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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辜鸿铭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文化"怪杰",他留学西方,懂得多种外语,能流畅地用英文写作。然而他着长衫,拖长辫,竭力维护中国旧文化传统,写作《春秋大义》,鼓吹非物质主义文明史观。他与20世纪初激进文化主义者相比,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精神态度。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因其保守,不愿意研究他。然而,他的著作毕竟透出一种民族情怀,对中国文化建设示以关心。爱之过切,以至护短,这是辜鸿铭学术思想的一大缺点,非物质主义的文明史观更是落后时代。他主张心灵的文明，提倡国教的需求，形成他文化建设思想的明显特色。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侨家庭。13岁就到西方,留学于英、德、法、意等国，为时11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的幕僚，清末时任外务部郎中等职，民国初年为北京大学教授。俄国的托尔斯泰曾与他同信,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很有名"。印度的泰戈尔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称呼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辜鸿铭名声益隆,在日本还出现过"辜鸿铭热"。此前1924年到1927年他曾被邀赴日本作过三年的讲学。
辜鸿铭一生著作甚多,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中国人的精神》等,大都用英文写成。此外还有以日文与德文传世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等。辜鸿铭的著作,最有影响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下面试论辜鸿铭学术的几个基本观点。
一、"心灵"与文明
辜鸿铭在其重要著作《中国人的精神》的《序言》中,首先讨论什么是"文明"。他说本书试图揭示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文明的价值。他认为要估价一个文明最终寻问的不在于它是否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的建筑和宽广的道路,也不在于是否能造出实用的工具与精密的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与科学的发明。估价一个文明,至为要紧的是看它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男人与女人"。所生产的"人的类型"与素质,表示了该文明的本质与灵魂。为此,他以真正的中国男人、真正的中国女人、中国的语言为议论中心,组成《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重要的前三篇。他的文明史观表现出纯"精神"与非物质主义的倾向。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有一种区别于西方的优雅的精神素质。中国人与西方人过着"不同的生活",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自"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同时也不来自"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产生于"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他批评世人时常不去注意"情感"，更不能将其酿造成一种生活,以至对物质以外的一切全都忽视了,对"缺乏优美和不甚清洁的生活环境毫不在意"。他承认,普遍的人类之爱在西方也是有的,《圣经》里有一位妇女就曾经说过,"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的爱是那么的深"，但他强调:这种人类友爱之心,在中国特别明显与深沉。
他又指出：中国优秀文明与由这种文明培育出的人民,是最具礼仪的。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礼仪之邦。他说,人类的至高道德──礼，原产于中国。这种"礼"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奥秘,即:不以暴抗暴,而应诉诸义礼。事实上要想清除强权及这个世界上一切不义的东西,都不能依赖强权,而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优雅得体的举止。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莫言，非礼莫行。这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他说，自己在书中要加以阐明和解释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试图说明西方虽然也讲礼,有基督教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那里的礼仪之道正在冲谈与消失。相反另两种不良之物在滋长着，即不断发育膨胀的以法国为代表的"群氓崇拜"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强权崇拜"。其结果,西方征战不休,最终爆发世界大战。所以，应当将中国的优雅文明,礼仪精神及泛爱心情移植到西方,去消灭与战胜那里的群氓崇拜与强权崇拜。这样世界方有安宁之日,方可变为和平的乐土。总之,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在中国,西方文明沦丧,西方世界在没落中。
日本福泽谕吉有《文明论概略》一书，曾对"文明"做如下论述:文明是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但首先应将文明与"人类的交往关系"联系起来思考,所谓文明实际上是"摆脱野蛮",使"人类交往活动逐渐改进",消除一切的不平等,争取民主与自由。他说：
