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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与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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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生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曾指出，中国哲学家基本上是哲学和政治统一的，“属于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一类”。可是，现代人的分工，却造就了“超脱研究对象”的“职业哲学家。”后一种哲学家在中国是新生代，改用现代话语是“为哲学而哲学”或“为学术而学术”：“他推理、论证，但并不传道。”如果从这点来看金岳霖与冯友兰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金“论道”并不传道，而冯则传道：“为万世开太平。”
从发展中国哲学角度看，我赞成金的论道，而不大欣赏冯的传道。理由如次：1、中国哲学的传道传统根深蒂固、绵绵不绝，总是与实用功利纠缠牵扯，在哲学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与西方哲学相比，创获不多，主要表现为思辩程度浅，近现代鲜有哲学大家出现。2、“文革”后，哲学界已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要求哲学从政治的影响和束缚下分化、独立出来，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细心翻检许多人的文革反思文章，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3、海内外“新儒家”自称是传道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儒家第三期”发展很大，然而实际成果究竟怎样，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例如：牟宗三的“道德坎陷”的辩证运动，被认为可以“返本开新”。但其高悬的主体伦理终极、那抽象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如何能开出生机勃勃的民主和日新月异的科学？4、中国正阔步地迈向现代化，与其让哲学家挤在传道的小径上蜂捅前行，不如分化出论道的哲人群体，反而会使中国哲学把先秦涌现、后被湮没的名辨思潮再度兴盛起来，或者接过近代严复未竟的逻辑普及，或者援引西方语言分析学派的技术，对素以含混、模糊、笼统著称且至今仍在的粗疏痼疾予以“治疗”，从思维到语言等改造一番，庶几于中国哲学发展大有益处。5、在此基础上，推动现代化事业的进展。实际上，这种“论道”在今日正在悄悄地进行，如人大代表讨论“婚姻法”有人不同意把暗中“包二奶”当作“重婚罪”对待和处置，就是明显的一例。因为暗中“包二奶”并非“明媒正娶”从而没有“夫妻”关系，不能说是“重婚”，当然以“重婚论处”就无法可依了。理论界讲个人主义讲了几十年，但至今仍不清楚个人主义的三种表现：认识上的个人主义、审美上的个人主义、道德上的个人主义。因此，一讲个人主义就全归结为道德上的自私自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悄悄地进行的“论道”，并非是“学”本身的需要，而是现代化事业的迫切需要和强力呼唤。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把这种悄悄的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东西，转化为理直气壮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反作用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这样，便可以得到双重的收获：一是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7、迈入21世纪的中国哲学，我以为在“论道”方面会有长足的发展。仅以此短文作为新世纪中国哲学前景的展望和祝福。
《北京日报》200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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