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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性建构和中国文化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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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蓉生
不知从何时起，体系性建构成为某些研究者评论学人、学术的依据，而中国就成为这些人眼中的荒蛮之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晓华（《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以下简称《钱》）、《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以下简称《当》））和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以下简称《悼》））“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名字，却不敢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系”（《当》）、“但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的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总之，他必须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者。而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来说并没有这样的人”（《悼》）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是否存在“体系性建构”并非本文所关心的（杜保瑞《对牟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就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中已经建构理论、形成哲学体系者有多人”），本文只是试图探讨一下“体系性建构”这个标准本身以及其与中国文化之矛盾。
首先，是不是“没有体系性建构，就不会有真正突破性的发现”“可以把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棗创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老子、笛卡儿、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第二个层次棗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具体学科或对此学科进行了具体的体系性建构棗如皮亚杰（发生心理学）、贝塔郎菲（系统论）、苏珊·朗格（美学）等；第三个层次棗对某一学科有很深造诣并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者，陈寅恪和钱钟书都属于此层次。”（《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的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就是说他必须有自己的哲学，他必须为世人提供全面系统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崭新的理解和解释，总之，他必须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者。”（《悼》）？
王晓华、葛红兵在列举西方大思想家的同时，不约而同的分别列举了一个中国的大思想家。“我们需要的是孔子、海德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葛红兵《给名人上课·钱钟书》）“创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老子、笛卡儿、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钱》）奇怪的是，执“体系性建构”标准，老子、孔子根本无缘进入这一层次。
号称“仁”学祖师孔子从来没有对“仁”下过一个定义，一部《论语》，按黄仁宇先生的统计，“《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话有点夸张，仅有的重复是：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凡两见于《论语》（《学而》、《阳货》）颜渊、仲弓、司马牛先后问仁（《颜渊》），樊迟更是好学，一次不够，还问第二次（《颜渊》、《子路》）孔子的回答个不相同。“克己复礼为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仁者其言也讱”、“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天哪！毫无重复性可言！越到后世，越说不清楚，众说纷纭，可见没有定义。（南怀瑾《论语别裁》）“仁”算得上是孔子的终极追求（《论语》中有75个“礼”字、24个“义”字、40个“德”字，却有110个“仁”字），连终极追求的“仁”都没有定义，遑论“体系性建构”。
体系性建构，总的有点逻辑性吧？一部《论语》，从第一章念到最后一章，抑或从最后一章念到第一章，你看得出什么不同吗？本来孔子传心法与曾子，曾子作《大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作《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可以称为“义”学祖师）。《大学》、《中庸》两篇逻辑条理比较清楚的书，却远不如毫无章法的《论语》、《孟子》重要。
有人要说，孔子自己没写书来着，《论语》不代表孔子的水平，且不说孔子根本无意“体系性建构”，其实连写都懒得写，我们不如来看看被王晓华列入第一层次的“道”学祖师老子，虽说是被逼的，老子毕竟还是在函谷关下自己写下了五千言的《老子》或曰《道德经》，却又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的注、疏、通、解，与《老子》风马牛不相及，相互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注、疏、通、解，没有六百万字，六十万字总有吧。有了“体系性建构”会这样吗？为什么同样没有“体系性建构”的老子可以登上第一层次，而其他人不行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得其真谛，文论家近之。
王晓华认为“文艺批评的最高境界显现在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诗学问题》等具有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创造一个新的批评体系将批评对象纳入自己独特的批评视野，乃是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特征。在这种批评中，世界因他们独特的符号系统转化为他们的视界，他们在此视界中对批评对象进行观照棽蜅评估。最高境界的批评都具有创世纪的性质。”（《当》）严沧浪标举“兴趣”，王渔洋标举“神韵”，王国维标举“境界”，都是以两个字构成一个符号系统，有没有“创世纪的性质”？但是看不到“体系性建构”的影子。另外《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算不算二十世纪？
