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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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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本山东人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他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第五部分 关于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已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覆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覆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者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的人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邦”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过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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