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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磊
子思五行是子思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学说，后人以为它和孟子五行是同一种学说，往往将二者统称为“思孟五行”。有关“思孟五行”的最早记载见于《荀子?非十二子》，原文是：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里荀子对思孟五行说进行了批评，但没有列出五种德行的具体名目。唐杨倞 《荀子注》始给以明确的解说，他说：“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
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思孟五行学说作了深入的反思，1由于马王堆三号墓帛书的发现，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已大大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2 多数学者认为思孟五行就是《孟子》书中的“仁义礼智圣”。一九九三年十月，郭店楚墓竹简被发现，其中有和马王堆帛书基本一致的关于五行的内容，于是，“思孟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几成为学界的共识。笔者在学习思考之余，觉得把子思五行认定为“仁义礼智圣”有违于从孔子到子思的思想实际，和荀子之言不合。无独有偶，笔者在《吕氏春秋》中找到了一套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比较符合子思的思想，笔者认为就是子思五行，现笔之于端，以就正于方家。
（一）
把“仁义礼智圣”说成是孟子的五行说是可信的，因为孟子书中多次以仁义礼智并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公孙丑上》）
他还常讨论“圣”，比如：
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万章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圣”已不是《论语》中高不可及的德行，而只相当于射箭中的力。所以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
圣与仁义礼智一起构成孟子的五行说。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尽心下》）
朱熹《孟子集注》于“圣人之于天道也”下引“或曰”说：“‘人’，衍字。”这个判断已为新出的五行文献所证实。4因此，孟子之五行和简帛书中的“仁义礼智圣”应是一致的。
不过，笼统地称“思孟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是不准确的。荀子只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没有具体说明五行是哪五种德行，也没交待子思与孟轲所主张的五行是否一致。裘锡圭先生认为帛书是孟轲学派的作品是慎重的。5
根据荀子对思孟五行的描述，结合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将子思之认定为“仁义礼智圣”的不妥。
荀子称思孟五行是“案往旧造说”，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思孟五行是在前人思想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称“案往旧”；第二层含义是，思孟五行是子思、孟子从前人思想概念中挑出五种，并以其附会“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产生的新五行学说，故称之为“造说”，这一点，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并作了论证。6诚如学者所说，荀子并不反对仁义礼智这些伦理道德范畴，但他反对将这些范畴神秘化而不加以解释，所谓“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就是指的这种神秘化。侯外庐先生说“无类则谓附会”， 7是对的。
从早期儒家思想的实际看，将“思孟五行”笼统认定为“仁义礼智圣”，至少有两点不通。第一，从孔子到曾子到子思很少讨论“圣”的概念，在孔子的心目中，只有尧舜这样的人才可称为圣人，常人是难以企及的，《论语》有：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圣的境界为什么很难达到呢？从上引《孟子》来看，是因为它和天道联系在一起，简帛《五行》也说“圣人知天道也”。又简帛《五行》云：“闻而知之，圣也。”帛书《五行》的《说》云：“闻之而知其天之道也。”这说明圣是和天道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孔子直至子思的心目中，知天道的人实在寥寥。孔子曾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
因为天道难知，所以博学如孔子者平时都很少谈天道，子贡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在曾子的著作中，几乎没有讨论圣的文字。 子思的著作中虽谈圣人之道，但他对圣人的看法与孔子是一致的，他说：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礼记?中庸》）
又说：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礼记?中庸》）
显然，圣人并不世世常有，而是百世方出，这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认识迥然不同。既然圣的境界如此高远而难以达到，那么子思的五行中不会有“圣”的概念， 所谓“道不远人”， 如果太高远， 就不能作为人的基本德行。
第二，杨倞以五常仁义礼智信释五行，它与孟子五行说的区别在于没有“圣”，而以信代之。按以仁义礼智信五者并称，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董仲舒为什么要用信替代圣，这和儒家重信的传统分不开。
孔子十分重“信”，他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人没有信，几不可在社会上立足。他还以为信是君子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他说：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所以，他教学生必以忠信，所谓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信还是形成仁的品格的重要因素，子张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阳货》）
对于统治者来说，信也很重要，《颜渊》篇有：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民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中，孔子重视忠信的言论还有很多，此不备举。
孔子的学生也很重视信，以曾子为例，他曾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
另外他还认为：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礼记?大学》）。
孔子的其他学生，如有若、子张等都有重视“信”的言论保存在《论语》中，此从略。
子思也重视“信”，《中庸》多次引用孔子之言讨论“信”，如“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上焉者虽尊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由此可见，从孔子到子思，尽管所讨论的道德范畴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在重视“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子思的五行说中应有“信”这个基本道德范畴。
孟子对“信”的态度则稍有变化，他一方面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认为信是上天赋予的品格，另一方面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认为义高于信。当义和信发生矛盾时，则应舍信取义，“信”不能成为其五行之一是可以理解的。
荀子说“思孟五行”是“案往旧造说”，又说后世俗儒以之为仲尼、子游所创，准此，并据上述讨论，可以认为将子思之五行认定为“仁义礼智圣”是不对的。尽管从孔子到子思对这五个概念都有讨论，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五个概念不能都成为人的基本德行，尤其是“圣”，在那个时代还不能成为一个基本要求，而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的“信”，却不在其中。有必要重新寻找子思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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