分,第十一段,第310页,第5行的一个括号里写着这样一句话：意义即用途。在我的脑子里也有括号框着一句话：意义即回忆……然而,回忆还不就是包括面孔、日期、香水等词语的字典吗。”
可惜这本小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于是,我的这段话——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也就毫无意义了；“用途”不再成为用途,“记忆”也早已被小说化了,根本没“意义”什么事了。但是他临终之前说的那句话,却明显是在暗示和讽刺我的小说——“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另一句暗示、讽刺我小说的临终遗言,是明末文人金圣叹被旗人砍头时说的：“有一句话,我真不忍心把它带走：”豆腐干就花生米,能吃出烤鸭的味道来。”
7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人人都这么说。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低于生活。”
许多年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踏上了那条与艺术相平行的道路——那也是我儿时所梦想的——科学之路。
那时,我在一所大学的计划生育系做主任。我通过我的影响和权力在全院的科研经费中得到了一笔数目,同进也得到了一项研究课题。
课题的题目是：关于女性生殖器的用途和分类。
在我看来,这个题目明显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生殖器”这一名称,本身就已经界定了它的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繁殖；而“分类”却意味着它具有多重的用途,也就是围绕着多重的目的而产生的多重的“意义”。而“生殖器”——这一称谓毫无疑问防碍了对像本身关于的“意义”的拓展。当然,我在课题报告上不得不使用空上称谓,但在私底下,我更愿意使用“bi“这个词来作为对对象的称谓。它比“生殖器”要好的多,它所包含的意义要更为复杂：它有戏谑的成份,有娱乐的成份,也有污辱的成份,或者某种隐秘和亲昵的成份,它几乎包容了人类所有的复杂的感情因素。与“生殖器”一词相比,它更具有人性色彩,更少功利因素。
有人私下里对我说：“如此这般的措辞法之所以被需要,只是因为有些人要用这些措辞来给某些事命名,同时又不唤起对这些事的真实记忆。”
的确,“生殖器”一词掩盖了我们记忆中欢娱和耻辱的那一部分,而将人们引向了单调的繁殖的那一部分。自然,繁殖也是它的用途之一,而且是较为原始的那一部分,但,那决不是它的全部。随着计划生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就更加不是了。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繁殖的用途只占了其中的一次。也就是说,在千分之一至万分之一之间。假如有人想增加一次,他就不得不准备承受来自国策方面的惩罚。
另外,在我们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人——我的一位建筑系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她决定在她的一生中不繁衍,那么我们还可以把她的那个东西称做：“生殖器”吗？
“可是,如果我们不叫它“生殖器”,那该叫它什么呢？”我的助手问到。
简单的说,它就是一块肉；复杂的来说,它是世界的本原。而眼前的这个物质世界只是它的表象,就像我们在电视机里看到的山山水水和大千世界一样。
它才是世界的真实本原。如果没有它,就没有了生命的个体；没有生命的个体,眼前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无法得以呈现。一个不曾被呈现出来的世界还是被我们称之为“世界”的那个东西吗？
显然我已经老了。
那个两天用掉一打避孕套的年轻人已离我而去,甚至我已经望不见他远去的背影了。我站在书房的窗前,站在我家朝向南面的窗口前,透过一片绿色的树梢。可以望见一栋红砖砌成的旧房子最顶上的两层。那里就是学生宿舍。
那天,宿舍的门紧闭着,门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
里面在做爱,请勿打扰。谢谢！
从里面传出的阵阵尖叫声和欢笑声告诉人们,那里正在发生着一个年轻而又健康的故事。
那时我是那个艺术系的大学生（当然,我也曾经是那个狡猾的计划生育专业的系主任）,那个希望从事我现在的工作的大学生。我想他大概无法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对我的工作产生过丝毫的兴趣,那只是工作而已,那里只有疲惫和乏味。
我老了。不过没关系,在我不能做这事儿时,我还可以写这件事,通过写这件事,使我既回忆它。这叫做：升华。
在我看来,我比以前更“风流”了,只不过这种“风流”变得有一点抽象罢了。但有一点是我至今不曾改变的：我从来不谈“爱情”。
爱情,是文学的事,而我们已走向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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