文明的本义,不是在于上下权利平等吗？试看西洋各国文明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首先是推翻贵族。如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再者如我们日本,也是同样地实行了废藩置县,士族失去了特权,贵族也丧失了威风,文明的意思可能就是如此。
对比看,辜鸿铭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在辜鸿铭看来,文明的本意是精神的"文化",是心灵的"优雅"，一国一民族的精神气质传统。福泽谕吉的"文明"则为"近代化"概念的具体表达。文明主要表现于社会平等的实现,人类关系的改变。概而言之,辜鸿铭的文明观是"向后看"的文明观,传统即文明；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为"向前看"的文明观，现代化才是文明。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提出"民主与科学"思想,这种文明观当与福泽谕吉文明观同义。
对于文明的多样解释,反映了解释者的不同社会变革观。辜鸿铭阐述文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明,精神可嘉。然而他所谓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无关,所谓不在于物质建设与艺术科学,则失之偏颇。科学的发展、物质的增加、艺术的长进,以至平等思想的宣传、社会的变革、制度的改造──总之,实现现代化──乃是全世界落后民族包括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本应直面对待的最大时代课题。辜鸿铭的文明观不包括社会改造,不包括物质建设,不包括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仅对既有文化怀眷恋之情,行绝对保护,实乃滑入"文化保守主义"狭隘轨道。正因为此,他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化,不置一词，对在中国实现物质生产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化不那么感兴趣,相反倒认为西方为科学所误,为商业所误。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时,片面地将大战原因归结于西方的商业。他说:商业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当今世界的大敌。他认为,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了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他对当代西方文明有责备之意,对中国文明备具爱心,以至"爱屋及乌",对其中的糟粕也爱顾不弃，对中国文化明显的偏袒与护短是他的中国文化观的一大特点。他对妇女的看法,就很成问题：一个女人应为他的丈夫"无私的"生活着,这在中国是一种道德。这是因为他的丈夫已经在为她负了一个丈夫应负的责任:给妻子生活开销,处处予妻子以关心。他甚至对陋俗的纳妾制度也找出种种理由,证明它存在的合理:
"我常对那些爱谈中国纳妾之不道德的人们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那些纳有群妾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了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的成分"。他又说:"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那么我将说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阅读辜鸿铭，使人联想到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出现一场否定科学精神的思潮。辜鸿铭写《春秋大义》,是这个思潮的折射与反映,加入了当时否定西方文化的大合唱。只不过,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调门显得更高,更突出,并将这个调门播向海外,这一点是应该加以指出的。
二、 建议设"孔教"
辜鸿铭反对当时外国学者的观点: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中国人种属蒙古人种,粘液质民族。他反驳云:中国人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宗教"，是因为已经拥有了一套儒家哲学和伦理体系。儒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在这里,辜鸿铭说"儒学不是宗教",只不过说它不是西方式样的"宗教"。在《春秋大义》中,他多次肯定儒学是宗教,至少是"准宗教",是中国式样的特殊宗教，或称"国教"。"孔子创立国家宗教,确立忠诚之道,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作。"他又说,"孔子是在他晚年所著的一部书中,传授了这一宗教。"将孔子之道直接称为"国家宗教"或简称"国教"。"孔子传授的国教对忠诚的誓约,即名分大义的确立,使得中国人民绝对地效忠于皇帝。"然而在中国,儒学作为宗教,又与西方的宗教,具体言之与基督教又有很大的不同。辜鸿铭称,西方宗教是"个人的宗教"或称"教堂宗教",而儒学则是"社会的宗教",或称"国教"。
他分析，人们需要宗教,是因为宗教给人以安宁。"宗教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我认为宗教给人以安全感与永恒感。"在自然力的驱使与恫吓之下,在"冷酷无情的同胞面前",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以安放脆弱的灵魂。再则,现实的变换,人生的变故,从出生到死亡,有着许多神秘的、不确定的现象,这一切也促使人们去寻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在那里可以有永恒感,可以确定对于来世的信念,可以减轻自然与社会给予人们的压力。正如耶稣说,"我赐给你安宁。这种安宁,世界不能给予你,也无法将它从你身上剥夺。"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儒教,同样可以使人获得心灵的安全感。"通过对一个全能之物即上帝的信仰,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但是我也曾说过,孔子的哲学体系与道德学说即著名的儒教,能够取代宗教,能够使人们、甚至使大众不再需要宗教。那么在儒教定有一种东西同宗教一样,能够给人们以安全感和永恒感。这就是孔子在其国教中给予中华民族的忠诚之道──对于皇帝的绝对忠诚。"从这种忠诚心出发,中国民众在心理上获得精神支柱,而得安宁。