其次，为什么“《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建构在中国文论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特例”为什么“体系性建构上的笨拙和力不从心几乎可以在每一个现当代中国文化大师身上见到。”？（《钱》）
中国文化本无“建构”的土壤，世界各大民族都有史诗流传，汉族没有。古希腊的神话世系非常清楚，而中国三皇五帝都有N种说法，西王母是神是魔，是男是女，不得而知。世界各大民族普遍接受宗教，汉族没有。汉族可以既去老君庙烧香，又去佛前上贡，最近还去教堂礼拜，当然更重要的是祖宗牌位。印欧语系有时态，汉语没有，（古汉语）主谓宾有时可以互相颠倒或而省略，甚至标点也未见完整。（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中国土产的儒、道，故无“体系性建构”可言，王晓华所谓拥有的“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的佛教，流传到中国，在中国，至少是中国的文人阶层，最后发扬光大的居然是禅宗，且不论历史真伪，流传下来的禅宗故事，禅宗源起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而六祖居然是从“不是风动，不是帆动，仁者心动”开始宏法！禅宗不立文字，何来“体系性建构”？一则则公案的内涵，何尝不如一部部佛经。师傅对徒弟的回答（公案）依然和孔子一样是多变的，而且意义不是明了的，例如“独坐大雄峰”（吴言生《禅宗哲学象征》），甚至公案的解释（《颂古》）也是含混的，观“禅宗第一书”《碧岩录》可知。就如《禅宗哲学象征》，从哲学研究角度上说或是正途，但如果说这就是禅的本意，一定会被大宗师大喝一声：“咄！野狐禅！”也许，这就是中国所能接受的文化。《文心雕龙》这样的“体系性建构”一见于佛学始盛之六朝而不再见，也是印度佛学和中国文化结合的结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没有“体系性建构”生长的土壤。
体系性建构的优点，在于简约化、标准化、可重复性，现在大家讨论康德、海德格尔，看过《纯粹理性批判》和《存在与时间》，即或是中文版，对原意的理解都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弗洛伊德的理论稍一改变，荣格就可以算是第二层次的祖师了。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织布机），FDA相信的为数不多的老鼠试验和几千例的临床试验，而不相信几千年的历史见证，和西方哲学的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正如月印千江，化身不同，而本质实一。工业革命固然带给人类极大的福祉，但是直到如今，世界一流的手提琴仍然是在某个乡间小镇主要依赖手工做出来的，而更重要的是，幸好，思想无需批发。
其三，是不是“钱钟书的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篇》…只不过运用了几种语言进行了比较学的研究而已。研究钱钟书的学者们所总结出的钱钟书的比较重要的发现，“如企慕情境”、“距离说”、“通感”等等，都可以在国外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并且不过是人家在体系性建构过程中得出的具体结论。”（《钱》）？钱钟书先生因为和“体系性建构”背道而驰而成为“体系性建构”理论的最大被批判者。钱钟书先生甚至被下降为“一个学术大厦的看门人”（《悼》）这一点，李洪岩《如何评价钱锺书》（以下简称《如》））、刘梦芙《这也算学术批评吗？棗葛红兵评钱钟书诸文读后》已经有很详尽的反驳。
把钱钟书先生下降为一个“运用了几种语言”（《钱》）的比较学专家，或是“一个学术大厦的看门人”（《悼》）只能说明作者没有读过《谈艺录》、《管锥编》，王晓华甚至连《管锥编》也被写成《管锥篇》！《编》者，盖非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不可。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论确是钱钟书先生一大成绩，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成绩，钱先生这样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学者，不在比较学上出点成果，反会让人感到奇怪。再者，钱钟书的贡献，和“研究钱钟书的学者们”（《钱》）所总结出的，是一样的吗？“钱学”和“钱钟书思想”本来就是两码事，正如“禅宗研究”和“禅”是两码事。“可以在国外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钱》）也不过就是“足球源起于中国，最早叫蹴鞠”云云的翻（反）版。《谈艺录》、《管锥编》于浩瀚典籍之中，于老生常谈之间，轻拈数语，开后学晚辈无限法门。无赖他求，《谈艺录》开篇《诗分唐宋》于老生常谈之间，《管锥编》开篇《易之三名》于浩瀚典籍之中，便是佳例。光靠“照相机式的记忆力”（《钱》），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照相机无法做到，就算把所有的典籍搬上网也无法做到，因为这需要智慧。
这些并非本文主旨，我们还是来看看钱钟书先生对“体系性建构”的态度：“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失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断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钱钟书《读拉奥孔》）据李洪岩所述，“（钱钟书）早年曾经动笔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当时发表的该书序言看，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完全是西洋的。但他后来显然放弃了这种系统著述的方式，只是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谈中国诗》、《读〈拉奥孔〉》以及《〈宋诗选注〉序》中保留了系统论述的方式。”（《如》）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也是在西方理论（叔本华）中国化的《红楼梦研究》之后。两位二十世纪的大师同样在试图建构体系之后放弃了这种不合适中国文化的创作方式，回归到“评点感悟”上来，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选择，正如中国文化选择了禅宗，而不是因明学。可以说，钱钟书先生正是因为没有盲目追求什么“体系性建构”，坚守了中国传统的“评点感悟”，同时放眼世界，以西证中，借中明西，才使得先生成为第一流的大学者。
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文化不仅没有体系性建构的传统，可能也没有体系性建构的土壤，才有可能立于世界之颠。肯定自己，并非要“自守枯株待兔来”，否定自己，实无异“却缘林木求鱼至”，邯郸学步，古鉴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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