如同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所说,自甲午战争(1894年)至民国成立(1911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康有为、梁启超一方面是在中国鼓吹变法,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方法摆脱不了旧的模式,要立孔教,要在中国保留帝制。
由辛亥革命到北伐成功(1911──1928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最主要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新文学运动"与"新思潮运动"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将这两个时代合起来加以思考,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有一派总是维护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地位,而文化解体主义则对孔子思想作不遗余力的批判。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从其本质意义上说,不是传统语境的前进与倒退的意识矛盾,更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而是同希望中国向前发展的先进知识人在如何适应新时代,建立什么样新文化问题上的内部争执。进步思想阵营中的如此两派,论其观点,各具优缺点。优点是:前者深谙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知晓中国文明来龙去脉,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更新前提下的接续态度有其可鉴之处,不可轻否。后者,通晓外国文明,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引进国内,于中国旧文化之改造更新,建功甚巨。若论两者的各自缺点:则前者虽在接续中国文化方面有功,但出于对于本国传统的偏爱,对中国旧文化的扬弃洗磨,有欠用功。后者用力于旧文化之批判,而忽视中国传统之接续,以至视文化血脉之断绝而不顾。梁启超、梁漱溟,甚至再往前推溯,如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当然也上包括辜鸿铭,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总体皆无可厚非。但他们在主张接续传统的同时,对旧文化糟粕也兼容并包,有失批评之心,显然不可取。从这个意义上延伸,以孔学为"国教"一议,自然值得推敲、商榷。
三、"春秋大义"与"名誉大法典" 辜鸿铭著有《春秋大义》,写作此书的目的乃为宣传《春秋》大义精神。他将《春秋》视为中国历数千年来的"国教"宪法，认为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以至行为规则都记录在这本书里。何为中国精神的宗旨本意？他有以下见解:"君子之道"至关重要,为《春秋》精髓。而"名分大义",即关于"名誉与责任"的原则是理解君子之道的思想入口。因而《春秋》又可称为中国的"名誉大法典"。他说,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廉耻思想。人的羞耻感觉是国家、社会文明合理、永久与绝对的基础。如谚语所说:"窃贼亦有廉耻之心"，再如赌徒聚赌,如果没有廉耻感约束,使输者付钱的话,赌博就继续不下去。廉耻之心,人之天性。尽管这种天性由于社会影响,私心遮蔽,会变得淡薄,甚而消失,但通过国教教化仍可使之恢复与发扬。倘若国教昌兴,中国人大体上能作到识礼仪知廉耻,中国新道德、新文化建设成功也就指日可待。
辜鸿铭承认,当一国家、一民族有了国教,有了"名誉大法典",国家就会步入有序状态,否则国家一切活动将会出现混乱。法院固然需要,但如果没有"名誉大法典"加以约束,一切只能依靠暴力。他举商业上的例子说,"如果没有廉耻感使他们去履行契约的话,那么所有的贸易将立刻被迫停止,"也许人们会说,法院可以进行干涉,可以实用暴力。然而,辜鸿铭指陈:"人没有了廉耻感,社会就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强调,"但我可以证明,暴力无法使一个社会长治久安。"辜鸿铭一方面将《春秋》之道说成是廉耻之道,又将其诠释为"忠诚之道"。"正象在从前的家庭宗教里定下了对婚姻的誓约一样,在孔子的国教里则定下了关于忠诚的神圣誓约","关于忠诚的誓约,或许可以称之为忠诚之道。"忠诚之道给中国人安排了一种精神秩序,即臣子对国王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易言之,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辜鸿铭看来,孔子不但给中国人制定了一部精神法典。而且制定了一部政治法典，创造与规范中国特有的国家秩序，因此《春秋》是中国最"真实的宪法"。他这样评价《春秋》的历史价值:在这部书里,孔子首先确立了忠诚之道,称之为春秋名分大义,或简称为春秋大义。孔子这部传授忠诚之道的著作,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以上论述的是辜鸿铭以非物质主义为特征的文明史观点。他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并将中国文化向西方作介绍。他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成分良可肯定。然而为中国旧文化护短,维护中国传统中的糟粕内容,则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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